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下半年起至1930年的各种相关文件均认定，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组，“社会”只是前置修词，“共产党”才是主干。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

    在中共一大召开前的11天，张太雷经共产国际批准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并在会上发言。所谓“共产主义小组”的提法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等地展开了最初的工运工作，初见成效。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只是中国革命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并不等于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党的光辉历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想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入党年月一栏中填写：1920年。同样参加了中共一大的陈潭秋1935年在自己编写的年表手稿上明确写道，“1920年入党”。1937年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会见外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也说过：“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

    俄文原始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写于1921年下半年）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中说得较具体：“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陈独秀）到沪，一九二〇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准备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发端，还在一九二〇年，这显然是从五四运动中直接产生出来的。”1935年瞿秋白被俘后在《多余的话》附录“记忆中的日期”中写道：自己是1921年“五月 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的。

    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党是在1920年成立的。这份文稿曾经遭到党内的猛烈批判，但是谁（包括出席党的一大的13个代表）也没有对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创立本党这一立论提出过任何质疑。

    相反，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在莫斯科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沿用陈独秀的说法，称“一九二〇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

    当事人施存统回忆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参加了……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来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参加了小组。”“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六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

    1991年发现的俞秀松1920年6月—7月的日记，其中7月10日记载：“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加上施存统先前的回忆，可以证实，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陈独秀寓所商量，决定成立共产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要同李大钊商讨。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或劳农专政），（二）生产合作，其他还有党的严密组织等。会议选举陈独秀为领导人。

    由于施存统是在6月20日赴日本留学的，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当在6月20日之前。

    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内部机关刊物《共产党》创刊，其第一期在《世界消息》栏目中介绍“葡萄牙共产党”时写道：“葡萄牙是个农业国，小地主最多，工业不甚发达，和中国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样，而葡萄牙的共产党那样发达，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这真是可耻的事情啊！”

    “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可以有多种理解。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答复蔡和森来信时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中相当明确地提出了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上述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的回复可以说是“中国的共产党却还在萌芽时代”的同一表述。另一方面，任何正在组织或已经成立的政党都有一个萌芽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业已初创，也说得过去。

    林伯渠《自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中写道，“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月，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我认识李达、邓中夏等人，也在这个时候。”

    陈望道回忆说：“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出来的。此外，邵力子在复旦大学文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去。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

    1921年5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签字任命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书记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同一天，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为俞秀松签发了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证明。

    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M．科别茨基又任命俞秀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7月12日，来自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十余人在莫斯科选举张太雷、陈为人为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代表，“推选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也是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

    7月20日，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即杨明斋）的联席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杨明斋表示：“收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并得知派遣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张同志的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同志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也就是说，事先并不知情的中国共产党追认了张太雷作为本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

    7月12日，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共产国际三大期间（6月22日至7月12日），经过张太雷、俞秀松的艰苦努力，反复交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在共产国际中应有的名分。江亢虎只是以中国社会党的身份列席大会，从而成功地避免了某些国家在建党过程中的混乱，功不可没。

    全国性的统一的并且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党的一大上宣告成立的。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号（7月1日）刊出了陈独秀《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一文，文中提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并说“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读者也可以理解为“新的共产党”已经成立，现在就要看它怎么做了。

    党的名称的来源与变化

    1920年党刚刚建立时，有很短一段时间叫作社会共产党。从语词结构上看，“社会共产党”是偏正词组，“社会”是前置修饰词，“共产党”才是主干。这说明在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共产党”是占了主导地位的。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民主党的牌子很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1948年就写了《共产党宣言》，但他们所在的政党仍然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列宁所在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列宁在评论孙中山时预见：“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达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等文章，介绍国际共运史与俄国革命。1919年列宁创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政党才明确使用共产党这一党名。这就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按照李大钊、陈独秀的理解，与第二国际决裂站到了第三国际的大旗之下的共产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赞扬苏俄的“Bolshevism”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7月底他与陈独秀慎重地谈起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向，陈表示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的这个“坚决的主张”，后来成为陈、张“多次谈话的题目”。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就党名征求李大钊意见，张申府回忆：“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几乎与此同时，陈独秀在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他早已写好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他说“吾党”是“社会党”，并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希望“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上海青年团也曾叫过“青年社会革命党”。

    在北洋政府的文件中也有“社会党”的记录。1920年10月，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电告北洋军阀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对于1920年6月拟议中的“社会共产党”的党名，陈独秀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1922年5月1日，陈独秀在《先驱》第7号上发表的《告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还说：“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产阶级。”文中的关键词“革命的社会党”与四年前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的提法完全一致。在陈独秀看来，“革命的社会党”是“共产党”的同义词、同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