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7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同志诞辰130周年，在此，我们追忆他老人家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建国后，他为党领导农村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开拓性贡献，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们兄弟姐妹小的时候，“邓子恢”、“邓老”一词会常常在耳边掠过，这两个称呼是画等号的。然而，我们更习惯于叫邓老，因为上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下至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干部职工及万寿路10号院（今称复兴路61号院）的家属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的。大家觉得这样称呼更亲切更家常，像一家人似的。

    而邓老在我的心中又有着与他人不一样的亲近感，这来自父亲曾经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缘故。

    说起父亲第一次见到邓老，还要追溯到1948年。这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逐步向南推进，新开辟的地区迅速扩大，急需大批干部，以保证地方工作的开展和对解放军的供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河北各解放区抽调了为数众多的优秀干部南下支援解放新区。1948年4月，正在河北易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父亲接到紧急调令，赶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集中学习准备南下。这年5月，父亲从此告别了养育他的的故土，跟随由时任察哈尔省委书记刘杰率领约1700人的“晋察冀南下干部支队”（也是河北乃至全国最早的一批南下干部）奔赴中原解放区。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徒步，于7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豫西宝丰县。在这里父亲见到了叱咤风云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等中原局领导人。

    在为南下干部举行的欢迎会上，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作《论群众运动》的报告。台上的邓老上穿一件圆领白汗衫，下身大腰裤，手拿芭蕉扇，讲话通俗风趣，很吸引人，报告多次被掌声打断，给父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经过短期学习之后，南下干部奔赴各地开展工作，父亲被分配到中原局财经办事处机要室工作（财办主任由邓子恢兼任），与邓老有了近距离接触。1949年5月，中原局改称华中局。同年6月，父亲跟随华中局机关由河南开封移驻武汉。1949年底，华中局改称中南局。1950年7月，当时在中南局机要室任职的父亲经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的推荐，有幸担任了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的秘书，从此，在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麾下工作达9年的时光。

    在邓老身边工作和生活这些年，无论是在武汉中南局还是北京中央农村工作部，父亲亲历了邓老从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上升至中央决策层又滑落到一个政治边缘人物无以名状的辛酸路程。见证了他追求真理、不惟上、只惟实的坚定信念；更见证了他不畏逆境打击，为农民鼓与呼的铮铮铁骨，直至生命结束，让父亲领略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风范。

    那时，父亲的办公室就设在邓老家里，朝夕相处。邓老的几个子女都视父亲为亲人，遇事都愿意向父亲述说。父亲又特别喜爱孩子，工作之余，经常与他们在一起逗乐说事，给他们拍照，至今家里还留存着他们兄弟姐妹儿时的照片。由于父亲耿直的性格，踏实地工作，深得邓老、陈兰夫妇的信任，除了工作，诸如家庭里的一些事情，也交给父亲代办、处理。还多次邀请父母亲去他们家里吃饭，每逢春节，陈兰妈妈总要登门看望我的奶奶。当福建家乡来人送些土特产给邓老，都要给我们一份，视如亲人一般。1983年夏天，陈兰妈妈离京去外地走访考察在郑州作短暂停留，父母亲到下榻的中州宾馆去看望，母亲与陈兰妈妈多年未见面了，这是历尽劫波后的重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2011年1月，我给淮生大哥（邓老之子）邮寄相关资料，正在病中的父亲用微微颤抖的手在信纸上写下“淮生 我很想念你们”，随资料一并寄去，一句话，几个字，道出了两家人六十年相知、相印的真挚感情！

    1955年4月，以邓子恢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该国解放10周年庆典并参观访问。行前，在议论代表团随行人员时，邓老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私下对父亲讲：“你给邓老说一下，这次出国让我去，你以后还有机会。”事后父亲按照原话转达给了邓老，邓老微微一笑道：“哦，他也想去……还是你去为合适。”几天后，组织正式通知父亲跟随邓老出访匈牙利。应验了邓运大哥（邓老之子）曾对我所讲的：“你父亲是我父亲最信任的人。”

    耳濡目染，耳提面命，教诲至深。1953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率领工作组到南方各省就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考察指导，父亲也陪同前往。11月中旬，邓老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家乡龙岩。短短的十多天里，邓老一行风尘仆仆，走在乡间小道；走在田埂边；走进低矮的农舍中，与乡亲们推心置腹，问寒问暖，还组织了多场座谈会，了解农民对加入农业合作社的意见。在白土参加的一次探讨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群众座谈会上，乡亲们发言踊跃，直抒己见；邓老躬身倾听，不时插话询问，气氛热烈。不知不觉，已近中午1点，座谈会还在继续，这期间父亲曾几次提醒邓老时间不早了，他这才恍然大悟，笑了笑：“不回招待所了，就在这里吃饭。”而当地负责人一脸茫然：什么都没有准备呀。邓老和蔼地说：“有你们吃的，自然就有我一口。”邓老端着饭碗与大家边吃边谈，在这里没有部长与农民之分，唯有浓浓的乡情。座谈结束了，父亲把合作社负责人拉到一边，递过一个信封：“这里是邓老的伙食费。”他急忙推辞：“怎能收邓老的伙食费，不行不行。”父亲坚持道：“邓老交代，共产党员哪有吃饭不给钱的！” 

    一天夜已深，住在龙岩地委招待所的邓老公务办完，突然提出要看父亲的调查记录，邓老戴上老花镜，边看边拿笔指点，并对父亲讲，调查报告需要“站得住脚、行得了路”的立论分析，要学会独立思考，提高实际工作水平。并深情地说：“作调查研究，毛主席是我们的老师呢。”

    父亲与邓老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即使以后父亲离开北京到河南工作，或是来往信函或是见面，邓老一直在关怀着。1962年3月，邓老在广西南宁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后回京途中路过信阳，专门打电话约见父亲，还惦记着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父亲长期服务农口，农业工作经验丰富，到地方后却被安排到工业部门，工作起来极不顺畅，邓老对此也颇有微词。很明显，做此安排是省里某些领导的意图，意在谨防“邓子恢的右倾流毒”影响到地方。这次见面父亲又提起此事，邓老当即决定让父亲随其一道来到郑州，找到省委主要领导说明缘由，将父亲调入省农业厅。那时邓老的政治处境堪忧，但为了解决父亲的工作问题，操尽心血。

    邓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父亲“邓老的主张没有错”的坚定信念，在自己当时被诬蔑为“邓子恢的黑干将、黑爪牙”，遭受批斗、抄家、殴打的情况下，只要有进京的机会，都要去看望门庭冷落中的邓老夫妇，并邮寄中药材给邓老调补身体。这种情感，在那个扭曲的政治环境之下，更显得弥足真挚。

    说起父亲邮寄中药材给邓老调补身体一事，在这里还要多说几句。那是1969年9月，父亲前往北京看望跟随多年的老首长邓子恢，看到被错误批判为右倾分子的邓老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身体十分虚弱，原有的医疗保健待遇又被取消，父亲非常担忧。回到河南后，与母亲商定买些黄芪给邓老调养身体，买来经过精挑细选晾晒后，马上寄往北京。收到药材后，邓老立即回信：

    鲁亚夫同志：
    十月十日来信收悉。寄来黄芪十一两亦已收到，货色不错，谢谢你。以后不必再买，已买十一两价款多少，望函告，以便汇款奉还。我们大家都好，附告，此询
近好！
      邓子恢 十月二十日
    陈兰附此问好 

▲图为邓子恢信函影印件

▲图为信封影印件

    捧读信函，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邓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送一点点药材也要“汇款奉还”，一句“我们大家都好，……此询近好！”充分表现了邓老清廉、达观不屈的高风亮节，也是给正在遭受迫害中的父亲莫大的精神鼓励和慰藉。

    后来才知道，就在父亲收到这封信的几天以后，邓子恢同志就拖着病体和陈兰妈妈一起被“疏散”去了广西，为命运作最后的坚持与抗争。

    即便是一包药材，即便面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却始终抵不过邓子恢心中“共产党人的政绩，不仅是干实事、谋民利，更要守底线、保清廉”的铁律。他一生公私分明、勤俭自持，部下馈赠药材亦坚持如数奉还。多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感叹：执政党要立于不腐，国家才能兴旺昌盛。
2016年10月，我们把这封泛黄的书信捐赠给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如今它已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成为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接受万千参观者的瞻仰，已成为铭记先辈初心、传承优良品德的历史见证。

    父亲在晚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先后撰写了《怀念邓子恢同志》、《在邓老身边工作的日子》、《一封信函的缅怀》等文稿，回忆老首长邓子恢为新中国农业的发展艰难探索、呕心沥血的点点滴滴，以及作为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那字里行间所呈现出的场景无不让我们为之动容。父亲生前曾这样讲：“邓老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为我国的‘三农’决策提供了务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和建议，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今生无悔心相随。”

    “今生无悔心相随”这句肺腑之言也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我们。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了父亲遗留下来的相关记录和回忆，撰写了一些纪念邓老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报刊、网络媒体。同时，我收集了出版社、各大媒体刊载的大量有关邓老在革命历程中不同时期的文章，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编发在我的公众号上，以便读者阅读和查找相关史料。这所做的一切，旨在把邓老的思想风范、高风亮节多角度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更多的后人知晓在中国农业发展史的进程中还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从贫穷走向富裕，足以证明邓老始终坚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名垂千古。在祖国繁荣强盛的今天，可以告慰邓老的是，人民依然在深深地怀念着他，我们党正传承着他未竟的事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