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瑞游击队是由长汀、瑞金两地的地方游击队组成的地方武装。主力红军长征后，他们在独立自主的艰苦环境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开辟了闽赣边游击根据地,成为闻名全国的南方八省15块游击区之一。

    一、灵活斗争  逢凶化吉

    南木坑西普庵自然村原属四都区，现划古城镇管辖，该村位于四都北部，古城镇的南面。经该村能直达古城的猪子岽，一路浓荫蔽日、林深苔滑。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是游击队神出鬼没的地方，西普庵是汀瑞游击队的一个联络点。

彭胜标将军

    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时任兆征县监察委员会书记的彭胜标，按组织要求，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彭胜标是古城人，对本地的地形熟悉。他带领的游击队就转战在四都、南岩、中璜、西普庵、古城猪子岽一带。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游击队消灭，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

    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更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在位于大山这中的西普庵村建立起一个地下交通站。他们不仅为游击队打草鞋、送粮食、购买盐巴、火柴、电池等各种物资，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通风报信。

    有一回，天刚麻麻亮，有一个老交通员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山来，找到彭胜标说：“标哥，白狗子昨晚住在南野村。村子四周放了许多岗哨，他们可能会来这搜山，你们快点走吧。”游击队立即往瑞金方向转移。等敌人赶来搜山时，扑了个空，连个影子也没见着。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游击队常常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1934年冬开始，敌人实行“车干池塘水，捉尽水底鱼”的毒辣手段，移民并村，把分散在小村的村民逼到大村庄住。在大村庄的周围遍筑碉堡，派兵驻守，妄想割断游击队和人民的一切联系，把游击队困死，斩草除根。

    敌人不仅追剿游击队，还残酷迫害群众。每天早晚，反动保甲长带着团丁挨家挨户点名，深更半夜还突击检查，点名不到以通匪论罪。轻则毒打罚款，重者连累十户。凡在苏维埃做过事的，有的被抓去坐牢，很多村民被活活打死，中璜村因与红军游击队关系密切被血洗，变成了无人村。

    针对敌人的残酷手段，游击队制定了灵活的游击方针：敌人进山，我则下山；敌人下山，我则返回。在游击战中，常以小分队出击。晴天，队伍在前面走，后面总是留下几个队员，把被前面的人踏倒的草扶起。阴雨天，大家都倒穿草鞋，让地上留下朝相反走去的脚印。并且规定了三个以上集合点，避免遭受敌人的伏击。这样，敌人就难以摸清游击队的行踪了。

    因为敌人实行移民并村，把西普庵的住户强制迁到南木坑，但是并没有动摇群众支持游击队的决心。他们仍然变化着各种不同的手法为游击队送物资、送情报。比如用暗语编成山歌，借上山砍柴，对着山头唱。向游击队传递消息，游击队听到后便可作出相应的处理；在秘密接头处摆放石头，摆什么样的石头，摆多少个石头都有讲究。夜里游击队的侦察员把石头数一数就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不少妇女也担任起地下交通站的工作。有一回，妇女吕兰春在为游击队送情报的途中被敌人抓住，不管敌人怎么折磨她，她始终没有透露游击队的任何情况，后来被敌人杀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6年春天，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游击队制定出一条新的斗争方针：打土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杀恶霸与建立灰色政权相结合。所谓“灰色政权”就是抓一些联保主任和保长，跟他们定出条件，不许跟游击队作对，不许迫害群众。只要做到这点就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放他们回去，否则就地处决。目的是让他们既当反动派的联保主任或保长，又暗地里给游击队办事。同时也处决了一批顽固不化分子，以杀一儆百。

    建立灰色政权后，斗争形势大大好转。有些保甲长、联保主任为了保全其生命，只好暗地里为游击队做事。比如当时的食盐和手电，普通群众很难买到，这些保甲长、联保主任就可以买到。游击队通过他们购买了这些物资，又把他们供应的物资向群众公开。让他们背上“救济游击队”的包袱，以后即使看见群众跟游击队有往来，也不敢去向白匪报告了。

    1938年，彭顺标带领的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留下了刘国兴、曾玉成等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人数虽然不多，但同样干的有声有色。

    有一次，汀瑞游击队队长刘国兴来到四都区的西普庵村，想了解一些情况。谁知他一进村，就遭遇保安团来搜山，保安团把西普庵村包围了起来。在这万分紧急关头，他立即身子一闪，从侧门进了交通员黎带娣家，钻进了黎带娣家的地窖，在她的地窖里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早，黎带娣叫她丈夫扛着一把锄头佯装下田干活，实际是去打听消息。

    黎带娣正在做早饭，保安团已闯进村来，刘国兴想从后门逃走。黎带娣急中生智说：“刘队长，走不得了！你赶紧躺到床上去。”一边将自己的头发抓乱，一边顺手给他盖上一条烂棉被，又拿来一刀草纸盖住他那清瘦的脸，再将其余的草纸放在床底下点火烧，并一边烧一边嚎啕大哭起来：“孩子他爸呀，你这个打短命的短命鬼哟，你怎么就这样抛下我们走了呀，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以后的日子叫我怎么过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的很伤心。一会儿，有三四个团丁闯进她家，看到黎带娣蓬头垢面，坐在地板上伤心地哭泣，这几个团丁连忙退了出去，叫到：“冇时倒运，晦气！一大清早就碰到死人了。呸、呸、呸！”就这样，刘国兴化险为夷，躲过了这一劫。

    我们的人民群众就是这样，常常利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保护了游击队，保护了党的领导干部。

    二、历尽劫难见彩虹

    1942年春，因汀瑞游击队用以秘密联络的证据“合同字约”及游击队和地下党员的花名册落入敌人手中。原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叛徒颜福华向瑞金国民党书记长、县长冯瑞献策，他的下属曾有一个与刘国兴交好的人，可以利用他骗取游击队长刘国兴的信任，进行计诱刘国兴，全部彻底解决汀瑞游击队，消除这心头之患。

    于是，从2月起，先后派遣了几名叛徒特务打入汀瑞游击队。先是原赣南特委通讯处主任、江西省委特派员，叛徒王耀亮，他带了两名特务和伪造的闽赣特委命令，前往游击队根据地求见刘国兴，刘国兴因已很长时间与组织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在这崇山峻岭，盼望与上级联系的心情迫切，便轻易地相信了叛徒王耀亮的话，并接受了所谓去赣西南特委学习一个月的要求。在伪造的信件里，还说刘国兴学习期间，汀瑞游击队县委书记一职由王耀亮代理。于是，汀瑞游击队的指挥权落入敌人手里。

    刘国兴离开汀瑞游击队后，经赣县、遂川到达太和，便遭敌特逮捕，敌人诱降不成，便将其杀害。　

    农历6月底，王耀亮又派特务到汀瑞游击队驻地，说，刘国兴要延长学习一个月，上级决定调组织部长严炳成去学习，由曾志代理县委书记。严炳成被骗到太和后，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曾志窃取县委领导后，谎称瑞金要建立特委，特委下设县委。于是以筹建为名，把游击队的主要骨干派往各地所谓筹建县委：刘国荣（即刘老三）到长汀，温昭祺、陈唐球到瑞金，谢振山、刘德森到会昌。待这些骨干走后，又谎称：刘国兴学习回来，并带回一部无线电台及各种物资，要全体游击队员前往武阳接刘国兴并担运物资。

    在农历7月28日，曾志不让游击队员带任何武器，由副队长邹道隆带领全体队员到枣子培村迎接刘国兴。结果，被埋伏在那等候的国民党特务层层包围。在这次诱捕中，除王玉兰夫妇脱险外，含被骗到各县“筹建”的骨干共56人，全部被俘。他们全部被关押在瑞金县城的国民党县政府特务队监狱邹家祠堂。

    到了1943年农历八月，天气异常闷热，被关押的游击队员们，在暗中商议如何越狱的方法。经过商议，觉得找个“天气闷热，浑身长满虱子疥疮，要洗澡”的借口，向监狱方提出抗议。经过多次抗议，监狱方最终同意了游击队员的要求。农历八月初八，在刘国荣、陈唐球的领导下，被关押在瑞金监狱的汀瑞游击队员刘忠槐、温昭祺等20多人，乘敌人放他们到河里洗澡，看守力量薄弱，打晕看守，游过对岸，钻进了大山林，成功逃脱，回到四都根据地。游击队返回四都根据地后，重新成立汀瑞县委和游击队，刘国荣担任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在他们的领导下，1945年游击队又发展到100多人。

    1945年9月间，经福建省保安团团长、闽西绥靖指挥部陈余珊及长汀专署当局与瑞金当局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瑞金当局利用叛徒严炳成潜回汀瑞地区，再次进行破坏汀瑞县委和汀瑞游击队的活动。

    1945年农历10月初，严炳成借口到荣坑接老婆（严的老婆——桂香当时住在荣坑村），找到刘国荣，严炳成装出一副可怜相，要求参加游击队。当时，刘国荣已有所警惕，拒绝了严炳成的要求。严炳成无计可施，向其主子汇报后，其主子授意杀害刘国荣。

    农历10月14日晚，叛徒严炳成带兵埋伏在和尚杏与荣坑的交叉路口，将汀瑞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刘国荣杀害。

    刘国荣被害后，汀瑞游击队失去了一位领导骨干。1946年2月，叛徒严炳成又带领民团包围了游击队的老据点岭背山，把游击队的家属全部扣留，胁迫游击队下山，否则统统处死。3月，接替刘国荣任汀瑞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的陈唐球，经受不起瑞金县伪政府利用叛徒陈书皓的威胁利诱和欺骗，同意带领游击队下山，把枪支交给国民党。从此，汀瑞游击队解散。不过，汀瑞县委下属的区委及党的支部，虽然失去了上级党的领导，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隐蔽斗争。四都、荣坑的地下支部一直坚持斗争，直至1949年汀瑞两县解放。真正坚持了“二十年红旗不倒”！

（长）汀瑞（金）县委书记刘国荣牺牲地——四都镇荣坑村和尚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