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是我们父母抗战的起点。母亲的籍贯是河北蠡县东北寺村。姥爷是晚清秀才。因家境不富裕，母亲少年时跟姥爷在家习文。1938年正月初七不到十八岁的母亲，与本村曾是姥爷学生的王树明和王永安到县城，看到抗日县政府教育科主办小学教师训练班的布告，一起报了名，母亲给自己起名宋健民，经考试三人都被录取，培训半月后正式批准母亲回本村任小学教员，每月给点小米。母亲把家做校舍，将两间北房的隔山拆了当教室，院子做操场。村里人本来不愿让女孩上学，但对母亲非常信任，都愿意让他们的女孩跟母亲学习。学生很快发展到六七十人，都是女生，分成一、二年级，学习语文和算术，还有两三名中学生，单独给他们讲语文。课余时间，学生们在院子里进行文体活动，一些同学表演《松花江上》，歌曲是母亲教的，舞蹈是她们自编的，她们还爱玩丢手帕等游戏。日本鬼子占领县城后，为了坚持教学，改为化整为零，分散在户，男女兼收，义务教育，将学生分成三四个组，母亲每天巡回上课。敌人来了就把书、石板等文具坚壁起来，敌人走后马上复课。有一次正在对门王大林家上课，听说日本鬼子要进村，母亲和四五个学生从窗户往外跑，母亲年轻没有经验，脸朝外往下跳，正好落在一个大树墩上，戳伤了腰。她忍着疼痛，和学生王文先、王大菊、王大芝，还有妹妹，赶紧跑进王文先家的院子，钻进了山药井。在里头呆了约两天一夜，鬼子走了，她们才出来，脸都变成了黄白色。这是母亲第一次遇险。之后区中心校长王树明安排母亲住在郑村一家，从南大留村找来大夫治疗，半个月后，母亲的腰伤就好多了。

    1940年1月经本村党支部书记张荣德介绍，母亲加入共产党。入党后县委组织部干事高作霞和她谈了一次话，经过3个月候补期，4月母亲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入党绝对保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入党后母亲的思想从打日本救中国升华到解放全人类，积极为党工作。

    1940年6月，母亲调任一区妇委会干事。学生们舍不得，在她报到的路上追着到了郑村，不让走。母亲把对学生们的深厚感情藏在心底，以后每到一个村工作，只要环境许可，都要到学校教孩子们唱歌。母亲一人负责区妇女工作，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讲话，经常到户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组织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每户一双，富户两双。

    1941年6月，母亲调任县妇联秘书。有一段时间，随县直机关白天在蠡县齐庄工作，晚上到高阳县大、小团丁村住宿，两地相距二三十里。秋季的一天早晨，队伍刚进齐庄，正在号房办公的人喊：不好了，敌人包围了，往外冲啊！母亲穿的衣服和群众一样，就和群众一起向堤坡上跑。一个年龄三四十岁的村干部对母亲说，你听枪子儿突突地响，不要往外边跑了，把书包我给你坚壁了，跟我们一起跑。母亲跟他们跑到一个院子里，里面全是老百姓，一个老太太对她说，闺女，不要怕，敌人来了就说你是我女儿。那个院子的一边搭着麻山药架，上面的麻山药豆已长成熟了，院门口用高粱秫秸挡着，敌人没有发现。母亲和群众在院子里藏了快一天。敌人走了，我们牺牲了不少干部，有县长王志远。还有大队长，母亲不知道他的姓名。县委书记王进学让被打死的人挡了一下没有死，眼睛被打瞎一只。这是蠡县抗日力量一次最惨重的损失，人们称为齐庄惨案，《蠡县志》有记载。齐庄惨案是母亲第二次遇险。后来听我们父亲讲，他刚调到蠡县，即遭遇了齐庄惨案。当时他趴在另一面堤坡上，敌人的枪子儿没打到。他和县长王志远都是任丘人。王志远是他的入党介绍人。王志远牺牲后，他派人将王志远装殓好送回老家。不久父亲被任命为县长，他之前已有三任县长牺牲。

    齐庄惨案后，为了坚持工作，县里的干部改为分散活动，母亲被分配一区任抗联会主任兼妇救会主任，改名刘琛。一区在县城周围，环境残酷。1942年春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荡后，妇救会的4名女干部中，两人到敌占区保定跟伪军结婚了，只剩下母亲和小魏。一次她俩在大陈村，邻村北大留村日本鬼子修上了岗楼，一天下午联络员对她们说，敌人进村了，你们快躲躲。房东大娘说，你们俩当我的闺女，一个烧火做饭，一个纺棉花。听见日本鬼子的脚步声，房东大娘立刻端出一壳子鸡蛋，说老总你吃拿都行。联络员紧跟着，说咱们到村公所要什么有什么都好说。那个日本鬼子拿了鸡蛋，又抓走一只大母鸡，就出了房东家的大门。村干部和联络员都说你俩赶紧走。母亲和小魏一口气儿跑到张村营村。这是母亲第三次遇险。听说后来敌人又去大陈村抓过她们。过了一段时间，小魏对母亲说，要是再碰上日本人怎么办呢？母亲说，咱们能联系群众，到时会救咱们的。不多几日小魏对母亲说，她父亲在北京有个小瓷器店，后来她就不出现了，妇救会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坚持到底。

    1943年春天一天下午，母亲正在东北寺村堡垒户王小坡家，村干部齐淑争领来了马汉英（刘荫桐）县长和警卫员小灶伙。不一会儿联络员就告诉，日本鬼子进村了。小坡家的东屋大锅底下有一个洞，只能两个人蹲着，母亲就让他俩藏在洞里，母亲在小坡家北屋烧柴做饭。一个日本鬼子进院后，小坡娘赶紧拿出鸡蛋，联络员忙着照应，将鬼子领到村公所，仨人才脱险。这是母亲第四次遇险。母亲任一区抗联主任兼妇救会主任时，还和区武委会陈秀梅一起发动青年，破坏敌人交通，挖三尺深五尺宽的战壕。

    在1942年至1943年这段环境最残酷的时期，母亲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一般是夜间走路，夜间办公，晚上八九点钟才到村。下了大雪就倒着走路。在一个村的时间不到一昼夜就转移。因为走路多，一个冬春磨破两条粗布棉裤。白天不便于活动，就在堡垒户的屋里学习《论持久战》等毛主席著作，间或在自己钉的小本上练字，书和本都只有巴掌的一半大，平时装在口袋里。过年才回一次家。年三十晚上天黑才到家，有时从大门旁边的水道眼钻进去。姥姥，我们叫奶奶已包好饺子等着母亲，给她煮了饺子吃就让她到西屋关门休息。初一早上母亲和家人一起吃了饺子，奶奶又让她单独休息，晚上天黑了母亲告别了奶奶转移到外村。奶奶家也是抗日保垒户，家里挖了三个洞，掩护抗日人员，还站岗、放哨、送信、做饭，做最好吃的烙饼炒鸡蛋。母亲家所在的村离县城不到5里地，如果村里人向县城的日本鬼子报密很容易，可是母亲没有被供出被捕过，这是她父母积德行善修下的好人缘保护了母亲。奶奶支持在家帮助干活的娘家侄子韩玉振外出干革命，又支持母亲和姨相继走出家门抗日。村党支部派一个人代耕，奶奶婉拒了组织上的帮助，自己独立支撑家庭，找亲戚帮助干农活。

    一区的妇女工作受到了分区和县妇联的表扬。1943年夏母亲被调任博野县妇联主任。当时正发水，母亲坐着簸箩，接她的人推着，到博野县妇联上任，在那里参加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1945年1月，母亲调任任丘县妇联会主任，步行一天，由博野县到了任丘县。

    在抗战时期母亲4次遇险，都化险为夷，没有被捕过，是村干部、联络员和房东等群众冒险救助了母亲。母亲总想着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1958年为本村捐款80元，90年代初经省水利厅批准以工代赈为本村修建月明河桥。首先想到的是报答救助过母亲的群众，可是对他们中的具体个人，报答还是不够的。在外村两次遇险，当时顾不得问救助她的群众的姓名，事后因忙于工作及自身条件的局限，也没有去寻找救助她的群众，成为终身遗憾。

    1943年春母亲和父亲及警卫员小灶伙在东北寺村遇险，是母亲和父亲第一次留下印象的见面。形势逐渐好转后，父亲让小灶伙接母亲到他工作的五区赵段庄和四区的桑园营两个村，在那里住上两天，和他一起吃饭，又让小灶伙把母亲送回一区。这两次进一步的接触，母亲也没有多想。后来有一次母亲在一区的潘营村和村妇救会主任谈工作，父亲也在那里，妇救会主任的爱人、县工会主席肖勤也在那里。妇救会主任很爱说，问母亲有没有对象，母亲说没有，她又问父亲有没有对象，父亲也说没有对象。她就说，我看你俩作对象挺合适。父亲表示想跟母亲谈谈。俩人接着就谈了一次话。父亲开门见山，表示母亲做他的对象可以。父亲刘荫桐1914年生于河北任丘县，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1936年考入位于天津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七七”事变投笔从戎。1938年3月入党。出生入死，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任丘县抗联组织部部长、八区区长、县政府民政科长、四区区长，化名马汉英，与两个警卫员马巨、马福纯（马老五）同姓。后调九专署民政科。1941年10月调任蠡县抗日县政府民政科长，遭遇南玉田惨案、齐庄惨案。1942年11月调任蠡县县长，是抗日时期蠡县任期最长的县长。母亲对对象的要求是抗日坚决，大学生，因为家族里大学生不少。父亲作为对象母亲也是基本满意的，俩人约定抗战胜利结婚。1945年3月父亲调天津工作委员会。1945年8月他们在任丘县结婚，婚礼由县委书记李光荣主持。父亲晚年说，一生问心无愧，最痛快的是抗日时期，不后悔，如有来世还是坚决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