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忍让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国共停战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他纠集了193个旅约160万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发起了全面的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作战之后，就粉碎并遏阻住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其全面进攻的战略收缩为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胡宗南以34个旅25万人马，向着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气势汹汹地狂奔而来。

    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重演着他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作法。他预先设置好一个大口袋，令其大军从南、西、北三面合围挤压，企图将仅有二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一举消灭或赶过黄河，再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封锁黄河，切断西北与华北的联系，首先“解决”陕北问题。接着，在解决了陕北问题之后就可以腾出手来，将其兵力再调动到华北、华东等战场，以达到各个歼灭人民解放军之目的。然而，将介石的如意算盘历来都不是由他自己来拨动的，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已经做好了“迎接”他的一切准备。

    大军压境，形势严峻，中共中央向何处去，成为了全国上下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解放区军民也更关心党中央的去向和前途，纷纷来电要求毛泽东党中央离开陕北到其他解放区去，对中央机关仍然留在陕北无不表示极大地担忧！不仅如此，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也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是留！是走！这个悬而未决，但必须要决的重大问题萦绕在了中央决策者们的心头。后来中央前委在转战陕北过程中的两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也证明了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在此已经有十余年时间，无论中央是走还是留，都有着极深的政治寓意，毛泽东、蒋介石也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对于中央留在陕北，毛泽东早已是胸有成竹。他高瞻远瞩，科学分析了留在陕北的利弊，正如他在亲自起草的《党内通知》中指出的：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完全有保障，留在陕北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这样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蒋军在陕北，减轻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他从全局战略的高度出发，力排众议，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中央不但要留在陕北，还要与陕北军民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决定。

    然而，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下，中共中央机关在延安，已经建立起了一个与之使命任务要求相适应的健全高效的组织指挥机构。即使经过了精兵简政，但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战争，党、政、军机构仍然显得比较庞大，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要求。为了避免重蹈长征初期撤离江西中央苏区时被动局面的重演，防止搬家式的撤退，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中共中央机关的大部分文职人员及相关非作战部门就已提前分期分批地撤离了延安。

    十年有余的相对和平时期，也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延安和延安人民产生了很深的感情。现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如果自己先行撤离，不仅失信于老百姓，更对不起用小米饭养育了共产党人的延安人民！毛泽东“执拗”地要成为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人。

    3月18日黄昏，胡宗南先头部队进攻的枪声已经濒临延安的上空，毛泽东沉稳自如，临危不惧。他在蔑视胡宗南骄狂的同时，并不是想着如何来对付它，最使他担心的倒是群众的安危。他不但没有提前撤离，还告诉身边卫士要亲眼看一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的，他要等到中央机关及驻地群众都全部安全撤离以后自己才走。这可让周恩来，尤其是要指挥打仗的彭德怀犯了急，不得不强行催促他立即启程。在了解了中央机关和群众都已撤离后，毛泽东略带幽默地特意吩咐卫士们要打扫干净房间，把带不走的书籍摆放整齐，要让胡宗南的兵也读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在即将登车之际，他又蓦然回首大声道：“同志们，走吧。我们还会回来的！”然后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他居住了十多年的延安，沿着延（安）榆（林）公路北上，踏上了转战陕北的漫漫征程。

    尽管如此，人们对中央的去向仍很关心，是走！是留！希望中央能够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指示。当晚，毛泽东在延安附近向送别他的王震将军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这不仅明确地告诉他中央不但要留在陕北，更增加了陕北军民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力量。3月19日，不可一势的胡宗南气势汹汹地占领了延安。3月20日，一则由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表的电讯稿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已安全转移，完好无损，并且仍留在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这就明确地告诉蒋介石，中共中央虽然撤离了延安但是仍然还在陕北。

    一时猖獗的胡宗南占领了延安一无所获，但为急于向蒋介石邀功，因而便迫不及待地要寻找并捣毁中共中央机关并与人民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这也使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不得不连续地长途行军。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瓦窑堡附近的王家坪，同先行已撤退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在此，五大书记们初步讨论研究了党中央的去向和之后的战略部署。3月26日凌晨，他们又一起从王家坪转移到了枣林则沟，紧迫的形势使得他们一下车，顾不上睡觉就又得继续开会，这次会议讨论了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重点是中央的“分家”问题。会议认为：这次撤离不仅不能带着“坛坛罐罐”被动的转移，而且中央机关还必须“瘦身”。如何瘦？怎么瘦？五大书记进行了详尽认真的讨论。毛泽东认为，中央留在陕北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考虑的，然而中央机关经过了十几年的相对和平时期，现在要由和平时期转入到战争状态，已经很难适应突如其来的战争了。要指挥部队打仗，不能再由集体开会讨论来决定部队的行动。要防止出现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取消了由李德为首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而使部队的行动改由集体举手通过的做法，结果造成了贻误战机和被动挨打局面的出现。这次转移，必须要有一个精干灵活的领导机构，要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根据集体讨论的结果，会议最后形成决定，中央五大书记重新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负责全国各个战场的军事指挥，周恩来、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实施军事指挥；朱德负责党的监察工作；刘少奇负责党务和白区工作以及土地改革工作。当然，所有工作都由毛泽东负全责，但他的主要精力仍是指挥作战。会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然留在陕北，并且作出了中共中央要“一分为三”的重大决定：即组成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为首的中央后委，率中央机关到晋绥根据地临县一带，除了承上启下传达中央的指示以外，还要负责西北前线作战部队的弹药、粮食等物资的供应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军事斗争。

    然而，人们担心的还是前委的安全。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当然，这也确实是一招险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作到以防万一，前委在分析了敌情等不利情况后也作出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出现了前委在有可能被敌人打散的情况下，后委还可以接续着前委的指挥。这次会议之后，中央前委就组成了以任弼时（代号为史林）为司令员、陆定一（代号为郑位）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汪东兴为副参谋长的“昆仑”纵队。毛泽东也从此化名为李德胜，周恩来化名为胡必成。根据会议的决定，前委、工委、后委随即按照分工，奔赴各自的岗位，开始了新的工作。

    “一分为三”后的中共中央，开始了全方位高效率地运转，极大地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中央前委集中全力指挥着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

    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经过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之后，取得了中央撤离延安以来决定性的胜利，一举扭转了陕北战局，接着又取得了沙家店战役、岔口战役、和清涧战役的胜利。经过了近半年的连续作战，共歼敌三万多人，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歼敌七十二师、七十四师五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的率领下，发动了夏季攻势，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城市四十二座，使长春、吉林等地的蒋军陷于孤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部队也分别取得了歼敌五万多人和四万多人的胜利。6月30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

    1947年7月—9月，中央工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总结交流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分得了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调动了农民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为迎接中央前委、后委的到来，工委还从人力物力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