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任弼时还利用作报告、讲演、会晤等方式，向共产国际、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负责人多次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国共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情况。为了使更多的兄弟党了解中国党的情况，回答他们对中国革命提出的各种问题，任弼时除应邀到各国代表团作报告外，还及时把当时在苏联学习的我党一部分干部找来，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国内情况。方志纯回忆道：“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和马明方、张子意等人，都分别去做过关于中国革命情况的报告。我出去讲过两次，一次是给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中共的情况，一次是给莫斯科的一个区组织的群众报告会讲中国革命情况”。他们以亲身的经历，介绍红军长征，陕北抗日根据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共产党对抗日的主张等等，“每一次报告都得到兄弟党和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让这些干部在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时，着重介绍在中国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农村广大阵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等方面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各兄弟党代表团听了，既感到新鲜，更觉得有道理。因此，兄弟党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共党是伟大的，应该向中国同志学习。”

    十、翻译宣传 联共党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在斯大林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审定的一部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该书记述了苏联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以及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该书自1938年出版至苏共二十大期间，一直是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读教材。任弼时到莫斯科后，苏联外文出版局正在翻译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本。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参加了部分翻译和校订工作。他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翻译前，要同志们读原文，正确领会书的原意；翻译时，在文字上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翻译后，又将译稿寄给国内和发给在苏联学习的同志征求意见。他自己则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对全书作了认真审阅和校订，并亲自翻译该书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初稿译出后，就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国学员试读，听取意见，认真修改。有一次，方志纯问：译稿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鞋子搁在草席底下”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直译苏联的谚语，苏联的读者读来是生动而有幽默感的，但中国的读者却感到不好理解。任弼时反复琢磨后说：用汉语的意思表达就是“束之高阁”而不去应用。方志纯听了恍然大悟。后来就意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939年3月17日，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已通过在新疆的邓发寄回国内1万册中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7月15日，又致电中共中央，询问是否收到该书以及该书纸型？此书发行如何，卖出了多少本？为学习该书采取了哪些措施？对此书有什么评论？并在电报中强调，“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在兄弟党那里此书的发行进行得很成功。”此后，该书便成为中共党员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毛泽东曾多次阅读此书，他在延安一次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1940年2月，任弼时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回国。自此，中国共产党没有再派代表团到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