图由本报特约记者李三红摄

　　人物小传：彭新云，1949年11月出生，1966年8月入伍，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6年开始从事军史编研工作，退休后继续在军史编研岗位上耕耘，主编、参编和组织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解放战争战略追击》、《剿匪斗争》分册等军史书籍36部（册）、2700多万字，两次荣立三等功，先后被评为广州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军史编研工作先进个人、全军先进退休干部。

　　历史是一面镜子，更是一笔财富。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原主任彭新云，在党史军史的宝库里辛勤开掘了20余载，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令无数人感动不已。

　　2009年3月26日，北京，全军军史资料丛书和高级将领传编撰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彭新云作为全军军史编研工作先进个人，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他20多年潜心军史编研工作的心路历程。他对军史编研的满腔激情和无悔追求，赢得与会者一次次热烈掌声。

　　面对广阔的研究领域，他这样考证史实——

　　宁走千里路，不失一字真

　　彭新云这样解释自己的责任：军史编研工作最紧要的是求真务实。宁走千里路，不失一字真，决不能因为我们的粗疏错漏歪曲历史、贻误后人。

　　1996年底，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许多媒体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驻港部队。有的报刊称驻港部队某步兵旅前身“红一团”，是三湾改编时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1团，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引起有关军史专家、兄弟军区和一些学者的质疑，一些对我军历史颇有研究的外国学者也多次专电质询。

　　然而，就连有关军史研究机构也无法断定“红一团”与三湾改编时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1团有没有直接联系。

　　彭新云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能不能回答清楚，不仅关系到驻港部队的形象，甚至会给一些居心叵测者留下口实。

　　在此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彭新云马不停蹄走访和请教了多位军史专家和老前辈，从有关档案馆和文史部门带回50多万字的史料。征得组织同意后，他派人赴北京查阅早年在“红一团”担任过领导职务的21位高级将领的档案记载……

　　就这样，彭新云硬是一点一滴理清了“红一团”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时期10多次复杂的组织调整及变更情况。最后得出结论：驻港部队某步兵旅前身的主体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红3军第7师，在其发展历程中，先后4次吸收了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1团的成分。

　　他的这一考证得到权威机构和专家认可。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向驻港部队和军区新闻单位下发通知，统一了对某步兵旅前身“红一团”宣传的口径。

　　彭新云参与审阅驻港部队军史馆陈列内容小样，有人善意地对他说：“老彭，陈列馆从框架布局到文物、照片征集，都经过不少专家反复核实，估计不会有问题，你就别那么辛苦了。”

　　彭新云不急不火：“历史问题不能‘概略瞄准’。”

　　没想到，结果让人们大吃一惊，彭新云不仅指出了军史馆内容在完整性、系统性方面存在的缺陷，还对一幅幅照片、一句句文字反复核准，找出了20多处重要史实方面的差错。一位军史专家感叹：“老彭啊，大家都知道你爱较真，可没想到你会这么较真，这么严谨，我们从你身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编写军史资料丛书《剿匪斗争·中南地区》册，彭新云带着两名编研人员奔赴10多个省市的43个党史、档案、公安、政协、民政、新闻等单位和部门，征集史料4000多万字。为了查证江西剿匪斗争中牺牲的12名营以上干部的情况，他们将江西省民政厅编印的37本、40余万革命烈士名录，从头到尾一句句、一行行都查阅了一遍。
 

　　历史深处风云际会，他这样面对绕不开的难题——

　　上要对得起先辈，下要对得起后人

　　“彭主任主编的这本书，对历史上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记录实事求是，受到军内外军史专家和广州军区老干部的普遍赞赏！”编研室副主任陈乔桂指着案头一本厚厚的《北战南征铸辉煌》说道。

　　回想当时参加撰写这本书的情景，陈乔桂说：有些事虽说已经过去几十年，但还是比较敏感，有的编研人员不愿碰、不敢碰，担心把握不好会出问题。

　　“比如，‘三支两军’历史，写不写、怎么写，大家争论很多，有的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定论，这段历史没必要再写。”

　　结果，这本书里别人不敢碰的章节，彭新云都揽过来，亲笔撰写。

　　“当时心里也有一些困惑，但编史修志，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历史真实面貌，否则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彭新云告诉记者，1967年初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广州军区先后派出大批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虽然造成了一些消极后果，但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制止武斗、遏制和减轻内乱造成的破坏有一定的贡献。撰写军区部队这段历史，就是要直面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警示后人。

　　他带领一名干部，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充分叙述军区部队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值得后人继承的光荣传统，又不回避“三支两军”在“左”的思想支配下造成的消极后果。书出版后，受到军史专家的高度赞扬。

　　求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编纂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中南地区分册，彭新云组织军史编写人员跋山涉水，调查考证。他们编纂的5个分册，受到中央军委丛书审查小组的好评。

　　史实纷繁复杂，他率先拿出一个个编纂标准——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身为军史资料的编纂者和牵头人，既要干好自己的工作，更要大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探索路子，规范标准。”这一追求常使彭新云寝食难安。

　　彭新云参与组织编撰《广州军区史》，由于历史情况纷繁复杂，在军区历史上限问题上出现了三种观点：有人主张以1945年各解放区十万大军进入东北，于当年10月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为起点；有人认为应以1948年8月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分开为起点；还有人坚持以1955年4月中南军区改称广州军区为起点。

　　面对争论，彭新云心头五味杂陈：多年来，军史编写工作在确定部队上、下限问题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说法。一些部队在编史时，有的以部队番号改变为起点，有的则主张以根本任务的转换和活动地域的改变为起点……

　　彭新云大胆提出确定一支部队历史起止时间主要看两条：一是这支部队的领率机关何时成立，成立后有没有中断；二是这支部队的发展主脉有没有断线。并接连撰写发表了《关于广州军区历史上限问题的基本看法》、《关于广州军区史编写工作应把握的七个原则》等多篇研讨文章，既为《广州军区史》历史上限找到了答案，也为全军部队这方面的编研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军虽然制定了《军史资料丛书编纂手册》，但由于各卷丛书涉及的历史事件千差万别，许多具体问题在手册中难以找到现成答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全国剿匪斗争》编纂刚展开，他就及时向上级提出“关于各大区剿匪斗争时限的确定原则”等22条具体规范性意见，并吸收各方面看法，对“匪”的内涵外延进行了科学定义，被全军推广，统一了各大区分册的编纂标准。

　　军史资料亟待抢救，他为此开辟多种渠道——

　　利用红色资源，发挥资政育人作用

　　作为编研室的领头人和军史研究专家，彭新云也有过困惑——

　　编研室被看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钻故纸堆”的岗位，一些干部认为编史修志是坐“冷板凳”，没有多少成长发展空间，不安心编研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