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是南昌市西湖区筷子巷派出所户籍民警邱娥国的人生追求。

    从警17年，邱娥国始终不渝地实践着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满腔忠诚倾注于公安事业，把一片深情献给居民百姓。

    醋巷、箩巷、翘步街、育婴巷、陶沙塘巷、都司前街……17年来，邱娥国辛勤工作在南昌市广外街道、筷子巷街道的大街小巷，与群众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树立起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

    1996年12月10日，一个寒冷的日子。

    南昌市第三医院病室里，79岁的黄糯女老人正在生命的尽头徘徊。从福州、九江、景德镇赶来的儿孙们围在床前，泣不成声。

    老人翕动着嘴唇：“娥国、娥国、娥国……”

    “妈，我是海泉呢！”大儿子何海泉轻声喊着。

    “娥国、娥国、娥国……”老人执著地呼唤着。

    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民警急忙走到床边，握着老人红肿的手，俯在老人耳边低声说：“婆婆，是我，我是娥国。”

    1979年底，33岁的邱娥国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南昌市广外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1990年调往筷子巷派出所继续干户籍民警。17年里，邱娥国做孤寡老人的“孝子”，当迷路孩子的“慈父”，为群众排解了一个又一个生活难题。他说：“群众就是我的父母、亲人，他们有难处，我一个党员、人民警察不去帮，谁去帮？”

    年近八旬的何俊杰、黄糯女老两口的四个子女都在外地，只有春节能回家与父母团聚几天。1984年，邱娥国家搬进章江路27号，与两位老人成了邻居。

    十几年来，两位老人买米、买菜、倒垃圾、劈柴、搬煤球等重体力活都由邱娥国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承包”了。天气冷了，老两口筋骨痛，手不能下冷水，邱娥国就把热腾腾的饭菜做好端过来。过年过节，两位老人总是与邱家老小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何家来了客人，吃住都由邱娥国家安排。何家的儿孙们回家过年，邱娥国家总是腾出干净的房间，铺好整洁的床铺迎接他们。每当黄糯女老人的气管炎老毛病发作，不管是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是邱娥国和妻子涂荔花推着自行车把老人送到医院。

    邱娥国出身于南昌市进贤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家境贫寒，是当地党组织、政府和热情的乡邻帮助他们家渡过一道道难关，帮助他读完小学，送他参了军，入了党。所以，他特别能体会人们孤苦无助时的心情，也深知及时的帮助是多么珍贵。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警察，他始终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头，随时随地向老人、孩子和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双手。

    80岁的余锦桂老人家住筷子巷。1995年3月6日，她的老伴过世了。邱娥国闻讯赶来，帮老人收拾好零乱的房间，安慰老人说：“余婆婆，你莫哭，你有白内障，会哭坏眼睛的。放心，今后我会帮你的。”

    看老人家里柴火不多了，第二天一大早上班前，邱娥国就扛来一大捆拾来的碎木、断竹，帮老人劈好、码好，还细心地把上面残留的钉子拔下来。

    第三天中午，邱娥国又买上半斤猪肉，上了余婆婆的门。做饭时，老人往锅里只放了一丁点油。瞅见油罐快见底了，老邱转身进了对面的油铺。

    看到老人的衣服补丁太多了，邱娥国马上到街上买回新的内衣、外衣。老人裤子的松紧带松了，邱娥国买来新带子，到裁缝店里用缝纫机轧好。老人床席下的垫絮旧了，邱娥国就拿出去找弹棉花的加工。老人病了，邱娥国抓药、请医生忙个不停，还自己掏钱请左右邻居帮着烧饭、烧水，生怕老人饿着、渴着。中秋夜，邱娥国拎来香蕉、苹果，还有一大保温桶炖鸭子。嚼着肥嫩的鸭腿，余婆婆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慢慢地，邻居们发现，余婆婆胖了，脸色好了，也爱和大家说说话了。

    去年10月的一天，邱娥国给老人送柴火时，老人从木箱底下摸出一个包袱，颤巍巍地打开一层层的棉布、报纸，找出一个3000元的定期存折、一个300元的活期存折和去世丈夫的扫墓证，交给邱娥国。“娥国，你真是个大好人。这钱和证件你替我放着，我的后事全托付给你了，到时候把我和老伴埋在一起。”邱娥国郑重地接过存折和扫墓证：“婆婆，我就是你儿子，我妻子就是你的媳妇。你老人家放心吧。”

    邱娥国桌头放着一册特困人口记录本，上面记着孤老江一波、盲人万丛娣、残疾人罗尧根……街坊邻居们常常看见，邱娥国买来热腾腾的肉包子，坐在江一波老人身边看着老人吃完早点再去上班；邱娥国帮着万丛娣一家操办着柴米油盐、家务杂事；邱娥国跑上跑下地给罗尧根扛煤气罐……

    住筷子巷的79岁老太太范克菲，想与家在北京的83岁老先生卢川结成伴侣，两家儿女死活反对。邱娥国上门磨破嘴皮地做通小辈的工作，蹬着三轮车，把二老送到婚姻登记处。老人新房贴着的大红“喜”字，还是邱娥国亲手剪的。棋盘街26号的小福夫妇闹翻了，女方一气回了娘家。几天下来，家里冷锅冷灶，孩子又吵又闹。小福一连往丈母娘家跑了6趟，妻子就是不肯回来。邱娥国知道了，冒雨连夜赶到小福丈母娘家，劝得小福妻子回心转意，陪着她回到了家。

    一次，一位居民在象山南路发现一名4岁的迷路男孩。他照着墙上警民联系牌提供的电话，打电话给邱娥国，邱娥国立刻赶到象山南路。孩子太小，只会哇哇哭，什么也说不清，邱娥国抱着孩子在原地等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小孩父母。下班了，邱娥国把孩子带回家里，一家人忙着为孩子喂饭、洗澡。孩子在他们夫妇的被窝里睡着了，他们一家人才把放凉的饭菜热了吃。

    第二天，邱娥国又四处联系，找寻孩子的亲人，并花了300元钱在电视台连登三天寻人广告。孩子在邱家快乐地生活了一个星期，邱娥国却焦急地奔波了7天。

    终于找到了孩子的亲人，孩子却难舍这一家好人了。亲人们抱着失而复得的孩子哭，孩子却紧紧揪着邱娥国的衣襟哭，小手怎么掰也掰不开。有些人不解：“老邱，你平时工作已经够累了，这分外的事还管它那么多干啥？”但邱娥国认定，管段民警遇上段上的事都得管，没有什么分内、分外的差别。照顾老人、小孩、残疾人，都是一个警察该做的，更是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

群众安危系心头

    管治安防范，家长里短，户籍民警干的是最基础、最琐碎，也是直接关系千家安危的工作。

    邱娥国明白，这工作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牵着居民百姓，做好了，为党和政府赢来的是一片民心；做不好，群众骂的不光是自己一个人。十几年来，邱娥国走街串巷，上千家门、认千家人、知千家情、办千家事，苦练“片儿警”基本功。

    二十中盖楼，来了一大帮民工。邱娥国带着照相机到工地为他们拍相片，办暂住证。辖区里有好几所学校，邱娥国给孩子们上法制课，成了孩子们知心的老师、朋友。每周一下午，筷子巷街道办事处召集居委会主任们开会，邱娥国准要参加。会上，他总要反复宣传他的“三熟”理论，要这些老太太、老大爷们摸熟街区的电路、水路、道路情况，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能从容应付。对辖区内的“两劳”回归人员和违法青少年，邱娥国一一上门和他们谈话、交心，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具体困难，从思想和生活上关心他们。

    邱娥国在部队干的是炮兵，现在又像当年一样画起了方位图。他认真摸清情况，为辖区内每栋楼、每处院落都画了方位图，上面记载着每个方位在辖区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每户的具体位置、户主姓名、家庭住址、居住楼层、面积、结构等。除了方位图，邱娥国还设计了十多种本子，如特征本、工作记录本、暂住人口登记本、重点人口登记本等等，分门别类记载着管段的人口情况，辖区内重点工作对象的姓名、绰号、年龄、体貌特征、经济状况、业余爱好，什么人有什么特长，哪家店面卖哪种东西，几门几号有消防隐患，还有哪家夫妻闹离婚、哪家有精神病患者等等。

    一天，居民们发现兴隆巷9号的裁缝失踪了，20多位居民的衣料全部被卷走。大伙聚在一起，跺脚大骂，但大家只知道此人姓谢，其他情况一概不清楚，看来只好自认倒霉了。恰巧，邱娥国下管段经过此地，一听立刻记起，裁缝叫谢建平，是高安市石脑乡溪桥村人。原来，谢建平的店一开张，就引起邱娥国的注意，很快摸清了谢的情况，记录在工作本中。两天后，邱娥国与本所民警一起从高安原籍将谢抓获，并追回还没来得及销赃的2000元布料。

    “走街串小巷，和蔼态度亲，婆婆如在家，坐下拉拉呱，见人多询问，见事多观察，热心办民事，温暖送到家。”这是邱娥国自编的顺口溜，是他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走街串巷17年，辖区的一条条街巷、一幢幢房舍、一张张面孔，早就成了邱娥国生命的一部分。辖区五个居委会、七条街道的旮旮旯旯、边边角角，没有邱娥国不熟悉的地方。

    1994年2月2日，丰城至南昌的105国道上，发生了一起特大恶性杀人劫货案件。歹徒杀害司机，劫走6吨6米长的铝合金。为破获这起恶性案件，上级公安机关要求各派出所进行排查。根据脑子中的一个个方位图，邱娥国确定，在他的辖区里能容纳这么多铝合金材料的地方只有南昌市二十中学仓库以及两家出售铝合金材料的门面。他直奔二十中仓库，果然发现这里存放着被劫的铝合金材料。上级公安机关以此为突破口，迅速侦破了这起案件。

    邱娥国说：“户籍民警姓‘户’，心中就要装着辖区的家家户户，时时刻刻帮大家排忧解难。”都司前街7号一对夫妇吵得不可开交，邻居找邱娥国去调解，他拔腿就去；象山南路一家居民房子漏雨，邱娥国借来工具，连夜上门帮着修理屋顶；半夜三更一位生病的老太太不肯上医院，子女只好请来邱娥国，他三劝两劝，背着老太太去了医院；一家台球室营业到后半夜，吵得居民无法入睡，邱娥国找到老板，一起商量着调整了营业时间……

    要干好户籍工作就要对群众的安危担起责任，邱娥国心里清楚：“群众对民警最起码的要求是保平安。群众没有安全感，我这警察等于白干。”身高1米83，体重95公斤，生长于南国的邱娥国一副地道北方大汉身材。平常，与老太太拉家常，邱娥国总是笑眯眯的，微微躬着身子。但是，面对犯罪分子，他却是威风凛凛的一座坚城。

    1981年国庆前的一天晚上，邱娥国检查辖区的防火安全。途经翘步街时，一居民跑来报告说，附近香平巷有两伙流氓打群架，眼看就要出人命了。邱娥国当即赶往现场。

    昏暗的街灯下，只见几十个人挥舞鱼叉、尖刀、棍棒，狂呼乱叫，杀成一团。必须制止他们，邱娥国猛冲上去，拦腰抱住一个拿鱼叉的家伙，大声警告：“我是公安，住手！”看见只有邱娥国一人，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大叫：“就他一个人，打死他。”顿时，刀、叉、棍棒雨点似地落在邱娥国的肩上、手臂上，邱娥国奋力抵挡着歹徒，鲜血抛洒在小巷中。医生检查发现，邱娥国的肩头、右臂一共被砍了7刀，右臂骨折，神经、肌腱被砍断。

    邱娥国在南昌、上海的医院里住了四个月的医院，动了三次手术。右手终于保住了，但却落下了终生残疾，五指不能伸直并拢，小臂无法自如抬起，有30多年军龄和警龄的邱娥国再也不能敬规范的军礼。

    邱娥国满可以换个轻闲工作，但他实在割舍不下这方群众。出院了，邱娥国悄悄藏起上海华山医院出具的伤残证明，又回到熟悉的街街巷巷。他想尽办法练习右手，一些右手不能干的重活他就用左手。十几年来，他靠着这双不灵便的手尽职尽责地守护着这些街巷。

    在筷子巷派出所户籍民警中，邱娥国有三个最多，获得信息最多，提供线索最多，破获案件最多。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使邱娥国与辖区群众建立起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为辖区的治安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公道办实事

    户籍民警的工作虽然普普通通，但事关千家万户。谁家要上户口、办“农转非”，都得过户籍民警这一关。

    邱娥国自己每年都直接办理五六个“农转非”的户口，但他从不以权谋私。按照有关政策，邱娥国对申办“农转非”户口执行三优先原则：生活困难的优先，工龄长的优先，残疾人优先。多少年来，他一直恪守着这一原则。

    1984年，翘步街36号的芦仕杰不幸炸瞎了双眼。一家5口人栖身在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里，妻子、孩子还是农村户口，孩子不能上学，自己又没法工作养家了。芦仕杰真想一死了之。

    眼看这个好端端的家要散了，邱娥国觉着必须帮芦仕杰一把。他找到芦仕杰劝他说：“你还年轻，机会还多着呢。你要死了，你老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打起精神生活，你老婆、孩子的‘农转非’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听了这话，芦仕杰心想，老邱是怕我自杀，拿“农转非”来宽慰我的吧。我一没钱，二没势，老邱凭什么帮我这忙？

    没想到，邱娥国是认真的。芦仕杰的老婆、孩子符合“农转非”政策，芦仕杰本人又遇上了这样的不幸，邱娥国跑前跑后为他们找证明材料，向上级反映他们的窘境。第二年，芦仕杰老婆、孩子4个“农转非”户口果然批下来了。

    非亲非故的民警给自己帮了大忙，芦仕杰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用家里仅有的一点余钱买了两只鸡，让妻子给邱娥国送去。邱娥国坚决不收。

    “我老婆送去你不收，我一个瞎子亲自送去你总不能不收下吧。”拿着鸡，拄着棍子，芦仕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邱娥国家。

    邱娥国急了，“老芦，你家里这么困难，还给我送鸡，这不是从你碗里扒饭给我吃？还是留着补补身子吧。”

    与妻子商量，两人认定，礼太轻了。人家一下子替咱办了全家的“农转非”，两只鸡怎么就能打发了。

    芦仕杰连夜赶到哥哥家借了1000元钱，第二天带着钱到了邱娥国家。

    这下，邱娥国“火”了，“芦仕杰，你哪里借的钱给我拿到哪里去。我邱娥国不是拿权换钱的人，收了你的钱，我的良心往哪放？”

    邱娥国常说：“当兵第一天就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一针一线都拿不得。”他一家5口人都是党员，全家人约定，谁也不能坏了不收礼不收钱的规矩。

    海棠庙19号的刘新国解除劳教回来后，在筷子巷口摆摊卖水果为生。女儿刘艳庆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辍学在家。想找邱娥国说说，可自己一个有前科的人，人家会理咱吗？刘新国十分犹豫。

    谁知，邱娥国早就了解刘家的情况。艳庆上不了学，他也十分焦急。去年11月，“农转非”指标一到，邱娥国立刻找上门来，叫刘新国赶快准备材料。

    真是天上掉下块馅饼，刘新国呆了。他东凑西借拿上1万元钱，乘黑天送到邱娥国家。“新国，我们共产党人按政策、凭良心办事，合乎政策的，我会尽心尽力办好；不符合政策的，搬座金山来，我也不会办。”他耐心地向刘新国解释。今年元旦，邱娥国把小艳庆的户口送到刘新国的水果摊头。能上学了，小艳庆高兴得又蹦又跳。

    十几年来，邱娥国先后为100多人解决了户口问题，但没收一份礼、一分钱，没吃一顿饭。邱娥国常说：“公与私、得与失、大家与小家的冲突是免不了的，但作为共产党员，除了原则，你别无选择。”

    不符合政策、原则，即使同胞兄弟也别想走邱娥国的后门。邱娥国当户籍民警17年，至今，他80岁的老母亲、5个兄弟和16个侄儿、侄女还都是农村户口。母亲跟着邱娥国一家生活了十几年，前几年因为腿脚不灵便，住不惯楼房回了农村。老人家完全符合“农转非”条件，派出所领导和兄弟们也多次要他把母亲户口办进城里。可还有那么多符合条件也更困难、更需要的人，还等着这有限的几个指标，邱娥国实在不好意思为自己“近水楼台先得月”。邱娥国的五弟邱小娥从小因家贫被送人，娶妻生女后才又回到邱家。不久，小娥的妻子去世，剩下小娥一个人带着3个才几岁的孩子过活，生活陷入困境。年近八旬的老母亲从老家赶到南昌，求他想办法把小娥和3个孩子的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望着满头白发操劳一生的母亲，邱娥国的心碎了，他含着泪水哄骗老人家说，他会想办法的。

    十几年中，兄弟、侄儿、侄女一次次找他、求他，巴望他作作手脚帮着解决个把“农转非”，邱娥国一次次把他们顶了回去。兄弟、侄儿、侄女们不理解他、怨他。一次，邱娥国春节回家看望老母亲，一个侄儿当着他的面说：“有你这个二伯，没你这个二伯，都一样。”

    邱娥国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但他不会因为情义，丢了公正、丢了原则。一次，邱娥国调解的一起民事纠纷的一方恰巧是他战友的亲戚。在部队头顶头睡了七八年，战友觉着老邱怎么也得给他个面子。可邱娥国压根没理这茬。

    事后，战友找邱娥国“理论”。邱娥国诚恳地说：“好兄弟，求你支持支持我。我要是丢了‘公正’，怎么向群众交待？”

    邱娥国在心里反复掂量过，得罪了兄弟、朋友，只不过自己不好受；辜负了群众，损害了党的威信，那才是天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