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中央局、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驻地旧址

中原军区大会场旧址

中共中央代表 董必武

《七七日报》发表长诗《祝福你，董老》

    1945年底至1946年上半年，中原解放区陷入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与经济封锁之中，5万部队断粮断饷，处境危如累卵。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原困局，在政治谈判与军事准备的同时，发起了一场跨解放区的紧急筹款行动，并委派董必武亲赴宣化店慰问送款。

    一、筹款背景与困状

    1.中原解放区成为被围困的“孤岛”。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停战令生效，国内各战场枪炮声暂时平息。然而，位于鄂豫交界的中原解放区却未能迎来和平的喘息之机。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调集26个整编师约30万兵力，将中原军区5万余部队重重包围在以湖北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长地带。国民党军不仅实行军事围困，更严密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盘查一切粮食、药品、盐巴进入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原本人口40余万，并且经济落后，骤然涌入数万部队和后方机关，粮食和物资供给很快陷入囊空粮尽，“财政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中原军民处在“留此无粮，求去不能”的困境。

    2.中原部队面临断粮缺钱的生存危机。据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致中央电，主力5万余人驻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边境，粮食全靠预征和赊借本地富户之余粮。上半年以一年田赋计算征粮，仅筹得粮食370万斤，至3月10日已全部用尽。此时，1.6万人完全断粮，其余部队最多也只能维持一周至九天。断粮之外，是彻底的财政枯竭。中原局在电文中坦言：“买米尚可能维持一月至二月，但无钱购买”。当时部队手中仅有张治中借给的1亿元法币，而这笔钱“连还债都不够，以之购粮，尚不足该地5万军队十日之用”。

    3.宣化店地域困局背后的政治围堵。中原部队移驻宣化店后，国民党设计布局“囚笼”战术，盘算不用一枪一弹，也要把中原军区5万部队困死饿死在这里。李先念曾多次派员外出购粮，结果却是“派出购粮人员被横加逮捕”。1946年2月16日，派至观音堂的购粮人员全部被捕；同日，鄂东军区派往安南的李先华、戴志正等16人及勤务兵3人，行至河口即遭逮捕，押送黄安县府，“至今生死不明”。应山、安陆士绅杨明增、熊营生因奔走和平，竟被国民党军扣留并逼令自首。就连驻汉口办事处人员，也接到“不负保护安全之责任”的通知。更严峻的是，即便有钱也无处买粮。国民党统治区的信阳、广水、罗山粮价已涨至180元一斤，且粮食大量外流。中原部队在平汉铁路西的信阳南部及安陆、应山地区筹得粮食60万斤，但因国民党军严密封锁，无法运至路东。购粮运输物资之路，已然断绝。

    二、筹款发动与过程

    1.延安果断决策与任质斌延安之行。中原部队战略坚持与生死命运，时刻牵动着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原突围前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起草，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或个人名义发给中原局、中原军区的电报就达120多份。1946年1月14日，郑位三、李先念急电中央：“财政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1月17日，中央军委复电中原局，要求“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救济之策。2月初，中原局委托任质斌秘密而艰险穿越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线，经汉口绕道北平辗转飞往延安，当面向中央汇报财政困难。刘少奇、任弼时听取汇报后当即作出决定：由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共同筹措钱款，帮助中原部队解决给养。这是一场跨解放区的紧急动员，支援中原解放区兄弟部队。

    2.周恩来争取变通与国民党的拖延。在重庆，周恩来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一方面，他在军事三人委员会持续与国民党交涉，争取合法解决中原粮食问题。在2月下旬，就曾提出暂借10亿元以济燃眉，然而“几经交涉，未得允诺”，直到军事三人委员会巡视抵汉后，周恩来重新提出，才承张治中“权允暂借1万万元法币”。另一方面，他提出一套变通方案：由晋察冀、太行、山东解放区出粮食2万吨，卖给国民党北平、太原、新乡、济南等地粮食管理处，变换成现金，然后由中共方面在武汉购买粮食，全部运给五师。这套方案既利用国统区的粮食市场，又避开国民党对解放区直接运粮的阻挠，堪称绝境中的智慧之举。然而，国民党方面对此态度消极。郑绍文1946年3月23日向《新华日报》记者披露：“中共代表团在渝又向政府多次交涉借粮及交换粮食之事，至今尚无切实结果。计交涉前后已达一个月之久。”

    3.重庆中共代表和各解放区的紧急筹措。在国共交涉陷入僵局的同时，各解放区的内部筹措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董必武后来在宣化店慰问讲话中透露：“其实晋察冀、太行、山东各解放区正在动员接济你们物资钱粮，重庆办事处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也节衣缩食攒下一些钱给你们。”据《中原突围纪事》等著作和史料记载，到4月中旬，中原解放区先后收到各方面救济款8亿元法币，其中董必武宣化之行直接携带3亿元法币（也有史料记载4.3亿元）和一大批医药物品。

    三、送款历程与细节

    1.重庆到武汉至宣化店的奔波历程。1946年3月中下旬，董必武受中共中央委托，携带着各解放区筹措的款物，从重庆启程。在当时，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沿途盘查严密，如何将这笔巨款安全送到宣化店，成为摆在董必武面前的第一道难题。董必武在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享有一定外交豁免权。即便如此，国民党方面对他此行的态度依然是在暗中布置重重障碍。3月24日，董必武抵达汉口，随后的一周内，他在武汉进一步交涉和发动接济中原军区购粮事宜。3月30日，董必武在中原军区驻武汉代表吴德峰陪同下乘车来到宣化店。然而，就在这最后一程，国民党驻军在岱家山强行检查和肆意刁难，几经周折才抵达宣化店。董必武4月7日离开宣化店，返程途中同样遭遇多重险情：武汉行营派张输卿副官，持护照专车到宣化店接董必武返汉，行到市郊20里之岱家山时，遭国民党驻军强行检查，借口不应在汽车内携带《七七日报》,胡说私藏“违禁物品”，以“违反停战协定条款”之名不予放行，故意留难，并将600份《七七日报》和一份地图、两架像机等物品扣押，使董比武一行10人延至下午5时才到达汉口。随行到汉的中原军区熊中杰参谋则被扣留6小时之久，经九小组派人交涉才放行。

    2.董必武如同“温暖的春风”抵达宣化店。尽管路途险阻，董必武最终还是于3月30日下午安全抵达宣化店。在镇南门入口处，用柏树枝和山花扎成的彩门上，“欢迎董老”四个大字分外醒目。当董必武乘坐的车辆驶入宣化店时，这座被围困的山镇沸腾了，潮水般的人群涌上街头，“董老来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郑位三、李先念等迎上前去紧紧握住董必武的手。这一天，中原局机关报《七七日报》刊登了一首用诗歌写成的社论《祝福你，董老》。诗中写道：“犹如一阵温暖的春风拂去了我们的愁颜，又好比冬天的太阳使我们忘却了寒冬，是你啊，董老！是你带来了亲切的慰问，带来了革命的热爱……”这份社论写出中原军民共同心声。

    3.慰问讲话的精神灌注与嘱托。3月31日，中原局、中原军区举行盛大文艺晚会欢迎董比武一行。李先念主持，郑位三致欢迎词。在热烈的掌声中，董必武登上舞台。他深情地说：“中原是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地区。你们在八年抗战后的八个月反内战中，为国家民族、为人民付出了很大的力量，然而今天不仅未得到褒奖，反而被反动派封锁围困，受苦受饿，我怎么不来看一看呢！”董必武的讲话，将中原军民孤立困境置入全党全国支援的宏大格局中：“党中央、毛主席及全国各地同志都很关心你们，其他解放区正在动员接济你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也节省了钱支援你们。”这番话将中原军民的孤立困境转化为全国革命力量共同承担的挑战，极大地拓展官兵们的心理视野和战斗格局。他特别强调：“我虽然是代表党中央来慰问你们，但也可以说是代表全国各解放区来慰问你们！”“相信经过八年磨练的同志们，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这就将一场局部坚守，升华为关系革命全局的战略支点行动，极大地增强中原军民的历史使命感和战斗荣誉感；将中原将士“苦熬坚持”的被动忍耐，明确引导向“苦熬必胜”的主动信念，为后续的突围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据亲历者回忆，董必武在宣化店河滩上召开大会中还告诫部队：“我们是主张和平的，而和平是来之不易的，切不能为了乞求和平而遭受蒙蔽与欺骗，陷入敌人的圈套，必须要睁大眼睛，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4.驻留期间调查研究与部署。3月30日至4月7日，董必武在驻留宣化店期间，与中原局、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等首长同住在竹竿河东岸一座两进一天井的建筑房子内，讨论和研究战胜危局的办法，传达中共中央对中原斗争方针的指示。在完成送款之外，董必武还多方面实地了解中原部队的困难，向中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4月1日，董必武在宣化店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详细陈述中原部队的财政困难，请他们继续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解决，并请速催汉口第九执行小组落实1000余名伤病员的运送计划。4月3日至4日，董必武深入到中原地区各界人士代表中参加座谈，听取代表意见，宣传中共中央关心中原局势及应对策略，运用统一战线和法治思想，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的慰问对象不仅是部队指战员，还包括中原解放区的广大群众；他不仅与地方党组织干部交流，也与基层军民互动，还会见了当地民主爱国人士、知名乡贤和黄安县同乡故友；他特意向新华社和《七七日报》记者透露武汉各界民主人士对中原形势的关注，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在政治上孤立国民党反动派。  

    董必武离开宣化店的第二天，就亲笔给中原军区首长和被困中的中原军民写了一封亲切的致意信，勉励和鼓舞他们发扬过去优良的革命传统，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

    四、款项分配与作用

    1.缓解缺粮的燃眉之急。在董必武送来的款项物资和进一步争取下，至4月中旬，中原解放区先后收到各方面救济款8亿元法币，购买粮食“可供部队两个月的生活费，暂时缓解了中原部队的燃眉之急”，也缓解了部队频繁向群众征借粮食的窘境。例如359旅在2月27日旅干部会议上，提出再次向人民群众筹借一个月的粮食约23万斤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困难是大的”——“搞粮的次数至少五次，人民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中央拨款和各解放区筹集的款项物资到达中原解放区，短期内有效解决借粮缺粮挨饿的严峻局面。

    2.复员安置的经济支撑。有了这笔款项，中原部队得以实施中共中央要求的复员精简。遵照指示，中原军区部队开始大量复员编余干部和战士，总数达8000余人。复员人员需要路费、安置费，虽然当时标准极低，有记载称某部复员一个战士仅支付150元法币的路费。但就当时极端困难条件下，如果没有这笔筹款，连这样的安置都无从谈起，这笔筹款毕竟为数千人疏散转移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

    3.战略坚持的物质基础。从宏观的视角来看，董必武送款的意义不仅在于缓解一时之困，更在于为中原军区部队完成战略牵制任务提供物质基础。在3月份王震飞赴延安汇报时，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他要求中原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这是一场关乎全局的“苦熬”。如果没有这笔款项，六万部队可能在4月间就完全断粮，后来的中原突围和战略牵制都将无从谈起。正是这笔“雪中送炭”的款项和慰问中的精神灌注，为中原部队赢得持续战略坚持的物质支撑和精神力量，使其能够坚持到5月周恩来宣化店谈判、6月部队胜利突围。

    4.群众生产生活的持续发展。中原局、中原军区部队把董比武送来的粮款和救济总署分来的物资部分转交给民主政府救济解放区灾民，组织干部、战士下乡协助乡村干部做好救济发放和生产发展。其中，礼山宣化店、罗山西大山、经扶东大山等地915户灾民，分得救济面粉125袋；领到耕牛、种子救济补贴款250万元法币；还有一部分医药用品也发到医疗机构，接济病伤群众治疗。

    五、送款意义与启示

    回顾董必武1946年春为中原军区筹款送款始末，其历史意蕴和主要启示值得铭记：

    1.在政治信念层面：中原解放区的战略坚持，是中共中央全局视野下的战略支点打造，是毛泽东决胜全局中的关键战略布局。中原军区部队牢牢牵制国民党军，为华北、华东、东北各解放区做好迎击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正如后来刘伯承、邓小平所言：“没有一年前中原突围，也不会有一年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而董必武为中原部队送款慰问，正是这条长链中“解困、定心和精神灌注”极其重要一环。

    2.在思想感情层面：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的中原军区部队，在八年抗战和八个月反内战及中原战略坚持中，为国家民族、为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要历史功绩。董必武深情的讲话和精神灌注，瞬间引发全体将士强烈共鸣，如同一剂强心针，让中原军民从“弹尽粮绝”的迷茫与困顿中振奋起来，重新获得“苦熬坚持，屹然不动”的勇气和“团结奋斗、苦熬必胜”的信念。宣化店送款慰问春风，催生了胜利中原突围的惊雷。

    3.在经济物质层面：这是一场跨解放区的团结互助。晋察冀、太行、山东各解放区自身同样困难，却毫不犹豫地挤出钱粮支援中原。周恩来“以粮换款”方案、董必武亲赴宣化店送款，都是在军事围困、政治封锁绝境中开辟的斗争与智慧生路。他们在宣化店反复强调“代表全国各解放区的同志来慰问你们”，让全体将士知道不是孤军奋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你们坚强的后盾。粮款和救济物资为中原部队的生死存亡和完成战略坚持注入强大物质支撑。

    中原突围历史已穿越80余载时光，董必武送款慰问中原军区将士，不仅展现个人革命智慧和勇气担当，也是中共中央老一辈革命家向全军和全国人民所灌注的必胜信念种子，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开花结果的集中体现。这段历史启示：要坚定政治信念永远跟党走，在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关怀下，通过紧密团结和英勇斗争，即使是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也能被转化为夺取胜利的阶梯；“团结互助”是力量之源，“苦熬必胜”是信念之基，两者结合，方能创造转危为安、以弱胜强的历史奇迹。

    参考文献

    1.湖北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著：《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2.武汉地方志数字方志馆：《武汉解放战争史料·国民党军加紧封锁进攻下新四军五师处境危急》（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3月23日）
    3.武汉地方志数字方志馆：《武汉解放战争史料·王震致北平、重庆、延安电》（1946年4月8日档案原件）
    4.政协大悟县委编：《大悟红色记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版；《大悟红色高地》团结出版社2026年1月第1版
    5.中共大悟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大悟县简史（1921-200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