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5年毛泽东同周恩来、张闻天、陈毅在一起。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诞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的一个农民家中。1917年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新青年》的出版给了他很大影响，他的“自我觉醒”于此开始。五四运动爆发后，即投身于爱国民主斗争，积极宣传民主科学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8月发表的《社会问题》，是五四爱国青年中最早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一。同年，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到上海开始工读生活。1920年，他赴日本留学半年。1922年又赴美国勤工俭学。一年多的旅美经历，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使他开阔了视野，同时也更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1924年回国后，他到中华书局当编辑。这时他创作的以中美两国社会为背景的、反映五四时期青年思想历程的长篇小说《旅途》，和以反封建礼教为主题的三幕剧《青春的梦》连续发表，“少年文学家”的美称一时蜚声文坛。同年11月他应友人之邀来到四川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执教，并主编进步刊物《南鸿》周刊。由于积极宣传新文化，尖锐揭露封建黑暗势力，于次年被军阀驱逐出川。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从1919年至1925年六年内，撰写了大量抨击旧制度、宣传新思想的时评和论文，翻译和评介了许多外国著名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呼声的文学作品。然而，重庆的一场与封建势力短兵相接的搏斗使他深切体验到，“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不能彻底推翻反动势力，便下定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决心，于1925年6月在上海五卅反帝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即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在前后五年的学习中，他刻苦研读，成绩优异，为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苏学习这段时期，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时期，这自然对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然而就在此期间，他也写了主张既要反右又要反“左”的《论两条战线的斗争》难得的比较好的文章。

　　1931年2月，他从苏联回国。在此后的近四年内，他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正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被迅速推上领导岗位，而却缺乏实际经验的张闻天，这一时期不可避免地也犯有“左”倾错误，自然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和宣传也负有一份责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比较务实，在实践的教育下，他认真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逐渐地对许多“左”的政策和做法产生怀疑和不满，并首先在他主管的文艺宣传领域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不久福建事变发生，他明确主张联合国民党十九路军上层，并提出军事方面切实进行配合，为此而同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了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鲜明地提出，要同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他后来同“左”倾路线决裂的思想基础。

　　1934年10月，张闻天参加长征。在红军渡过湘江后的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并在政治局内不断地同错误军事领导进行斗争。作为当时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他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坚决态度和积极行动，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站出来作了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并受会议的委托起草了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同时他被推举为总书记。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关头，张闻天协同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坚定地和毛泽东等同志站在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张闻天敏锐观察到世界形势新变化，和国内民族危机加深，在当月召开的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保卫苏区”的战斗“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任务。接着11月，在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后，又著文提出：要将运用广泛统一战线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置于全党的中心地位。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传到陕北后，他主持中央首先作出改变对富农政策的重大决定。1935年12月，中央在陕北举行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讨论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张闻天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为会议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成为党的政治路线转变的重要标志。时隔一年，西安事变爆发。张闻天在事变第二天，就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独到见解，即实际表示不同意“除蒋”的主张，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释蒋后他又亲赴西安同周恩来一起处理新的复杂局势。1937年春国内和平初步形成，党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并为此召开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张闻天分别主持的这两个会议为全党迎接抗战作了充分准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他主持召开的党的洛川会议，为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制定了一条正确路线，会上他再三强调抗战是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坚决支持毛泽东独立自主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王明回国后，他又同毛泽东一起始终坚持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抵制王明右倾错误，使之未能造成全局性重大失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全民抗战发动了，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广大的发展。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不再负总责，而他总书记任内的最大贡献，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团结中央集体实现了全党从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他还为实现党的这个战略目标，做了包括兼管白区工作、主编刊物、调配干部等大量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表现的“不争权”的优良品德，和发扬集体智慧的民主作风，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张闻天长期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更以主要精力倾注于这一方面。从抗战前开始，他先后兼任过党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解放》周刊主编、《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院长等职，为推动全民抗战、培养大批抗战干部作出了显著成绩。他亲自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亲自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和编写教材。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著名演讲，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2年张闻天在陕北农村调查时同农民交谈。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号召，于1942年初到陕北、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长达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使他深切体会到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落后，据此他提出在取得政权后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主张。调查结束后写的总结《出发归来记》，反映了他通过这次调查获得的新的思想的飞跃。“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这后来成了他奉行终身的格言。1945年整风结束，在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先后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初到东北，他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当时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是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他和陈云的这个一致意见立即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尔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两年，他注意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在剿匪、土改等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抵制了1947年土改高潮中的“左”的偏向，保护了工商业，调动了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将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很快建设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整个东北解放战争。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他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是我党最早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一思想。

1947年张闻天同夫人刘英在佳木斯。

　　自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我国准备出席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坚决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参与了新中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我驻外使馆建设以及整个外交部的业务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变化，并积极向中央提出形势分析和政策建议。他的许多重要见解是富有远见的，例如他早就认为战后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避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则在增长。他为倡导和推动新中国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外交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他顶住压力，保护了一批同志，使之免戴“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他的勤俭办外交的思想和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给周围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的张闻天。

　　1959年的庐山会议成了张闻天晚年人生的转折，他由于一篇批评“大跃进”错误的发言遭到批判，并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的帽子。然而历史证明这是一篇深刻总结1958年错误教训的发言，而他作为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得失坚持真理的精神尤为可贵。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写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等许多笔记和文稿。他明确认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1962年他到苏、沪、浙、湘等省市进行调查，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使之扩大为全国性市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