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敌人阻止红军发展壮大，惧怕各根据地不断地扩大连成一片形成燎原之势，因而对红军采取了分别围剿、各个进攻的战略，尽管蒋介石无法消灭各路红军，但却使得这三支武装力量及其他苏区的红军被分割成了几块不能联结的独立区域，只能在各自根据地内独立作战，难以去配合和支援其他苏区，无法达成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和支援的目的。

    1931年4至6月，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由于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的相继叛变，造成了中央机关和地下党组织的被严重破坏，迫使中共领导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及党中央机关，不得不先后由上海迁往一方面军所在地江西瑞金苏区。蒋介石在掌握了中共中央机关虽未被一网打尽但却已被逼离上海之后，随之便调整了对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进剿战略。他把荡平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作为了首选目标，妄图一举在剿灭了中共领导机关和苏区红军之后，接着再去进剿其他苏区，进而达到剿灭全国红军之目的。处在瑞金中央苏区的一方面军，不但要进行保卫苏区的作战，还要担负起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的重任，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从此一方面军便有了堪当中国革命重任的中央红军的称谓。蒋介石在经过了对中央红军的前四次围剿一无所获后，于是在1933年10月，又纠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对瑞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李德、博古教条主义指挥下，随着反围剿作战的失利和根据地的不断缩小，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党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的安危，关乎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中革军委一方面在军事上作着部署：除要求留守苏区的项英、陈毅率部继续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之外，另一方面也向其他根据地领导人发出了指示，要求他们根据中革军委的要求，作好在战略上全力配合中央红军转移的准备。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1月（确切说应从8月初红六军团撤出湘赣苏区开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下的红二、六军团，始终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内机动作战，来牵制和消灭敌人，在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之后，也于1935年11月开始了自己的长征。经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诸省，渡过了金沙江，于1936年7月到达四川甘孜，实现了与四方面军的会师。由于张国焘及控制下的四方面军仍处于与中央闹分裂的僵持状态，迫切想得到二、六军团对他的支持，故党中央对此也极为关注和担心。为防止被张国焘掌控和胁迫，党中央随之将二、六军团改编为了红二方面军。两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在了解到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的情况之后，都表示坚决支持中央北上的方针，最后，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下，通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据理力争，不仅使张国焘想掌控二方面军的图谋没有得逞，还使之放弃分裂，同意两个方面军一道北上，终于在1936年10月到达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从而结束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红二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从中央红军1934年10月长征时起，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止，红二方面军为此付出了极大地努力和牺牲，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史诗般伟大壮举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六军团受命先行，为中央红军去湘鄂西打前站

    红二、六军团原本不是一个建制单位，也不在同一个根据地。由于要策应中央红军，才奉命走到一起，合成了一个战略单位。如果没有中央红军的长征，就不会有之后的红二方面军。

    在瑞金中央苏区，由于敌人进攻不断地升级，根据地也正在越缩越小。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使得中央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后，仍然无法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他们也预感到了中央苏区已经难以自保，在回天乏力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放弃苏区的打算。早在1934年春，李德在同博古的谈话中就说到了中央要作一次战略大转移。那么，要转移到哪里去呢？由于当时没有说要走多远，所以他们认为较为合适的去处只能是离中央苏区较近，由贺龙领导的有红三军活动的湘黔川一带，把那里作为中央的落脚点，然后视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还在中央红军即将踏上征程前两个多月的1934年7月下旬，中革军委便下达训令，决定派出已经被敌人压缩在湘赣苏区方圆数十里狭小地带的红六军团为先遣队，先突出重围，到湖南中部去进行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之后再去寻求确立与红三军的联系。为保证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中央特派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以任弼时为主席，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执行这一任务。8月7日，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冲出敌人的包围之后，11日到达桂东县寨前圩，次日，召开誓死大会，并宣布军政委员会和新的红六军团人员组成，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之后，率领部队相继袭占新田县城，并转移至阳明山地区，9月初，又渡过了湘江，企图北进湖南中部，执行中央之战略计划。随着瑞金苏区形势的急剧恶化，中革军委改变了之前的计划，9月8日，中革军委又下达训令：你们以后应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在川、贵、湘边界行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络，协同它们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中革军委的意图显然是要红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牵制更多的敌人，迎接并配合中央红军到湘西，而不再是在湖南中部创建苏区。14日，部队进至绥宁高工山地区，18日，进至靖县西南部的新厂地区，在此歼敌500余人，缴枪300余枝。20日，进入贵州清水江流域，30日，进抵黄平县瓮谷垄地区。10月4日，进抵瓮安县猴场，18日，进至石阡城以南的冷家榜地区。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行程五千余里，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于1935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找到了红三军（之后经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于当时红三军没有无线电台，要取得与上级的联系或给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基本全靠人来传递。尤其是与其他部队相遇要辨别敌、友时，只能用军号互相问答。因红三军一直使用的是北伐军时用的号谱，而红六军团用的则是中央红军统一制定的号谱，故两军在相遇时由于号谱对不上差一点还发生了误会，因而，使得两军的会合费了较大的周折。

    然而，此时的中央苏区，由于形势越来越吃紧，当红六军团还没有找到红三军的时候，敌人不断升级的进攻就已使中央红军无法再支撑下去了，不得不于1935年10月10日晚从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当时称西征）。虽然当时还没有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合的确切消息及真实情况，但中央红军仍按照之前的计划在向湘西转移。

    两军会合之后，任弼时与贺龙随即将二、六军团会合后的情况报告了中革军委。此时，党中央及一方面军已是在前往湘西的途中，中革军委随之将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意图告知了二、六军团。

    为了迎接和配合中央红军的西征，根据会合后的敌我态势，10月25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联名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了部队的情况，及作战思想和原则，建议：据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由二军团兼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然而，中革军委没有同意他们的建议。10月26日即复电任弼时、肖克、王震，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地向中革军委指示的行动地域发展，各受中央及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显然，中革军委仍在延续着两个拳头打人的分兵作战的方针，这对二、六军团的发展乃至配合中央红军转移都是很不利的。

    既然中央红军要来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那么二、六军团的任务就是要迎接和策应中央红军的到来。只有两军团形成合力，给敌人以大的打击，进而形成有力地威慑，才能牵制湘鄂川黔的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达成实现中央战略转移的目的。如果分散行动，势必势单力薄，难以达到牵制和消灭敌人之目的，还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鉴于此，10月28日，二、六军团领导人再次联名致电中革军委，陈述分则危、合则利的情势，要求两个军团统一行动，认为：“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二、六军团领导在向中革军委陈述集中行动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做着军事斗争的准备，他们要以联手作战的战绩告之中央两军不能分开行动的理由。11月初，相继发起了湘西攻势；接着，又于永顺龙江湾地区和常德浯溪河地区歼敌五千余人；之后，又攻占了永顺、桑植、大庸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取得了对敌作战的初步胜利，不仅牵制了大量湘军，也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

    二、六军团领导能够结合战场实际，没有不加分析机械地执行上级不切实际的指示，始终没有使部队分开作战，且两个军团结成牢固有力的拳头所创造和取得的一系列战役战斗的胜利，真正的起到了配合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的作用，达成了威慑敌人，减轻中央红军军事压力之目的。

    在看到了二、六军团取得的胜利之后，不久，中央便发来指示，要求成立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军区，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贺龙任军区司令员，从而能够更好地开辟和巩固湘鄂川黔根据地。但同时，鉴于二、六军团联合作战取得的胜利，的确吸引了大量敌人，中革军委也同意了二、六军团不分开作战的指导原则。

    两个军团合成了一个战略单位，得到了中革军委的同意，并明确指示二、六军团要全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为理顺组织领导和指挥关系，中央任命贺龙为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关向应为副政委，统一领导两个军团的工作，对部队的番号、建制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至此，红六军团在完成了转移及牵制敌人之先遣队的任务之后，就和红二军团结成了一个整体，全力配合着中央红军的行动。

    牵制消耗敌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尽管二、六军团共同奋力作战，牵制了敌人很大一部分兵力，但敌人仍然紧紧地咬住中央红军不放，在此已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中央红军在抢渡湘江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人员的损失也已经过半，由于李德、博古继续坚持教条主义错误，仍坚持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和。蒋介石在察明判定中央红军的意图之后，确信这是他“剿共”以来一次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随之命令何健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了四道防线，预设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中央红军去往里钻。另外又以小部兵力缠住二、六军团使其不能接应，中央红军一旦钻到了他的口袋，二、六军团必然要去救，从而便可实现他一举先剿灭中央红军，再剿灭二、六军团之目的。在此危急的情势下，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通道县城，中央在此讨论了红军的去向问题。鉴于如此严重危急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据理力争说服李德、博古，放弃原定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在挫折和事实面前，一筹莫展的李德、博古不得不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使中央红军的“通道转兵”得以实现。这个转折，不仅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个历史拐点，使得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图谋随之破产，更避免了一次使党和红军可能招致覆灭的灭顶之灾。然而，还没有从红军损失的惨痛教训中惊醒过来的李德、博古，仍坚持要北出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14日，中革军委在给二、六军团的电报中指出：“我西方军（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同时命令二、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17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黎平会议，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和的计划，建议部队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但李德、博古却不同意。经过讨论，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且一致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全军又继续向贵州腹地挺进。12月31日，部队到达乌江边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开会，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创造川黔边根据地及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之后，部队抵达遵义，1月15—17日，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标志，结束了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使党和红军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征程。会议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至此，二、六军团全力策应中央红军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

    然而，由于二、六军团的钳制，让中央红军入黔，使得蒋介石剿灭中央红军的图谋遭到破灭之后，于是，他便回过头来全力围歼二、六军团。1935年1月，敌人集中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十一万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为使二、六军团能够打破敌人的围剿，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后的1月20日，中革军委致电贺龙、任弼时，要求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之交地带活动。2月11日，中央又给二、六军团发来指示，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 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一方面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 “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实际上是告诉二、六军团，之前在根据地内为配合中央红军转移的作战方针，之后则是要转变到运动战上来。中央这一来电，对二、六军团转变作战思想，实行打运动战、歼灭战、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明确提出了二、六军团打破敌人“围剿”的基本原则，并且给予了二、六军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主动权。 根据这个指示，二、六军团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为委员，建立了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二、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实现了战略转移之后，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下一步仍要以运动战来牵制、吸引敌人。除了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机动灵活地作战以打破敌人围剿之外，更主要的还要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下一步的目标是要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22日，中央电令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从泸州上游渡江入川。蒋介石在判定中央红军就是要北渡长江的意图后，随之调动大军进行阻截和封堵。由于敌人迅速集结，加之土城一战受阻，北渡长江计划已难以实现，随之决定部队向川黔滇边转移，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在敌人仍在调兵遣将，致使北渡长江计划的实现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便将计就计，利用蒋介石的判断错误，把北渡长江的被动戏演成了他一生得意之作的主动戏：四渡赤水。

    为了将假戏唱真，二、六军团全力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当中央红军在元猴场、土城地区集结，准备西渡赤水河时，二、六军团便虚张声势，主动出击，有意制造出配合中央红军北渡的假象，迷惑钳制敌人，加深蒋介石的误判。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蒋介石果然信以为真，便令川军12个旅、滇军3个旅，及周浑元中央军蜂拥而来，以图封锁长江渡口，在川南剿灭中央红军。之后便重新调整部署，将其编为第一、第二两路军，各辖4个纵队，分别围歼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2月16日，中革军委电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由于川敌以12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得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当蒋介石还在调兵遣将之时，2月18日，中央红军突然向东，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二、六军团随之向西运动，造成迎接并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假象。蒋介石误认为中央红军是在与四方面军不能会合之后，又想东返回来与二、六军团会合，使得他不得不调其追剿军疲于奔命来应对两路红军。2月21日，当王家烈还在桐梓老家为其母亲祝寿时，就接到贵阳薛岳转蒋介石由重庆的来电：“红军东渡赤水，似有取道川黔边界往酉阳、秀山，与贺龙、萧克汇合模样。”随即命其率部在松坎以北的赶水之线堵击，又令其他部队配合追击。经过了这样的两个来回，当敌人已是疲惫不堪的时候，3月16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又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作出了决心北渡长江的态势，将国民党军主力再次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这次蒋介石确信无疑中央红军就是要北渡长江，于是急令所有部队向西、向北，以川南为目标，进行堵截。当所有的追剿军再次向南集中的时候，3月21至22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四渡赤水，主力红军南渡乌江，把追剿的重兵甩在了乌江北岸。4月2日，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5日，又以一部分兵力东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作出主力东渡的姿态，使蒋介石确信了中央红军无法北渡长江，又要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便急调滇军驰援贵州，又令薛岳和湘军东至余庆等地布防，当他倾其将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调来进行围堵和追击时，岂料这正中了红军调虎离山和金蝉脱壳之计，终于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大军的围追，转向进入到了“无人之境”的云南。毛泽东后来也曾说，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成功，二、六军团完成了对中央红军完全摆脱敌人第二阶段的配合。

    3月下旬，任弼时致电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目前情况，我们以最大决心争取这一地区的巩固，以与西方军（中央红军）配合。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是呼吸相关的……”同时提出，在与敌人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可否渡江转移的问题。4月5日，中央回电指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至于你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问题，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而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根据中央的指示，在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二、六军团也在全力进行着打破敌人围剿的大小作战。4月13日，全歼进至陈家河的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15日，在桃子溪歼灭敌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缴获电台两部。16日，收复了桑植城，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6月11日，二、六军团围攻宣恩县城时，在忠堡截击北进援军，经12至14日日夜作战，歼敌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8月3日，二、六军团在板栗园东南之利夫田谷地设伏，歼灭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另一个营，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又在芭蕉坨一带击溃敌陶广纵队十个团。8月下旬，二、六军团又进占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地，筹措物资，扩充红军，一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至此，敌人对二、六军团的围剿遂告失败。正如任弼时后来所说：二、六军团牵制了大量敌人，在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1935年6月初，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之后，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不仅导致两个方面军分家，甚至要武力威胁中央。9月10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不得不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危险，先行北上，于1935年10月，率领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拦先期到达陕北。

    如果一、四方面军不分家，共同北上，蒋介石必会集中主要力量来对付他们，而二、六军团的压力就会相应的要小一些。分家以后，红军的主力便又形成了互不连接的三大块：一是陕北、二是川西北、三是湘鄂川黔，蒋介石随之对围剿红军的兵力重新作了部署：对陕北红军，由西北剿总张学良负责；对回川西的四方面军由重庆行营顾祝同负责；对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由宜昌行辕陈诚负责。蒋介石在召集各方将领参加的会议上，特调薛岳的第二路军四个军东下，进攻二、六军团，因11月四方面军从草地回师，重新占领了宝兴、芦山、汉源等地，并包围了雅安地区，薛岳部才停止东调，改向西开，进攻四方面军。陈诚以中央军为“追剿军”主力，湘鄂两省军队为“堵剿军”，共二十二个师又五个旅，一百六十三个团，约二十余万人，采取所谓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法，发动了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企图一举聚歼二、六军团。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二、六军团领导认真分析了形势，在自己已配合中央红军完成了到达陕北战略转移任务的情况下，根据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实际，在仍坚持与敌人作战两个月后，遂决定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于11月19日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六军团真正意义上的长征。

    挫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  促成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1935年11月下旬，红二、六军团突破澧水和沅江封锁线，到达湘中地区。蒋介石急令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率领5个纵队进行拦截和追击。1936年1月上旬，在突破由李觉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守护的芷江防线后，直攻便水，进入贵州，蒋介石调顾祝同到贵阳指挥，令刘建绪率李觉、樊崧甫、郝梦龄等纵队长追，命龙云率滇军堵截，由于各保实力，他们汲取围剿中央红军时遭到痛歼的教训，都在做样子给蒋介石看，避免与红军发生大的冲突，因而使二、六军团如入无人之境，经平越、修文、毕节，进入到黔滇边境，经宣威，平彝和盘县、沾益、宾川、丽江到达中甸，之后兵分两路，于6月初，离开滇西北进入西康，最后分别经巴安、理化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中央红军长征最先的目的地就是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要随时互通情况，因而这一时期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的无线电联络非常频繁，任弼时再三嘱咐要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并令部队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在中革军委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去贵州之后，与二、六军团的联络明显的减少。尤其是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由于二、六军团不知道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由收缴了中革军委与各军团联系的电台密码，到8月初，致使中央与二、六军团的电台联络基本中断。

    为恢复与中央的电台联络，二、六军团领导人令电台工作人员，按原波长、呼号长时间守听寻找中革军委的电台，终于在9月29日找到并联系上了这个电台，任弼时随即指示报务员先发去一份给周恩来的电报，以试探这个电台的虚实。这份电报除报告了二、六军团大致的情况外，更小心翼翼地打探询问了对方的情况：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任弼时等人不知道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家，这个电报只能是发到张国焘的手里。9月30日，张国焘就回了电：（一）29日来电收到。（二）你们省委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三）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张国焘为总政委。（四）蒋敌十月在宜昌建立湘鄂川黔“剿匪”行营，刘湘已调九个团进攻你们。（五）望你们……冲破新的围剿。（六）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朱（德）、张（国焘）。就这样，张国焘便堂而皇之地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了。

    在敌人围剿形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任弼时、贺龙等认为应尽快与中央联系并得到中央的指示。在通过各种努力之后，直到1936年1月才与中央恢复了联络。因为没有密码本，基本上双方是用明码通话，为防止泄密，故没过多久就停止了联络，之后约半年时间，二、六军团与中革军委的电报往来只能通过四方面军来转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1月，张浩（林育英）也从苏联回到陕北，在详细了解了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的情况之后，张浩以他特有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电，规劝他北上。由于张国焘已另立了中央，张浩便积极协助中央处理四方面军的问题。为了稳住张国焘的阵脚，1月24日，张浩电告张国焘，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的路线，肯定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可成立西南局，暂时与陕北的中央成平行关系。

    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对四方面军战略行动，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北上陕甘，四方面军东渡岷江，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第二就地发展，夺取四川，二、六军团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与其相呼应。第三南下转战寻求发展。共产国际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红军总部及四方面军领导人经过讨论大多赞同中央的方针，张国焘也只得勉强表示同意。

    在幻想着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支持的希望破灭之后，张国焘便打起了二、六军团的主意。他知道二、六军团已无法与中央进行电台联系，便利用自己掌控着与二、六军团联系密码的权利，妄图拉拢、控制二、六军团。其次，还让张国焘找到了一点自信的便是二、六军团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因为任弼时不仅与他有共同留苏的经历，且还都是在1931年4月被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中央派到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这让张国焘视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能把二、六军团拉到他的麾下，成为了张国焘唯一的希望。显然，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之后，他便不断地打探二、六军团的消息。

    3月1日张国焘小心翼翼地去电询问二、六军团，是否与陕北有联系。3月3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回电：“我们与陕北电台尚未叫通……”在得知二、六军团还没有取得与中央联系的情况后，张国焘便开始了大胆有步骤地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

    3月15日和4月1日，在道孚分别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继续攻击中央，吹嘘自己南下正确，还百般为其错误辩解，甚至要对散布对自己不满言论的人，要遭到铁锤的打击。

    3月25日，朱德、张国焘等人根据中央2月14日电报精神，致电二、六军团领导人，提出要二、六军团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北进的建议，30日，又提出先以到达滇西北为目的，然后会合一同北进。贺龙、任弼时复电，决定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显然，两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朱德是想要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一起北上，而张张国焘则另有企图，妄图与其联合来对抗中央。
尽管张国焘始终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中央仍采取规劝、忍耐和等待的态度。5月20日中央领导和红一、红十五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领导人，再次提出北上的方针，并诚恳地说“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25日，中央又致电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领导人，指出：国内国际形势极为有利，“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与此同时，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批评张国焘的态度也变得强硬。由于作战失利，加之由于南下的错误，使得四方面军三过草地人员也已损失过半，无可奈何的张国焘最后不得不同意率部北上。1936年6月6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并按照张浩的要求成立了西南局。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经朱德、徐向前等人提议，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 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1936年6月30日，红二军团在绒坝岔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7月初，二、六军团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在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时，除详细介绍了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等阴谋活动的有关情况外，他还拿出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以及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给他们看，并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使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退到了这里——西康的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以及我和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和要求，张国煮才被迫取消了他的非法中央并同意北上，但他还是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他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就是“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谈话后，刘伯承也来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他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为了彻底了解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任弼时还和张国焘进行了单独谈话。张国焘在拉拢任弼时无望时，又提出“六军（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令派政委”等无力要求，均遭任弼时拒绝。针对张国焘的作法，任弼时要求二、六军团均予以抵制。他告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让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和抗日，不准讲反对毛、周、张、博，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对四方面军的文件，一律不准给二方面军下发。张国焘希望二、六军团能够向他汇报部队的情况，并接受红军总部的领导。然而，任弼时却提出了要先与中央取得直接的联系，听从中央的安排。他随即向朱德要来了与中央联络的密码，这样，就使二、六军团很快恢复了与中央的电台联络。在得知二、六军团已经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央立即给二、六军团发来了三份有战略意义的指示：首先中央授予了二、六军团为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两个方面军的平行关系，使二方面军不致受制于张国焘的控制和牵制。同时，又将已经归四方面军指挥的原一方面军的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建制，增强了二方面军的力量；其二是发了一份由任弼时亲译的电文，大意是：告知了张国焘的错误及与中央的分歧，并让其劝说张国焘北上与中央会合，且阐明了北上是唯一正确之方针，要求任弼时结合情况传达、宣传、贯彻中央的方针。其三提出了一、二、四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之目的，要联合东北军西北军，造成西北的新局面。中央的电报为两个方面军之后的战略行动指明了方向。

    任弼时根据中央的指示，经与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的共同努力，不仅做了张国焘的工作，还做了大量团结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工作，张国焘在看到自己的目的难以实现时，终于同意了北上。

    在了解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的分歧之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也都认为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两军会师后，在干孜召开了两个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任弼时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作法，表示拥护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当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要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压少，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时，任弼时当即以“谁来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了他。后来，张国焘又想从组织上控制二方面军，企图换掉红二、六军团师以上四个政治委员，也未能得逞。任弼时在会上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国际上要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内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形势下，我们不能继续在这里，必须北上抗日。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也表示了坚决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决心。最后，在大多数同志的抗争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考虑到中央对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担心，7月10日，任弼时致电党中央：“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团。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至此，张国焘问题的解决已经柳暗花明，这让党中央非常高兴。

    当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曾担心张国焘耍花招拉拢、控制二方面军，形成二、四方面军联合对抗中央路线的局面。任弼时的这封电报，打消了中央的疑虑和担心，也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为了给张国焘一个面子，以缓和他与中央的关系，任弼时还向中央建议，在三个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出席，分清是非，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7月27日，经党中央批准，撤销西南局，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方面军的工作。

    在看到了张国焘已改弦更张的情况后，1936年8月初，张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给朱德、张国焘发电，欢迎他们前来会师，并说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将亲自前往接应。

    1936年8月5日至12日，二、四两个方面军分三路纵队向甘南进军。

    为了防止张国焘无端变卦，任弼时便同朱德、张国焘一起随军北上。8月9日，任弼时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写信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任弼时对张国焘的说服和抗争及卓有成效的工作，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月16日，贺龙、肖克、关向应致电任弼时说：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赞成以二方面军的名义出一告一、四方面军的书；任弼时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一致，为开创西北的新局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9月，两军相继夺取并控制了漳县、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八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合的有利态势已经形成。9月27日，朱德、贺龙、任弼时、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联名致电张闻天、张浩、毛泽东，表示完全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二、四方面军将立即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对此十分高兴，立即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同志，电报中说“我们正动员全体红军和苏区人们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中央令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三百多华里，占领了战略重镇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