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七.七芦沟桥事变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2月，闽南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一营，闽西南人民子弟兵在卢胜团长的率领下北上抗日。3月，在漳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林路主持下，成立新的中共平和县委。县委书记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委员林胡鳅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卢炎，副部长吴珠清（女，随后任县委副书记），陈天才任宣传部长(未到任，后由陈国忠接任），副部长赖国珍，委员林青年、吴运琳、张玉英等。〈1〉

    林胡鳅上任后，坚决贯彻执行中心县委就新形势下党工作的方针部署，广泛联系群众，抓好党组织的恢复、巩固、发展工作，为平和县的抗日救亡运动，为闽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尽心尽力，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上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平和县党组织活动区域示意图

    一、坚决贯彻执行在新形势下我党的工作方针、政策及部署

    1938年3月，林胡鳅来到平和山内，向时任中共和中区委书记陈天才传达漳州中心县委的指示：

    “红军北上之后，平和的政治、军事形势起了很大变化，闽西南潮梅特委提出，根据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有关协议，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巩固老基点，建立新基点。漳州中心县委根据闽南地区实际情况研究认为应根据新的形势重新部署。原来我们提抗租抗息的口号，现在改为减租减息。工作方法上可以实行秘密与公开相结合，要善于运用合法斗争，争取改造、掌握国民党政府基层政权。”

    “国共合作，国民党不得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我们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使一些士绅、乡保长倾向我们。同时还要利用国民党当局自以为红军北上，放松戒备的有利时机，采取‘白皮红心’的策略，让这些人积极参予地方政权，为我们所用。”

    当时大芹山革命根据地的乡保长多数倾向共产党，有的保长还是由党组织派出的基本群众担任。但林胡鳅认为这还不够，提出再派出15个党员出任保长。最后经对准备派出的党员逐一研究，决定先派6个党员出任保长。分别由陈其城、陈子夏任碧野保正副保长，黄乾钟任小龄保长，黄淑美任白叶保长，陈耀秋任梅子保长，派中共党员陈振盛出任征收员。此外，还派了一些党员加强抗日救国会的领导。〈2〉

    在林胡鳅的领导下，中共平和县委依照漳州中心县委在平和县峨眉山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办班模式，积极举办干部训练班培训干部，派党员骨干参加保甲训练，培训后派到基层政权任职。在这些党员干部有效开展工作下，平和县和中区30多个保、五南区20多个保，大多实行减租减息；在基点村还开展抗租抗税的斗争，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党的支点工作得到保存、巩固和发展，党员干部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

    二、领导农民“减租减息”、“抗租抗税”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一种新方法、新形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闽南各地党组织根据国共和谈期间达成的协议和国民党政府当时颁发的“二五”减租法令，领导农民同当地地主豪绅展开减租减息斗争。其中以平和县东坑乡的斗争最为突出。

    平和县东坑乡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重要活动基点。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后，以林胡鳅为书记的平和县委即首先召开党支部和贫雇农联席会议，研究具体政策，部署具体作法；接着深入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号召乡村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不分阶级党派、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都来支持抗日战争，并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为祖（祖先）、二为某（老婆）、三为田园、四为国土”等浅显易懂的口号，唤起广大民众抗日的积极性。同时说明减租减息的意义，指出减租减息不仅仅是改善人民生活，更重要的是服从抗日的需要。平和县委一方面发动广大劳苦大众直接起来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也争取地方上开明人士自动执行减租法令，因此，在基点内，地主富农一般不敢抵抗，有的豪绅地主在党组织的争取教育下，还自动到大会上表示态度，愿意带头执行减租减息法令。据不完全统计，东坑自1937年下半年至1939年，农民因减租减息所得到的利益就有2500担谷子以上，群众生活大大改善。如南后村赖牛仔一家四口人，租入土地14亩半，往年收入只有50多担，每年要负债30多担，常常是入不敷出。实行减租减息后，不但改善了生活，还有余粮。

    中共平和县委在领导农民减租减息斗争中，还根据农村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在一些基点内实行抗租抗息，拖欠地主的租息。平和石示尾村民兵曾经发动群众把收租倒算的地主扣留下来，吓得地主以后再也不敢来收租；有些基点故意通知地主收租，地主反而害怕不敢来。〈3〉

    1939年4月，平和县因去年早晚两季均遭风洪灾难袭击，春季粮荒严重，米价大涨，群众生活苦不堪言。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与平和县委从陈天才处得知国民党平和县长黄明日将到高坑乡出巡，便抓住时机，发动高坑等地500多农民，向黄明日请愿，逼黄明日答应开仓卖粮给农民并豁免高坑、山内、碧叶、泮池、雍坑等6个乡的半年田赋。〈4〉

    在平和县委的领导下，农民普遍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抗日救国会。党组织通过扩大和巩固下层群众的基础，为群众调解纠纷而把工作向外开展出去。并帮助国民党整顿保甲、训练壮丁、维持治安，争取上层抗战关系，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还通过民主人士广泛开展工作，把支点工作与外部工作结合在一起，大大地拓展了新区，党的政治影响，党的威信在群众中日益扩大和提高。〈5〉

▲上图为中共平和县委机关驻地之一旧址（文峰镇柴船村船场）（1938年3、4月间，林胡鳅在平和船场船坊祠堂秘密办公，领导平和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开展革命工作）〈6〉

    三、重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與论宣传

    全面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全民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党全国各地组织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并大力宣传呼吁。平和县辖区内除了漳州中心县委创办的机关报《前哨报》大量刊发外，平和县委派人在商贸文化重镇小溪镇出版《抗日画报》《新和平报》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容的文章、画刊，组织进步剧团公演抗日救亡的舞台戏，控诉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为发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团结而大声疾呼。这些宣传极大的唤醒了平和县人民的民族抗日意识，平和人民在中共平和县委的积极领导下，开展销毁日货，义卖捐献献机运动，并在短短几个月捐献完成“平和号”飞机，有力的支持了抗日前线。

▲上图为我地下党《前哨报》

    四、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入开展

    根据闽西南潮梅特委的部署，漳州中心县委在闽南深入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以林胡鳅为书记的平和县委加强领导基层统战工作，一面争取保甲长，一面派党员参加保甲训练，到基层政权任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平和县党组织做好各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如与平和进步人士张景尧建立了密切的抗战关系。张景尧曾任平和民众教育馆馆长、平和抗敌后援会会长，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张景尧积极活动，帮助平和县党组织与当局牵线搭桥，一度平和国共两党合作局面相当稳固，漳州中心县委机关也设在平和境内，活动也比较安全。〈7〉

▲上图为漳州中心县委办公旧址（坂仔东坑峨眉山）

    又如平和坂仔双溪开明绅士赖秉坤，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友好，在党组织经济困难的时期，热心支持和帮助党组织创办垦荒公司，同时还接纳共产党干部在其创办的“天利植牧场”隐蔽生产，度过难关。〈8〉

    1939年12月7日，赖秉坤先生天利植牧场创办十周年纪念，收到了来自延安毛泽东同志一封信及亲笔题词“造成生产战线的模范战胜日寇，为天利植牧场题，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给福建省的唯一题词墨宝，赞扬了平和根据地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功劳及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念。〈9〉

▲上图为毛主席为天利植牧场题词

▲上图为天利植牧场旧址〈10〉

    还有国民党当局一些中下层军官，因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思想上倾向于我党。如国民党当局平和县社训队坂仔区陈坚教官，便在我地下党高坑乡社训分队长陈天才向其汇报工作时，有意透露出近日当局军事活动意图，陈天才一听马上警醒，并把随后从平和保安分队长陈德卿警卫员杨松茂处得到的确切情报及时上报漳州中心县委，从而避免了“东坑事件”国民党给我党造成的重大破坏及损失。〈11〉

    以上这些都说明平和县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力地稳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同时也扩大了党组织在各界人士中的政治影响，树立了威信，巩固了革命支点，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

    五、国民党加紧反共活动及“东坑事件”的发生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政策重点开始由外转向对内，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2月间，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法令，并无理要求解散各地抗日救亡团体，龙岩白土抗战服务团被迫解散，全省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转入低潮。

    3月，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在平和县东坑新纪楼召开闽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间五、六天，到会200余人。会议主要分析抗日斗争形势，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行径，作出如下决定：健全基点村党的组织；教育干部提高警惕，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扩大妇女会；消灭土匪，维持地方治安；加强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活动。〈12〉

▲上图为东坑会议旧址及平和县委机关活动地（东坑新纪楼）

    随着抗日期间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形成，闽南苏区的局势日趋紧张，反共摩擦事件时常发生。1939年4月19日，国民党部队突袭了设在平和东坑村的漳州中心县委印刷所，捕去革命群众200余人，杀害东坑村党支部书记赖彬等3名党员，制造了反共的“东坑事件”。那晚，林胡鳅为掩护县委其他同志安全撤离，自己来不及撤退，最后在老接头户杨丹的帮助下，藏进牛粪中，才躲过敌人的搜捕，表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将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高尚品格。〈13〉

▲上图为“东坑事件”遗址（坂仔东坑新楼）

    六、当选中共七大候补党代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会议还对代表的名额分配、选举代表办法做了若干具体规定。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共中央又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

    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青年委员会委员曾应之，于1939年10月参加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后方（国统区）青年工作会议后，带回了中共中央准备在延安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及各地应选代表的名额。曾应之回来后向特委书记方方传达会议内容和中央及南方局的指示后，特委决定11月在梅县召开闽西南潮梅特委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

    闽南党组织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何浚、中心县委委员兼平和县委书记林胡鳅接到通知后赶赴广东梅县松源参会。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于1939年11月11日至17日在松源田心“蛟花堂”王进秀、王维兄弟家中举行。会议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代表。叶剑英、边章伍、方方、苏惠、伍洪祥、王维、谢南石7位同志当选“七大”正式代表，方朗和林胡鳅当选“七大”候补代表。林胡鳅是闽粤赣边区闽南唯一的“七大”候补代表，也是平和县“一大”至“二十大”唯一的我党代表。

▲上图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第六次扩大会议旧址（广东梅州松源田心蛟花堂）

▲上图为广东梅县松源“蛟花堂”会议旧址布展仿真塑像

    七、特派巡视指导闽西南白区--安南同边区

    安南同边区，即安（溪）、南（安）、同（安）边区，是指解放前闽西南白区地下党的革命据点地区。其范围包括现在的泉州市安溪县龙门、官桥，泉州南安市的翔云、福庭、英都，厦门市同安区的半岭、梧峰等地。〈14〉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安（溪）南（安）永（春）德（化）苏区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重点围剿的对象之一，安南同边区军民转入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1935年10月后，原闽南工农红军第二支队（红二支队）队长尹利东（尹林平）、政委彭德清先后调离安南永德苏区，红二支队最后据点安同南特支书记林师柴等人在安溪龙门镇被杀害，大量的党员红军骨干力量一部份分散隐蔽下来，一部份经厦门转移到东南亚，边区革命转入低潮。〈15〉

▲上图为抗战时期安溪县党组织活动区域示意图

    1937年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白清机从福州监狱释放后回到安溪龙门。七 · 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会的进步青年林降祥与在日本留学的林火枝（林成茂）、童雪芝夫妇也先后回到龙门。他们同隐蔽在家乡的党员林水芸、林茶，进步青年林清辉、白宗兰等取得联系，以林火枝为首，包括林降祥、林水芸、白宗兰、林清辉计5人组织“党的同情小组”，以“继承林师柴烈士的遗志”为行动口号，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李毅然受中共厦门市工委派遣，到龙门中心小学任教，与林降祥取得联系，指导“党的同情小组”的活动，考察土地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党员的情况。5月13日厦门沦陷，厦门工委和“厦青团”（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撤往漳州。随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厦门市工委同漳州市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漳厦工委（后改组成立漳南工委），隶属漳州中心县委。〈16〉
1938年6月间，漳州中心县委委员、平和县委书记林胡鳅来到安溪龙门检查指导工作，这也是林胡鳅第一次踏上安南同边区。〈17〉林胡鳅向李毅然传达中心县委指示：龙门可以重建党的组织，同时搞“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漳州中心县委委员林胡鳅的到来，说明当时党的领导对龙门地区的重视。此后几个月，李毅然从“五人小组”、“半斋读书会”等党的同情组织内挑选、逐个审查，先后恢复了林水芸的党籍，吸收林清辉、白宗兰、白生泉、张连等入党。

    1938年秋，厦青团的朱迺仁、李德心、李兆直、吴忆瑜（女）等来到龙门，先后由李毅然安排在龙门小学任教。厦青团同志的到来，大大增强了龙门地区的革命力量，加速龙门地区建党的进程。

    1938年10月，漳州中心县委特派员林胡鳅再次来到龙门。中心县委批准重建龙门支部，李毅然任支部书记，朱迺（nǎi）仁、林降祥、林水芸为支部委员，党员13人（包括厦青团党员）。〈18〉原厦门中心市委于1932年创建的南（安）同（安）边区党组织划归龙门党支部领导。在陈奇（陈国忠）的陪同下，林胡鳅和陈德曼（洪庆礼）准备长期隐蔽在龙门地区，指导龙门党支部秘密开展工作，并由林降祥负责掩护。为便于掩护身份，龙门党支部支委（后任龙门党支部书记）林降祥征得林胡鳅本人同意，为林胡鳅起了化名林水田，并在目场为他们安排住所。〈19〉随后，在龙门党支部的领导下，龙门建立了党的武装队伍--龙门武工队，队长林水芸，集训队员10多人；在目场秘密开办造枪厂；还通过各种关系向海外华侨募捐款项、布匹和药物等，除购买一批枪支弹药，一部分留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大部分转送闽南老游击区。〈20〉

▲上图为中共龙门支部诞生地--龙门小学原址

▲中共龙门党支部书记李毅然

▲中共龙门支部支委林降祥（后任龙门支部书记）

    1940年6月，漳州中心县委委员、闽粤赣边区闽南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林胡鳅和洪庆礼奉组织之命又一次来到龙门，直接与林降祥单线联系开展工作。林降祥安排林胡鳅（林水田）、洪庆礼住在目场“红色堡垒户”林文东家里，白天参加林文东家里一些小量农活，夜间进行革命活动。〈21〉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吸收林水火、林文东、林文炮等一批人入党，并于1941年建立了龙门地区第一个农民支部--中共目场支部，支部书记林水火，组委林文东，宣委林乌仕。在龙门党组织转入长期隐蔽之前，目场党支部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多名优秀农民党员的强大组织力量，成为龙门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坚强堡垒（党称为红色村）。〈22〉根据漳州中心县委指示，为培训武装斗争干部，林胡鳅和洪庆礼还从目场党支部内挑选林文炮、林文与、林维坤（又名陈根藤）三位同志到闽南游击区学习、锻炼一个多月。〈23〉这是党第一次从目场选送干部，时间是1941年10月。

▲上图为目场接待站旧址（林文东家）

    林胡鳅于1941年1月当选闽南特委委员，他从安溪龙门回闽南漳州后即赴永（定）、（平）和、（大）埔、（南）靖边区，领导边区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斗争，其间历任中共永和埔、永和靖县委书记，并于1942年2月在平和县“小芦溪”和闽南特委书记朱曼平一起开展中共闽粤边委领导工作。〈24〉闽南特委则相续又派出罗林、郑敦等干部奔赴龙门，继续领导、指导安南同边区党的革命工作。

    备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的组织分为两大系统，它们都在安溪秘密地恢复党的活动，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各阶层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漳州中心县委、闽南特委在安溪建立的党组织，习惯称为“闽西南地下党”；泉州中心县委在安溪建立的党组织，习惯称为“闽中地下党”。〈25〉

    八、拿起锄头垦荒生产，创办生产基地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闽南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创办生产基地，是闽南党组织坚持抗日，隐蔽精干的最好形式之一。鉴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不再通过打土豪、不搞征借来解决经济问题，又考虑到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极端的贫困中，如何解决给养问题？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与平和县委研究决定，通过开荒生产争取粮食自给，解决经济来源，决定领导干部群众从事生产自救。

    1938年秋，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何浚亲自到平和山内勘察，以股份的形式，在高坑乡碧野保西格营正式成立垦荒生产合作社，命名为“碧野建兴垦荒公司”。公司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实行一套比较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并充分发挥党员在生产经营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极大调动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越办越兴旺。

    林胡鳅则带领平和县委组织在山内、松湖、金京洋、欧寮、邦寮、毛山、东坑、三坪等地，建立垦殖生产基地，辖区内先后创办了长圳脚“垦荒公司”和大水坑“木材公司”。

    各地纷纷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生产基地、埋藏生产。党的干部住在生产基地，生活方便，隐蔽安全，他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生产，建立起深厚友谊，同时隐蔽地开展革命工作。

    闽南党组织创办生产基地，有效地解决了经济问题，充分照顾到广大群众的利益，避免给群众增加负担，同时很好的隐蔽了党的干部。这种做法随后被闽西南党组织所普遍采用，并获得很大成功。中共闽粤边区工委领导人魏金水在《论八年来闽西南国共合作关系的真相》一文曾指出：“这八年来，闽西南共产党的生活，除了有好意的朋友和群众自愿帮助一部分外，其余都是自食其力的靠自己劳动生产来维持。我们闽西南党七八年都进行着大规模的开荒生产，达到自给自足，不要上级发一文钱，甚至还经常帮助上级，……闽西共产党开初对生产工作做得少些，后来也跟着闽南党这个方针做起来，也得到过很大的成就”。

    生产基地是当时闽南党组织隐蔽党员干部的场所，也是秘密可靠的干训基地，为培养干部和武装人员作出积极贡献，对以后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26〉

    1939年后，平和地区各级党组织的活动逐渐由公开转入地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林胡鳅带领平和县委依靠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山区地形，积极争取国民党保甲长和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虽屡次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斗争中惨遭杀害，但平和县委从未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前赴后继，始终没有停止过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平和县委始终坚持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工作，加强对党员干部马列主义教育，加强党的团结，严密党的组织，加强新老据点的武装，巩固抗战阵地，为保护南方战略支点，为党组织的生存，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平和党史大事记》记载，林胡鳅1938年3月担任平和县委书记至1940年夏赴永和埔边区期间，平和县委召开八次常委会，多次召开县委执委会以及县委执委扩大会议及其他会议，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县委班子成员根据平和县情认真部署县委及各辖区组织工作，肯定成绩的取得也剖析了革命工作中的不足，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年仅22岁的林胡鳅展现出一名思想日渐成熟、斗争经验日趋丰富的党员干部的革命风采！

    参考书目资料：

    〈1〉《中共平和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电子版）P64，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林胡鳅烈士革命事迹展厅布展材料；
    〈2〉《大芹山上展红旗》P26-27，陈天才著；
    〈3〉《中共闽南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P227-228、P245-246，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4〉《中共平和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电子版）P68，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5〉《中共闽南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P244-245，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6〉《平和县革命遗址概览》P16，平和县民政局、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等编；
    〈7〉《中共闽南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P250，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8〉《福建中央苏区纵横·平和卷》P026，中央党史出版社；
    〈9〉〈10〉林胡鳅烈士革命事迹展厅图文材料；
    〈11〉《大芹山上展红旗》P70-71，陈天才著；
    〈12〉《中共平和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电子版）P67，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13〉《平和新闻》（2020.12.19 11：24），“风雪凛然存节概”--记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林胡鳅，张山梁著；【此文原刊载于《红土地》杂志2021年第03期】
    〈14〉《龙门风雷》P09，“回忆安同南边区的革命斗争”，白凤毛著，中共安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泉州市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编；
    〈15〉《龙门风雷》P191，“龙门（安溪、同安、南安边区）党组织两次被摧残后恢复组织的简况”，张连著，中共安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泉州市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编；
    〈16〉《中共泉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P229，中共泉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闽南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P233，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17〉《中共泉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P229，中共泉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18〉《龙门风雷》P70，“中共闽西南白区党组织的斗争概况”，罗林著，中共安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泉州市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编；
    〈19〉《龙门风雷》P27，“忆龙门地区革命斗争”，林降祥著，中共安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泉州市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编；
    〈20〉《中共泉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P230-231，中共泉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21〉〈22〉〈23〉《龙门风雷》P207、P209、P212，“红色堡垒村--目场”，林定汉著，中共安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泉州市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编；
    〈24〉《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1926年2月-1987年12月）P301，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党史研究室、福建省档案局；《中共闽南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P266，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福建中央苏区纵横·平和卷》P107，“回忆刘永生在闽南活动情况”，陈天才著，中央党史出版社；《平和县革命遗址概览》P202，平和县民政局、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等编；
    〈25〉《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安溪县组织史资料》（1927年8月--1987年12月）P42-43，中共安溪县委组织部、中共安溪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溪县档案局；
    〈26〉《福建中央苏区纵横·平和卷》P026，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共闽南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P266-267、P269、P271，中共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平和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电子版）P71，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林胡鳅烈士革命生平简介：
    林胡鳅，1917年出生，漳州平和县人，原名林养生，因革命需要多次化名林湖鳅、乌鳅、林水田等。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1933年底回家乡开展地方工作；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历任漳州中心县委少先队负责人、中共双蒙区委书记、五南区委书记。1936年11月后担任平和县委委员、漳州中心县委委员、平和县委书记；1939年11月在闽西南潮梅特委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系闽粤赣边区闽南唯一七大党代表；1938年6月至1941年期间，以漳州中心县委特派员身份多次赴安南同边区视察指导工作；1941年1月担任闽南特委委员；1940年9月至1943年10月底，历任中共永和埔县委书记、永和靖县委书记（其间于1942年2月，和闽南特委书记朱曼平开启中共闽粤边委机关的领导工作）；1943年11月奉组织之命回平和工作，次月在平和峨眉山席草坪因叛徒出卖和夫人吴珠清（抗战时期中共平和县委副书记、妇女部长）一同被捕，1944年12月在押赴崇安集中营途径南平建瓯时被敌人折磨至死，以身许党，年仅27岁。
    其革命事迹己入选《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

    作者林强（叶林强），系林胡鳅烈士和老红军吴珠清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