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庙，位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长胜街南端，它始建于明末，最初是供当地人供奉的寺庙。90多年过去了，这座房子的风格依旧，里面的摆设依旧，墙上的那面“犁头旗”依然鲜艳夺目。这面一平米大小的布旗，是当时苏维埃政府的象征，上面的犁头图案，代表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这面曾经高高飘扬在鄂豫皖革命苏区的犁头旗，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其中，“第一革命法庭”的建立和“国家公诉人第一人”的设立，成为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块丰碑。

    1927年4月，七里坪区农民协会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成立了以审判土豪劣绅为主要职能的七里坪革命法庭。这个法庭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依照《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成立的第一个革命法庭。当时的法庭负责人称为“主席”，1927年4月，一位名叫张南一的打鼓说书艺人，当选为七里坪革命法庭首任主席。他上任的第一案就是公开审理判决他的亲舅舅（系土豪劣绅），他不徇私情，判决公平公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沉重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

    早期的革命法庭，名义上由国民党党部管理，实际上，法庭人员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他们白天在法庭办公，晚上则以走村串巷打鼓说书作掩护，到各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为即将发动的“黄麻起义”组织和积蓄了武装力量。

    法庭的执法办案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色彩，本质上与其他各地成立的和官僚地主、土豪劣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革命法庭有着很大区别。法庭的办公面积有400多平米，里面设有审判厅、合议厅、羁押室等，七、八个条凳错落有致地摆放着。灰砖墙上，张贴有《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等公文。在审判席后方的正中央，悬挂着红色的“犁头旗”，这面鲜红的“犁头旗”，见证了革命法庭的每一次审判活动，在她的两旁，分别摆放着大刀和红矛枪。据史料记载，在七里坪革命法庭存在期间，这里共关押和审讯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43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受到了严重挫折。1928年3月，首任法庭主席张南一因叛徒告密英勇牺牲，七里坪革命法庭也不得不因此停止活动。

    1931年底，随着红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七里坪革命法庭在原址恢复重建，并更名为红安县革命法庭，由时任红安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闵丹桂（女）兼任革命法庭主席，从此，红色的犁头旗再一次飘扬在庄严的法庭上。

    在革命法庭的众多物品中，有一张发黄的、写有密密麻麻文字的纸张格外受人关注，虽然纸张有部分残破，但字迹依然清晰。这是一份由闵丹桂于1932年7月签发的处决反革命罪犯的“黄安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布告”原件，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份布告，也是当时革命法庭依法开展审判的具体见证。

    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规定在人民司法机关—革命法庭内设审判委员会、国家公诉员和辩护员。同年10月4日颁布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规定,“国家公诉处要研究对破坏苏维埃政权法令之案件提起公诉，当法庭审问被告人的时候，国家公诉员要来证明案犯之罪恶”，这是人民检察历史上首次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设置。21岁的程玉阶担任革命根据地国家公诉处第一任处长，也因此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称为“国家公诉第一人”。

    程玉阶担任国家公诉人期间，积极运用公诉职能，严厉查处革命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腐化、放弃职责、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和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1931年10月，出庭支持公诉赤诚县杨山煤矿经理高振武贪污销售款1000元一案。经革命法庭审判，高振武被判处死刑。另外还出庭公诉了两件发生在1931年的反腐败案子。一件是当时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一名司务长，利用采购物品和掌管伙食之便，贪污大洋20块。工农监察委员会核查账目时案发。该司务长被判死刑。另一件事是湖北省红安县箭厂河黄谷畈红军被服厂女工方某，经常偷偷将被服及针织物品带回家，供自己和家人所用，群众检举揭发，方某被处以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