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和王稼祥1934年12月30日在黄平旧州橘林谈话的雕塑（2026年） 廖尚刚 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卷中，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承载着改变历史走向的巨大能量。1934年深冬，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正在黔东南的崇山峻岭间艰难跋涉。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湘江战役的鲜血尚未干涸，8.6万人的队伍锐减至3万余人，而前路仍是一片迷茫。就在这片迷茫中，两副担架在黄平旧州的一片橘林里停了下来，一次看似随意的谈话，却为后来改变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关键基础。据统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携带千余副担架。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将这段历史称为“担架上的‘阴谋’”。这个“阴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阴谋，而是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思想交锋与路线抉择。它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一、历史背景：长征初期的危急形势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战略转移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此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博古、李德等人完全放弃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总结出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转而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等脱离实际的作战方针。其结果，不仅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反而使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然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仍然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战略转移开始后，军委的两个纵队在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一军团为左翼，九军团随后跟进，三军团为右翼，八军团随后跟进。五军团为后卫。几个主力军团主要担负保卫军委两个纵队的作用。正如彭德怀形容的那样：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后勤部队又非常庞大，带了很多行李，辎重，其中包括修械所，印刷厂，医疗设备器械以及不能用的大疫等，8.6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大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大搬家。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处处被动挨打，疲惫不堪。这根本谈不上什么运动战，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战略转移的这种部署，说明指导方针上的错误。行动迟缓，目标不明，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时付出了惨重代价。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终于突破了湘江防线，但部队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二）两个“三人团”的对立

    此时，中央领导层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三人团”。一个是长征前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掌握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坐担架，毛泽东也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也坐担架。毛泽东又邀请张闻天同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这就形成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这两个“三人团”的对立，实质上是两种不同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对立。博古、李德坚持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毛泽东则主张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二、担架上的“中央队三人团”

    （一）特殊的“病号组合”

    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

    这样的“病号组合”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历史的必然。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行军路上的深入交流

    警卫战士吴吉清在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中记述：长征中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开始了他长征的第一步。王稼祥因战伤未愈被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张闻天因昼夜行军病倒也躺上了担架。担架上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见的机会，同时为他们探讨中国革命前途命运提供了特殊机会。在行军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明辨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三）思想统一的形成

    《毛泽东年谱》记载：1934年11月，“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宿营，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

    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认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等军事指挥错误造成的；撤离苏区的突围又演变成逃跑主义，消极避战；在敌人已经张网以待时，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会合的原定计划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应改变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

    这些认识为后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使得“中央队三人团”成为推动历史转折的重要力量。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回忆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王稼祥，张闻天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作战方针早有意见，广昌失守后，意见激烈，现在对西征中的错误指导更是忧心忡忡。毛泽东向他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很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央队三人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正是由这种思想基础转化为物质基础的。

    三、黄平橘林谈话是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

    （一）谈话的发生

    1934年12月3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旧州。这时，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在城门外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休息。《张闻天年谱》记载当时情形：12月下旬，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某日，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桔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耿飚在1994年12 月18 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回忆录：《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记录了当时橘林谈话情景：“今天，我要说一件关于张闻天同志与遵义会议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红军过乌江之前。当时我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团长，首攻乌江的就是我指挥的那个团，在部队还没有到达乌江边进军到贵州黄平这个地方的时候大约是1934年12月下旬，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桔子的一个桔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

    （二）谈话的内容

    这次著名的橘林谈话中，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回答说：唉！也没有一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用电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等几位高级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把李德等轰下去，让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据耿飚回忆，这次橘林谈话的内容是“我是怎么会知道上面所说这件事情的呢？因为我们这回过乌江是在遵义开会之前，到遵义就一定要过乌江，当时蒋介石追赶我们的军队都在我们的后面，红军只要一过乌江就自然把他们挡住了，他们即使过得来也要有一段时间，就在红军赶奔乌江边的路上，张闻天、王稼祥随军过路的时候说了上面这番话。首先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是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左权同志、接着刘伯承同志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他是总参谋长，在前线指挥。他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之后，我就率领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又叫我们二师到遵义北面去抵挡敌军。”左权已经牺牲52年，王稼祥去世20年，张闻天去世18年，刘伯承也去世了8年。幸亏有耿飚的回忆，这段珍贵的历史才得以完整保存。

    （三）黄平橘林谈话的历史意义

    黄平橘林谈话看似两位在担架上的领导人的私下交流，实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黄平橘林谈话传开后，红军高级将领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商谈后一致认为，为了让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丢掉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教训，才能使党和红军的高层认识到，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继续指挥下去了。

    黄平橘林谈话是变换军事领导人富有决定性意义的酝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四、从黄平橘林谈话到遵义会议是探索路径与检验成果的过程

    （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思想交锋的推进

    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在黄平橘林谈话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

    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摆在面前的紧迫问题——战略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正是在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下，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才被大家采纳，从而否定了最高“三人团”决定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博古，李德一再坚持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通道即已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行动方向，即《决定》中所指出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黎平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的激烈争论，决定在适当时间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即“猴场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的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决定》还提出，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为了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在实际上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猴场会议后，红军立即强渡乌江，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署名发布的命令中，要求部队：“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二）遵义会议是历史性的转折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1月7日智取遵义。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陈子尹路80号（老地名琵琶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开始，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首先站起来作了“反报告”，这个“反报告”实际上是由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充分酝酿、研究，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错误的集体意见。

    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周恩来在《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陈云回忆：“毛主席的发言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讲的那些。”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主导了会议方向，定下了会议基调。

    会议最后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三）历史的选择

    陈云后来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里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李德）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说明，克服“左”倾错误领导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大势所趋，是党的选择，红军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王稼祥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专门讲了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作用很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王稼祥处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次说过，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他是从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五、担架谋略的多维启示

    （一）思想的传播需要合适的载体

    担架，这个看似笨拙的载体，在长征的特殊环境下，却成为思想传播和路线争论的绝佳场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担架上的朝夕相处，为他们深入交流、达成共识提供了独特的条件。正如张闻天所言，这种“中央队三人集团”的形成，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组织内部的民主与团结

    黄平橘林谈话和随后的遵义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能够通过民主讨论和集体决策来纠正错误、选择正确路线的能力。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是思想交锋的继续和深化，最终达成了改变历史方向的共识。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为党和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保持团结、走出困境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正确路线的最终胜利

    担架上的谋略，实际上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战胜教条主义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从放弃北上湘西到向贵州进军，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最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更是因为他的思想路线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六、担架上的历史回响

    黄平橘林谈话已经过去九十余年，但那段历史所蕴含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担架上的谋略，不仅是长征路上的一段佳话，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关头自我纠错、自我革新的生动写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看到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担架上的交谈，看似是几个人之间的私语，实则是一个政党在面对生死考验时的集体思考与智慧结晶。那两副停靠在黄平橘林里的担架，承载的不仅仅是三位病弱的革命者，更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

    正如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说，担架上的“阴谋”实际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的过程。担架上的谈心交流与思考探讨，构成了红军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精准概括，也是对“担架上谋略”最深刻的历史注脚。

    历史已经证明，黄平橘林中那两副担架上的谈话，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重要对话；那两副担架上的谋略，是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见证了一个伟大转折的来临，也记录了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

    备注：

    1.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程中原著《毛泽东 张闻天与长征胜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3.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组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2.《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