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童年

    我出身在深山密林、风光秀丽的大别山，河南省罗山县彭新店十八墩一个贫苦的农家，过着贫寒的生活。从小就起早带晚的上山放牛，家乡的山山水水都跑遍。上山下山都不在话下，使我幼小就养成了爱劳动、不怕苦，做一个劳动农民的孩子。八岁那年上私塾不到一年，由形势动荡不安，再也上不成学了，就在家干农活。当地就有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活动，且经常夜间到我家与父亲接头。到了11岁那年家乡就有了苏维埃乡与村了。但国民党军队与地主豪绅向红军围剿，欺压老百姓，出不起苛捐什税就吊打农民，在心中对他们心中极不满，但对共产党的印象特别好。我的生活时代是一个黑暗的社会，我立志长大要去当红军，为农民报仇雪恨，来实现我的心愿。

    家里背靠山面向小河，有七八间不好的房屋，两亩田，一块山林。父母，姐妹，哥嫂等六口人。父亲做木匠，哥种田，每年收粮不够吃，生活贫困。山林中的树木很多，但由于交通不便也无法出卖，还要缴苛捐杂税。粮食不够，就在山上弄榆树叶、白花菜、葛藤亘和其它野菜来填肚皮。

大别山

    二、参加红军

    记得在民国20年（1931年）就有中共党的活动，当时常来我家的是何耀榜（红25军222团团长、中共罗陂孝特委书记、红军游击师师长）。由于父亲做木工，常去本地东南西北听到的消息比别人多，何耀榜就利用父亲的木工之便探明各方面的消息。家乡是新苏区，形势动荡不定，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是打来打去，红军游击队活动是常事，民国22年（1933）夏天父亲在“倒座湾”做工回家被国民党某师和地捕哨抓去，说买的油盐是犯法通共的，坐了20天的牢，并用拷打。家中无法，最后卖了口粮和借钱，花了100大洋才保释出狱。

    本地游击队夜间也常来我家，便衣队指导员是扬厚益，队长是石世伦。主要是听消息和拿油盐。国民党对红军围困很严，对老百姓实行联保。到了民国24年（1935年），又有人告发说我父亲（张道行）通共，被当地联保主任彭继平的武装民团在一个夜晚包围抄家，全部动产抢劫一空，鸡、犬、牛全部不留。父亲和哥哥被捉去坐牢，到第二天拂晓父亲跑了回来。我与上庄郑天商量要上山去找找红军游击队，父亲赶到后即领我们两个孩子进深山走了一天，到了“韭菜崖”找到了红军。

    我只有13岁就参加了红军28军便衣第四队当战士，第二天发给我一支小马枪和五发子弹，第三天民团彭世曾就来进攻，我就参加打了这一仗。我们是居高临下，民团被打跑。当时听到枪响心里紧张有些害怕，后来连打几次仗就不害怕了。过去看到国民党进攻山区红军，捉到人就杀，见到农民的东西就抢，鸡犬不留，而家中又被恶霸武装抢劫一空，心中恨之入骨。我立志参加了自己的军队这是为民报仇的好机会。队长、指导员看到我幼小活泼，会爬山，上陡石崖胆子大，对我很体贴关心照顾。在深山老林中生活战斗，与家中断绝音信，有时也思念家乡和亲人。虽然生活极其艰苦，但和战友们在一起战斗生活觉得很愉快。在红军的两年多中受到了不少教育，思想上得到了锻炼。我们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待命集中在“常岭岗”,听候东进抗日。

湖北礼山县“韭菜崖”（现罗山县铁铺乡） 

    三、东进抗日

    1938年1月，接到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我们告别了拼死战斗了三年的大别山。行军三天到达了司令部驻地“蔡家湾”，我们编入司令部交通队第五班。第三天即出发，天还下着纷纷小雪和朦胧小雨，路十分滑，战士们不断滑倒跌一身泥，但一提起抗日大家就心情激昂。途经新县、商城、六安、霍山、舒城和庐江，经过约四个月抵达长江边的“怀宁嘴”，遇到日本鬼子在长江上的舰舟的炮击。我们部队遂转向经无为到舒城山区。到了城外大小关与日本兵的一个连队和骑兵在公路上的稻田遭遇，战斗一个小时敌人被打跑，但战友王兴寿的腿受了伤。我跑了二里多路同班战友陈福胜说，小张你的脚上流血了，这才发现两处被敌人炮弹皮炸伤，当时觉得心里不好受，卫生员包扎后随即跟队行军共七天到达安徽省舒城县东西港冲驻扎。（注：此战发生在1938年4月底，时间早于蒋家河口战斗，应是四支队对日第一仗）

舒城东港冲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旧址

    1938年5月初，司令部不再移动，部队轮流出发到舒、霍、六安公路打日军的运输汽车。开始无经验，先打前面的汽车，结果都停车向我们炮击。后来总结战斗，要打后面的几辆汽车，缴获不少粮食、食品和各种铁罐头，俘虏日本兵。后经常出击，每次都缴获很多东西。为了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集粮饷，收缴土匪武装，我们出发到达皖西的潜山、太湖等县活动，又缴了庐江、无为向我们搞摩擦的县武装，占领了两县城。经半年的活动，来参军的人都带上衣被、生活用具，每天都有数百人。当时由于军饷缺乏，只收留少数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其他都动员回去了。

    部队开始组织学文化，每天上课。从起居生活字学起，每天学不会，就批评甚至到炊事房不给打饭吃。经一年的学习文化，大家都学熟几百个字。由于我小时读了私塾，进步很快，可以写一些墙报，并帮助队里大家学习文化，战友们对我很尊重爱护，我常为他们改生字写稿子，没时间去吃饭，他们就给拿回来吃，大家在一起很团结，就如兄弟，胜似亲人。我也被队里战友认为是学习的知心人。支部书记毛凤阳也找我谈话，大家都说你表现好，鼓励我要帮助队里学好文化和政治课。1938年夏就给我一张油印表要我填，说参加共产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时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但我随书记的意图而填了表，介绍人是辜崇庆、陈福胜。后来告诉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一个月，按期转正。

    1938年12月我被四支队司令部选拔去学做机要工作，译电报。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就熟悉了各种密码的用法，就在高敬亭司令员身边做机要员。

    1939年夏天，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由江南到四支队视察工作，了解情况。不久叶挺军长也来了，要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下山到皖东，一、二次高未动，第三次请高去开紧急会议。高带三个班警卫队到了合肥青龙厂，第二天去叶军长住处余家圩子，进大门警卫班的枪就被缴了，高也被扣押了，随后就进行了有名的反高斗争。向大家公布的罪名是高反党反中央，不服从领导，搞山头主义等。部队思想很乱，大家跟高敬亭坚持大别山游击战斗三年，对他的印象很好。反高斗争当时思想转不过来，也不服气。七团团长和政委就带了一个排跑向大山里去了（注：高被抓之前），后来还有少数也跑了。在斗争高敬亭的会上，他硬是不承认有错，还说自己有功。叶军长就搞斗争会，以后就在青龙厂附近一个乱坟堆枪杀了高敬亭，还将一个王参谋和一个司号长也枪杀了。后来四支队的干部战士就成了高敬亭的余毒，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人家提出异议以后再没有人说了。

    我先后到七团、九团和十三团任机要员。后又回到四支队司令部做机要工作。做此工作，不管是在领导机关还是在团里，责任是重大的。由于情况紧张交通不便，一切都靠电报来指挥部队的行动。每天24小时思想都要集中到译电工作上来，稍有疏忽都会出现对部队不利的形势。我做机要工作六年不管情况如何都是按时完成任务，尤其是在团里只有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得到首长的关心和保护。机要人员必须遵守的几个原则：1、严守党的机密：2、个人不得随便外出；3、互相间不得谈论电报内容；4、任何艰险都要以工作为重；5、电报到了随发随收，迅速转达首长。

    1939年11月，在九团接到四支队司令部的电报，要派一个营到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正阳关”接由确山竹沟来皖中的胡服。胡服来到团部后招待吃了中饭，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部队护送到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司令部住地“大邓家”。后来在内部知道是中央首长，名叫刘少奇，他是中央派来领导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的。刘少奇对国民党采取的方针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决反对摩擦、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半年的工作，建立了淮南路西和路东10几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及大片的革命根据地，部队有了扎根之地，有了自己的家。1940年2月他率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转移到路东的盯胎县“半塔集”北“大田营”，六月在大田营欢迎黄克诚旅长率344旅到达苏鲁豫地区。这时我也调往江北指挥部做机要工作。

    注：在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机要员期间，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胡服）在1939年12月到达皖东定远县藕塘江北指挥部，1940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皖东军政委员会”，党、军统一属中原局指挥。刘少奇率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至盱眙，张辉在刘少奇身边做机要工作（江北指挥部“机要科长”李资平、中原局机要科长薛丹浩），和刘少奇同在一党小组。               

    在盯胎县住了半年，部队水土不服，卫生条件差，传染上急性痢疾。开始几个人，后来发展到大多数人有病。当时没有医院病房，病人都住树林中。机关几乎人人都染病，我在最后才染上此病，每天最少有20多次腹泻。第三天周围的日本兵发动了向根据地七路大扫荡，我带病跟指挥机关行动并坚持译电报。没有什么药治疗，每天只吃几次“炭末灰”，经过七天的反扫荡斗争终于将敌人打退了。我们机关又回到“大柳营”，我的病暂时好了。由于治疗未根除，后来每年都要复发一两次，直到1952年才在苏北军区医院（注：张辉时任苏北军区医院首任政治委员）由吴德钊医生诊治，吃了三付中药“白头翁”，就从根本上好了，以后再没有复发此病。真是要感谢吴医师的“妙手回春”的灵丹。

    在淮南路西经常与国民党广西军李品仙17师172师摩擦，他向我们驻地不断侵犯，在黑郎庙战斗中13团长带头冲向敌人阵地，敌人是打退了，但团长不幸牺牲了。在周家岗战斗中，五旅旅长罗炳辉指挥，敌人已到距我们阵地150米。敌人一个营，我们指挥所只有一个排，他坚决守阵地，伤亡很多。他自己拿起机枪猛射，待增援部队赶到才把敌人打退。在古河马厂战斗中，七团团长秦贤安大腿负伤。大桥战斗消灭敌人一个营，形势就好转些。摩擦不断，但敌人不敢轻易向纵深进犯。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延安多次电报要军部东进或者北移，由于对国民党缺乏高度的警惕，行动迟缓。蒋介石早密会顾祝同、上官云相突然包围新四军部队。待军部经皖南茂林时，第一天接到的电报说战斗形势很好；第二、三天的电报说伤亡很重，伤员无法转移；第四、五天电报说全部被敌包围，粮弹缺乏；第七天电报仅前面几个字，粮尽弹绝，再也得不到皖南的电报和消息。总共七天时间，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张云逸、邓子恢等日夜守在机要科，最后断定皖南军部北移部队全部覆灭。教训是很沉痛的，军部个别领导右倾思想，估计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不敢消灭我们,后来从少数突围出来的人说才知道战斗的详细过程，痛惜晚矣！邓子恢在淮南赵庄召开干部会议，报告皖南事变的真相，并揭露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内战的罪行。号召部队积极行动起来，牢记皖南事变的教训，坚决打击国民党向我们新的进攻。

    1941年1月，中央命令组建新四军军部在盐阜区成立。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我调到二师做机要组长。这时在党内清算项英、袁国平的右倾错误，使党的各级干部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党性锻炼，建立了华中党校，训练党的干部（县团级）。我在华中党校第四期学习一年。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论党内斗争”、“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对我的理论水平和自我修养有很大的提高，奠定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思想基础。

1941年5月刘少奇政委、罗生特、陈毅代军长在盐城
（雅各部·罗生菲尔特，犹太裔奥地利人，为新四军卫生部顾问）

    1941年秋建立了淮南路东、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下属四个支队。我被调到路东联防司令部任机要科长。1942年5月军部召开全军机要会议，除五师未到外，其它六个师的机要科长均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去阜宁县停翅港军部驻地开会。主要总结机要工作成绩经验，统一机要密码方法，明确今后机要工作的方向任务。会议进行了七天，最后受到陈毅、赖传珠等首长的接见。陈军长亲自讲话，“机要工作的地位作用”，今后要更好的做好电报翻译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会后军部首长并与我们共同会餐。

    1943年日伪军向苏北根据地大举进攻，军部顺利转移到淮南根据地“黄花塘”。我又调到军部做机要组长，这时根据地比较巩固，环境很平静，军民亲如一家人，我们的工作环境非常好。军首长非常关心机要工作，除工作外还安排文娱活动，如下围棋、象棋，打乒乓球、扑克牌，军棋，篮球等，每月还发每人四斤猪肉的补贴费。抗战胜利前夕，为了情报工作需要，军部又组织了外出谍报活动组，我被选到了。我们报务员、机要员和组长各一人，到了南京浦口附近从事专门情报工作，策应汪精卫的警卫三师起义。待汪精卫的警卫三师起义到了竹镇解放区，我们才撤回到军部。那时在敌人心脏中工作，思想很紧张，但各人也很谨慎，一点不敢马虎。我们回到军部，受到首长的表扬和奖励，说我们的工作做的很出色，同时也批评了去蚌埠镇喝酒泄密、被敌人破获给革命带来了不应有损失的人员。

    四、解放战争

    1943年冬我调到“华中建设大学”一期学习。该校设政治系、民运系、财经系、司法系和新闻系，学员大多是从上海和其它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少数是由部队抽选的。学校主要是培养接管城市工作的干部，学制两年（短训班半年）。学校设在淮南新铺，校长是彭康，军部首长陈毅、赖传珠、曾山、刘长胜、潘汉年都来作过报告。熟悉的同学是张远之（张远志，张云逸长子），年龄才15岁。

建大一期部份同学合影（1945.9．在淮阴）
前排：钱凌雪（左二）、里希（左三，李亚芬，46年牺牲）、温琦（左四，华中党校教育长温仰春的女儿）。后排：张远之（左三，张云逸长子，曾任核工业部副局长）、邹家华（左四，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康蒙（左五，新四军军部作战参谋科长）

    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学员都分别调往已解放的城市去做接管工作。我到淮阴县担任第一任公安局长，地点在丰济仓8号前靠东大街，后靠里运河。由农村去城市工作，开始不习惯，因城市的社会很复杂，什么人都有，必须边做边学。三个月后才熟悉情况，对敌、我、友等各方面心中才有数。工作刚做出头绪，国民党就撕毁和平协议，集结新五军74师向两淮大举进攻，经七天七夜的战斗，我们于1946年9月19日撤出淮阴城，到了阜宁县的五分区地委待命。我分到阜宁城任公安局长，一个多月后敌人占领阜宁，又撤到板湖一带，分到县团任特派员。一年中与敌人和乡团战斗数十次，开始敌人很猖狂，到处抢劫，以后遭到县团的多次打击，敌人缩在县城里不敢轻举妄动。

    1947年春，我们活动到距县城10公里的沙庄，晚上宿营不见敌人动静，第二天上午团部遭遇敌人一个营包围。团部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团长张明命令占据水围封锁桥梁，坚决抵抗，战斗一小时，靠在周围的两个营赶到增援打退了敌人的突袭，除伤亡十几个同志外胜利突围。

淮阴县公安局旧址（丰仓巷8号）

    1948年1月我又调到涟水县团工作，4月配合12纵队打大陈集，我们打援，经过五小时战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营，缴获机枪九挺，步枪数百支。5月去袭击涟水县敌人，因情报不实，又返回黄河边夏管附近休息吃早饭，突遇敌人三师的尾随，黄河水大且深，会水的已过河，不会水的向东撤。由于情况紧急，部队比较混乱，我立即命令不管那个营一律集中在黄河岸边，坚决掩护部队、民兵和群众过河。经过一个清晨的战斗，大部人马已撤到河东，不会水的人、枪支均落入黄河中了。又连夜组织会水的人去水中摸枪支弹药。第二天敌人紧追不放，直追至靠海边，敌人三师遇到12纵队三个旅的打击，敌人掉头向北山东方向去了。

    1948年夏形势好转，山东我军不断歼灭敌人的几个师后，韦国清带第二纵南下苏北与11纵、12纵合编成立了二兵团。我调12纵新兵二团工作，配合二兵团在阜宁益林镇打国民党王匡旅和还乡团。经三天战斗全歼王匡旅和两千还乡团，苏北敌人为数很少了，几个县都没有敌人了，非常利于部队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注：笔者在整理父亲的自传材料时，扬州三姨娘长子许中博提供了一个信息：“以前听母亲讲过，姨娘（程月华，张辉夫人）亲口对她讲的一个事情‘1948年，那时姨娘怀着晓平（长子），挺着大肚子。一次与敌人遭遇发生战斗。姨娘他们撤退。遇到一条河过不去，是张辉的警卫员连拖带拽的把姨娘护送过河。’那时候我还年轻。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姨娘了不起。革命前辈真不容易。具体细节记不清了。”这件事情与上述黄河边战斗时间是吻合的。另：据淮安大舅女儿程天慧回忆：“父亲说过，生晓平大哥那年，姑父在战场上受伤，在扬州部队医院疗伤，具体时间我己不记得了。”

    1948年10月，上级命令清剿龙海路各县周围的敌人据点。后来国民党黄伯韬兵团由山东增至徐州东碾庄炮东一线，阻止我军攻击该铁路线。我们华野部队集中20多万兵力包围黄伯韬，于1948年11月6日至22日全歼黄兵团十余万人，并击毙黄伯韬，解放了陇海线各县。这时淮海战场战士们情绪激昂、奋发，整个战场唱起胜利的歌，歌词大意是：“捷报呀捷报，歼灭黄伯韬，这一仗打得好呀，实在好，同志们功劳真不小，真不小。”

    乘胜追击，部队向徐州推进，我们进入睢宁县、宿迁县、宿县一线，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配合，包围了由河南增援来的国民党黄维兵团，于宿县西南双堆集经半个多月的战斗，歼灭了该兵团，活捉司令黄维和副司令吴绍周。徐州之敌无望而向西逃窜，我们各部队紧追不舍，由于敌人惊慌失措，加之天下鹅毛大雪大雨，缺汽油，车开不动，而且老婆孩子又多，粮弹不足。我们将敌人包围于河南永城县东北青龙集、何桥、陈官庄方圆四十里之内，先是围而不打，打而不歼，敌人共三个兵团，孙元良、李弥和邱清泉。敌人无接济，天寒地冻而困于农田之中，每天靠几十架飞机送点食品，微不足道。敌人内部为抢夺吃粮互相开炮开枪，时而不断。

    1949年1月6日上级命令歼灭被围之敌，各部队向敌人发炮猛烈攻击，经四天四夜激烈战斗，于1月10日夜4时半全歼之敌。整个淮海战役历时65天，共歼国民党部队五十五万五千余人，胜利结束战役。11日下午各部队和民工迅速撤离该地，以防止敌机大批轰炸。

1948年12月1日傍晚解放军12纵队进入徐州城

    我们二团押送俘虏3500名、女眷150名和小孩50名，到了如皋经教育先后发放路费回家，青年人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均留下了，训练休整准备渡江，将革命进行到底。口号是：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23日夜，大军从张黄港横渡长江，经过几小时作战而顺利渡过了长江，到达江南苏常一带，追击撤退的守江国民党部队。那时的国民党部队像“兵败如山倒”，丢枪弃甲，纷纷投降缴枪。

1948年12月1日晚10时解放军渤海纵队7师入城接管徐州城

    1949年4月张辉担任了“解放官兵训练团”政治处主任；程月华（程光敏），1945年9月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入党，曾为保卫公款立功受奖，在训练团里负责国民党被俘军官家属的教育工作。

    我们所到之处，江南群众都是锣鼓喧天，欢迎解放军，送来很多慰问品。沿路的人民均是烧茶送水，像迎接亲人一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情景感人至深，部队情绪高涨奋发，大家决心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解放全国人民，同志们的思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为官，四不为钱，要全心全意为解放人民而战。

    张辉手稿  
    1994年元月十日于南京
    （张东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