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马克勤，字勉之，原名马新民，又名马可，山东新泰人。1938年参加革命，先后在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三野情报处担任情报员。他长期潜伏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杭州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等最高核心机关秘密为我党我军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南京及全国解放后，又分别率母亲王芸仙、二叔马克余等多次潜入香港、台湾、澳门执行任务。虎口十年，出生入死，无怨无悔。

马克勤和王芸仙夫妇在南京（1980年代）

    一、叛徒出卖被捕、组织营救出狱、奉命潜入重庆

    1942年的夏天，由于叛徒袁晓轩（第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又称八路军办事处）出卖，父亲不幸在河南鲁山被捕，同年七月被遣送到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关押，并和联络员中断了联系。1943年春，组织上开始了对父亲的营救，并由重庆陶育玉（中共党员，父亲陶钧为国民党中将，18军军长）通过驻延安第18集团军少将联络参谋徐复观（徐佛观，蒋介石侍从秘书）出面疏通。徐在去延安途中特地停留西安，并去“西北青年劳动营”探望了父亲（徐与父亲1939年就已相识，曾作为徐的随员去河北检阅国共游击队，有过生死之交）。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谷正鼎得悉父亲与国民党重要官员有密切关系并出面保释后，对父亲的关押也就放松了。

    父亲写道：“1944年的新春，我终于得到党的营救，结束了一年半的集中营生活，恢复自由了。尽管严刑使我身体遭受严重摧残，但坚强的革命意志并未被摧毁。我依然充满了革命的斗志和信心，决心继续投入革命的洪流，奔向新的战场”。

    1944年3月，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根据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条件和人事关系，决定派遣父亲再赴重庆，以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少将为对象，争取打入敌人心脏，开展情报工作。

    到重庆后，经徐复观和育陶玉介绍，马克勤先被安排在南方印书馆工作，南方印书馆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钧中将是军人兼企业家。公司股东来自四面八方，但都是湖北籍人，多数是党政军警政府官员，且与陶钧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原是小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徐复观也是股东之一，并与陶是同乡世交。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承印外来的书刊，少量是本馆编辑部编写出版的。经理部下设一个门市部，专经售本馆的书刊。印刷厂设在长江南岸弹子石，是一个设备完善，规模较大的厂。为了熟悉业务，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工厂，但也考虑到扩大接触面，常定期去经理部办公，为打开局面、获取情报创造有利条件。

    一年多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父亲取得了南方印书馆董事会的信赖，有了一个稳定的掩身之处。特别是通过处理和协调徐的家庭纠纷，维护了徐先生的社会声誉，从而加深了与徐的友谊，使他待父亲情同手足。凡此种种，都为父亲今后深入开展情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复观和夫人王世高（1978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报童疯狂的沿街叫卖声，划破了久已沉寂的雾都重庆，顿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大街小巷都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到处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鞭炮声、锣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山城沸腾了！这是1945年8月10日的傍晚，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

    八年的浴血抗战，使饱受炮火洗礼的人民留下了辛酸和悲痛的回忆。当胜利的喜讯突然到来时，多年来心头上沉重的压抑终于被驱散，个个眉飞色舞，欣喜若狂，都以胜利者的喜悦，情不自禁地向死难者告慰，更为自己的幸存而兴高采烈。这种悲喜交集的激动心情，曾使多少人流下了汩汨热泪！这天夜里，几乎是家家张灯结彩，猜拳行令，彻夜灯烛辉煌，鞭炮齐鸣，热烈庆贺抗战胜利的到来，整个山城浸醉在狂欢的浪潮中。

    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为适应战略上的需要，就急不可待地提出还都南京的计划。影响所及，原来稍有生机的工商业又开始萧条起来。特别是外来的企业主，更是无心经营，都争先恐后的制订计划，积极筹备内迁了。顿时空中、水上和公路交通都为之堵塞，出现了极端混乱的局面，南方印书馆也不例外，临时召开紧急董事会，专门讨论迁武昌的计划，也积极准备内迁了。

1945年8月10日《中央日报》号外

    形势急转直下，给父亲带来新的问题，去留难以作出决定，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徐先生来了，他开头就说：“南方印书馆即将迁武昌了，不知你有何时打算？”，徐的提问正触及到父亲的心事，因此就毫不迟疑地说：“这些天来，我也在考虑这件事，我在印书馆的工作是称心如意的，这主要是先生的关照和支持，到武昌后，我就失去了先生的依靠，心里总感到不踏实，如果先生能为我另谋职业，我愿继续追随先生工作，还请先生费神了！”，看来徐对父亲的去留已有考虑，听了马的回答后，就直截了当地说：“不愿去武昌也好，就留下来吧，工作问题我另设法解决。”说罢就握手告别了。

    此前，徐复观结束延安高级联络参谋工作后，曾写过一份报告《中共最近动态》，详尽地介绍了延安的所见所闻，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这份报告经过军委会少将参议凃寿眉（徐复观武汉国学馆同学、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军统局重庆特区区长、总裁办公室秘书）阅读后，直接转送纪蒋介石审阅。蒋对此报告大为欣赏，认为能透彻了解共产党的整体实情，且对策中肯，多被采纳了。蒋介石特别召见了徐，当面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调任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副组长。

    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曾任军统局代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凃寿眉、徐复观原为挚友，徐复观参加侍从室六组后，由于旧交的支持，徐得以直接向蒋介石陈述意见，蒋对徐的印象不断加深，从而逐步得到蒋的器重，后来蒋竟令徐参加“官邸会报”（“官邸军事会议”，据称能参加官邸会报的将领和官员被认为是享有参与高层决策的最高荣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45年5月5日）时令徐为总裁随从秘书，以备随时咨询，徐竟成了红极一时的头面人物。

    当时，父亲留重庆工作已成定局，根据徐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工作条件，父亲极有可能进入国民党最高情报系统或军事部门工作。但前面同来的联络员在安排工作时被徐等派往了河南和入缅远征军，新的联络员却一直未到重庆，一旦事成，有关情报传递如何处理，成为最担心的问题。

    父亲到重庆后，在做好本职的同时，也作过一些社会调查和联络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探望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晋豫区洛阳办事处主任孟用潜时（父亲在任河南鲁山工合办事处主任时的上级；孟在去洛阳之前，告经周恩来同意，将其所属的组织关系交与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未料八办主任袁晓轩叛变，导致多人被捕，组织破坏），与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邓颖超副手，姐姐张锡瑗是邓小平首任夫人，1929年经邓小平和张锡瑗介绍加入中共）相识了，并建立了联系。时下考虑到工作的急需，决定约她相见，商讨情报传递问题。希望她在联络员未到重庆之前，能得到她的支持，她当场表示同意了，还说，根据工作需要和发展情况，具体联络方法还可另作研究。至此，一件心事才圆满地解决了。

    二、打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提前获取重庆谈判情报

    日本投降后不久，徐约父亲到他家吃晚饭，因为是常事，没有放在心上。饭后不久，徐约父亲到书房休息，刚刚就座，徐就把一份写得很公整的报告交给父亲，他说：“你先看看这份报告吧！”当时父亲感到惊异，报告是由徐署名的，时间是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当天夜里写成的（8月10日），并有蒋介石审阅后批示“照办”的几个亲笔字。报告写得简練，是针对日本投降后，就整个战局的调整、部署和对付解放区的一些具体措施。是个战略性、策略性很强的文件。全文共十余条，其中有四条是与解放区的战局有直接关系的。其一是电召毛泽东来渝协商。其二，在西南要从速解决龙云，以除后患。其三，在西北要调离阎锡山，统一华北军事控制和指挥。其四，立即命令战区伪军积极配合国军共同作战，迅速向解放区发动总攻，就地消灭抗日军队。

    看完这一份报告后，因吃不透徐的用意，父亲沉默很久未作任何表示。徐已看出了这一点，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看这个报告吗？”，马回答说：“不清楚！”，徐说：“其实没有别的意思，主要让你看看这份报告后，商量一下你的工作问题”。他停了片刻后又说：“最近中央即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名叫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密处”，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是个最高情报机关，是专门研究和对付共产党的一个机构。我打算介绍你参加这个机关工作。但对你的情况我是清楚的，让你参加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工作，甚至于还要参加一些特务活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我们已是知心朋友了，没有意思拖你下水，因此事先和你商量，你应作认真的选择，由你自己作出最后决定”。徐复观说话的语气很自然，也很平静，看起来似乎是商量的口气，但父亲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一次考验！

    听完徐的一番介绍后，父亲暗中高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考虑不考虑的问题，这个工作是完全符合上级派遣要求的，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为了顺乎自然、合乎情理，就一本正经的经过片刻考虑后说：“徐先生为我选择工作的考虑是非常周到的，我是非常感激的，同样我对徐先生也是了解的，所以愿意追随先生工作，根本不存在顾虑！既然先生直接领导这项工作（联密处主任是萧赞育，徐为副主任，负责常务），我也愿与先生一道，共同效忠党国，我的决心已定，就请先生放心好了！”，徐听完这一表态性的回答后，显得异常兴奋，他说：“既然你有明确的表示，我就放心了，你的工作也就这样定了。但目前机关尚未宣布，编制问题也未最后决定，现有的名额有限，打算委任你为少校参谋，主要掌管机要和财务，今后有机会，会另设法推荐提拔你的”。父亲当面向他表示谢意，并说：“对名誉待遇问题我不会计较，只要能同先生一道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重庆行营）

    徐复观的报告，是件极为重要的情报，它充分揭示了国民党心毒手辣的两面手法。电召毛泽东来重庆协商，只是缓兵之计；谈不成是打，谈成了还是打，目的是在拖延时间，作好扩大内战的准备。这个重要情报的突然到手，是个意外的收获。父亲紧急通知张晓梅在约定地点见面，及时地把这份情报交给了张晓梅。南方局迅速地将上述情报传到延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手中。

    多年后，涂寿眉在回忆徐复观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徐复观先生》中也提到此事，他在文中写到：“第六组主任为唐乃建（唐纵）先生，与余为旧同事，徐先生与唐约定，勿拘限其工作范围。于是徐先生得以常向委员长条陈意见。日寇投降之夜，即条陈十余项。如电招毛泽东来渝协商，即是其中之一。因此，陈布雷先生亦器重其才识与文章”。

    日本在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但电请毛来渝的第一封电报已在14日发出；涂所说的日寇投降之夜显然不是8月15日，其中条陈十余项也和父亲所述高度一致。涂寿眉是委员长重庆行营秘书，呈文经手送蒋是其常务，他的撰文证实了父亲亲眼所见，也首次证实了电招毛泽东来渝协商的提议是徐复观所写。徐呕心沥血出此良策，使蒋氏先拔头筹，暂时争取了战后国共斗争的主动权，表明了徐在中共问题的研究上确有高明之处。由于此件高度机密，是谁写的知者极少。许多学者撰文一探究竟，均无定论。

    为了一探当年徐复观有关战局的四项条陈，笔者对其一一进行了梳理，也想了解一下当年徐的提议在抗战胜利之时战略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到底是度蒋的心理？还是竭力而谋？而且，提议是一回事，办不办是另一回事。结果出人预料，徐的这四项提议可以说是迅速、立即地照办执行了，且最后各项均演变成为国际国内的著名事件，即：重庆谈判、昆明事件、上党战役、国共内战战役/中原突围；其影响之大，超出想像。令人称道的是，此等绝密情报竟然在第一时间被中共军事情报员马克勤所截获，这大概是国共双方领导人始料未及的。

    注：作者马明深为马克勤女儿，原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研究员；马明潜为马克勤长子，现居美国；张东生系原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