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战中的蠡县》一文，记述了河北省蠡县军民在抗战中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创造了多项第一的战绩。取得冀中平原第一次歼灭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抗战信心。在残酷环境下，开启智慧，发明地道，不断改进，并利用地道，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效手段。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多名抗日政府县长相继牺牲，反映出在党的领导下，干部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精神。抗战胜利后著名作家孙犁于1946年春天给蠡县撰写了《塔记——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生动地再现了抗战斗争的残酷，感人肺腑。为创造抗战有利条件，改变平原地形，蠡县人民一个月的时间拆毁了号称“金汤”的坚固城墙，积极破路，挖交通沟，表现出冀中军民顽强的斗志和强大的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省蠡县籍红军团长孟庆山受党中央派遣到安新、蠡县、高阳一带开辟敌后抗日战场，组建河北游击军，蠡县迅速建立抗日武装。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改编队伍，率人民自卫军挥师北上，打开高阳城，成立冀中军区、八路军三纵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军民浴血奋战，蠡县创造了多项第一，做出了突出贡献。

    取得冀中平原第一次歼灭战胜利

    1938年1月20日，冀中人民自卫军二团袭击清苑东石桥日军据点，22日又于南于八村（当时属蠡县）抗击进犯之敌，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200余人。（1）注：八路军简史1938年1月。参战部队除于权伸的二团外，还有朱占魁的人民自卫军独立营和张逊之等率领的蠡县抗日五支队，并且还有经过高蠡暴动革命洗礼的于八、万安积极周围村庄的群众参加。1955年于权伸和张逊之被授予少将军衔。

    南于八战斗，是冀中人民自卫军对日寇作战的第一次歼灭战，第一次消灭100多鬼子，第一次活捉日本鬼子，是第一次几个部队配合、军民配合作战的大胜利。这时正值春节前，胜利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冀中平原，震撼了平汉铁路沿线城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刹了鬼子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2）注：张希平、《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5卷、《冀中抗战的第一次歼灭战》、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1556页。

    吕正操将军在《冀中回忆录》收编杂色武装中对南于八战斗过程及其影响有详细记述。（3）吕正操、《冀中回忆录》、四《收编杂色武装》、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55—56页

    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收编杂色武装的同时，向日军所侵占的城镇和铁路沿线连续发动了攻势。特别是高阳南于八战斗，震动很大。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始，从山西退回保定整休的日军坂垣第五师团，从保定出发分两路向我进攻。一路进攻喇喇地，一路进攻石家桥，兵力相当大，并附有多数炮兵和飞机。那时人民自卫军的主力已去路西受训，留在高阳的较少数而且新成立的部队，没有什么训练，可是战斗情绪都很高，和机械化的敌人支持了四天的战斗，终于在敌人炮火、飞机压迫下退出了高阳。敌人进占高阳、安新以后，我部队立刻在四周进行包围，不断地给予敌人大大小小的打击。人民自卫军主力东归后，一月二十日，于权伸二团夜袭了东石桥敌军据点，返回后驻在南北于八村，东距高阳县城仅二十里路。县城里的日军得到情报，即来实行拂晓袭击。二团团部驻在南于八，于权伸敌情观念强，睡觉又轻，枪一响，他就听到了，赶紧起来推醒挤睡在一起的战士们。大家争先恐后，疾速奔赴村沿阵地，赶前一步，把排着密集队形就要进村的敌人打了个窝脖，把他们阻在村口开阔地。这时驻在北于八的部队，也闻声行动，痛击敌背。两相夹击，将日军一个中队，从中队长旱川丹治大尉以下，几乎大部被我消灭，俘虏十来个。当时日军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太深，给俘虏治伤，他还咬人。后来，部队严加保护送到司令部五人，经过教育争取，以后加入了日共组织的“反战同盟支部”，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革命战士。敌人从在南于八受到严重打击以后，在高阳负隅固守，很少出来，并在高阳、保定中间，也时常遇到我军的伏击，受到很多损失，于四月初被迫退走。敌人在高阳四个月时间，总计死伤不下四百名，我军伤亡及半。”

    笔者籍贯是南于八村，于2015年8月3日写了《外祖母给我讲南于八战斗》，此文并于2019年12月1日在蠡县“千里堤”公众号发布。

    地道最早在蠡县出现

    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的程子华在《冀中的民兵斗争》一文中这样写到：“地道斗争，这是平原游击战争中群众的伟大创造，在反蚕食斗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地道斗争最初是在离敌人据点近，敌人骚扰最厉害的村庄产生的。它是一个群众叫做蛤蟆洞的简单的防身洞，但如被敌人发现，就会被堵在洞里而受到损失。以后渐渐的发展为活洞，从这一家通到另一家，可以从一个洞口钻入，由另一个洞口钻出。可是当时，当时区党委里有的同志对这新事物不了解，认为既然要抗战，就应该不怕牺牲，钻地洞是消极的。因为在认识上不一致就有了争论。1941年秋，我带了几个同志到地道斗争开展得早的蠡县、高阳等地调查，向区党委作了调查报告，认为挖地道是在敌人残酷蚕食的特殊情况下，敌伪碉堡附近的群众为保存自己反对敌人的有效的斗争形式。这样，经冀中区党委和军区领导讨论研究后，统一了认识，在区党委和军区发出的反扫荡指示中，要求各地普遍挖地道。于是，地道从洞与洞打通，发展到村与村打通，以致挖成地道交通网。起先只是为了隐蔽和转移，以后发展到利用地道打击和消灭敌人，以保卫村庄。”“例如：蠡县的高佐村，有一次突然被敌人包围，民兵来不及抵抗，立刻引导老百姓进入地道，结果敌人虽然进了村却毫无所得。又如大曲堤村民兵，利用地道打击敌人，战斗一小时，毙敌4人。邻村民兵都来支援，枪声四起，敌不支逃走。我们的部队也利用地道与敌人进行战斗，成为最生动的游击战争。”（4）注：程子华、《冀中平原抗日烽火》、《冀中的民兵斗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19—20页

    1940年至1941年任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蠡县地道斗争的回忆》中写到：“为了能坚持工作又能躲避敌人，蠡县一区的村干部便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村外的树林里或荒僻的旷野或灌木丛生古老坟墓里——离道路较远不易被发觉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的斜坡洞，里边铺些柴草，到晚上便披上一件大衣到洞里睡觉，天亮再回村坚持工作。……地道斗争便从这个时候由打洞而开始了。”（5）注：王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6卷、《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蠡县地道斗争的回忆》、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2071页

    “例如：蠡县七区的中孟尝村，离李岗敌人据点只有3里，经常受到敌人的扰乱。1941年春的一天，敌人又从该村的南街口进村了，游击组急忙拉出去，有两名女青抗先（游击组和青抗先都是民兵组织）队员没来得及一同跑出去，她俩再不能从洞口跑了，便钻进村边一家院子上了房埋伏起来。敌人到村口时，她俩投下手榴弹，炸死两个敌人。当敌人散开要包围房子的时候，她俩便房转房、院转院地跑了。敌人正要继续搜捕，村外我游击组已转敌背后放枪了。敌人被这突然的情况所惊慌，狼狈地逃回据点，此后很长时间不敢到孟尝村来了。”

    “蠡县七区鲍墟村村干部家中有洞，敌人知道了，包围了村干部的家，将他弟弟捉住，严刑拷打，要他弟弟说出洞口的位置，他弟弟不得已就指给了敌人。破坏的结果，并未得到任何东西，因为敌人没有发现洞的第二层。”（6） 注：王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6卷、《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蠡县地道斗争的回忆》、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2072页

    “1941年春的一天，三区区长刘痴生同志为了突击大曲堤村（才恢复的据点）的工作，带着区小队和区武委会的干部正在该村开会，区游击队报告说：“莘桥敌人出动了，敌伪30多人，向我们这里来了。”区长叫群众顺道先跑了，他和区小队长、武委会主任等把人布置在村口上，待敌人接近到有效射程内，一阵排子枪、手榴弹，一下打倒几个敌人（后据情报说这次打死日寇一个小队长）。这时武委会主任把平时带在身边的小喇叭吹响，四周村庄的民兵都摇旗呐喊地奔来（平时武委会规定：发现敌人后，中心村一发信号，10里地的各村民兵就相互配合），敌人见我人多势众，便狼狈地跑了回去。我除消耗一些子弹、手榴弹外，没有任何损失。第二次战斗是在曲堤庄村。游击组在村东南角上先和周家辛庄（小据点）的19个伪军接触，打伤了两个伪军，我一队员负伤。莘桥敌人听到枪声，出来30多敌伪支援，我们一发信号，四周七八个村的民兵都集拢来了。由区小队作主力，正式民兵300多人。把敌人截成两伙，一伙在潴龙河套里，一伙在村东小庙里。在河套的敌人有一个被打死了，人和枪都放在那里，敌人不敢拿，我们一露头也遭敌人射击，双方为这支枪坚持着。当时男女小学生都抬着木炮上火线，并呐喊助威，六七十的老头子提着篮子送火药（木炮用）。从早晨坚持到午饭后，时间愈久，我民兵和群众愈多，敌人根本不能退走了。后来敌人经高阳向保定请援，来了几汽车鬼子（200多人）才解了围。这次战斗我除伤一人和损坏几个木炮外，别无损失，敌人却伤亡较多（敌尸全抬走了）。在以上两次战斗中，我区小队、民兵和群众，当敌人来到之后，不但不逃跑，而且敢打敢包围，主要是因为有了四通八达的地道。一旦需要，他们便可由地道安全地转移，没有被敌人围困和落到敌人手里的顾虑，所以他们的斗争便如此坚决、勇敢。”（7）注：王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6卷、《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蠡县地道斗争的回忆》、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2073页。

    “地道斗争为什么能在蠡县地区创造出来并发展下去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蠡县的党和群众运动很有基础。第二是由于敌人残酷的扫荡、清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8）注：该书2076—2077页。

    蠡县在抗战中牺牲的县长最多

    蠡县在抗战中连续牺牲的三任县长

    1941年1月到1942年6月，是河北省蠡县抗战非常残酷的时期，董志坚（祝玉璋）、王志远（王者兰）、林里青（董国钧）相继牺牲，抗日干部、根据地军民付出了沉重代价。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著名作家孙犁到蠡县搞创作，在蠡县的刘村住了三个月，期间写了塔记——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写的特别感人。他写到：蠡县干部牺牲最多，那时曾有“蠡县不收县长”、“干部供不上敌人逮捕”等俗话。但干部前仆后继，壮烈事迹层出不穷。一砖一瓦地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当一个县长上任不久就牺牲，另一个接职，不久又牺牲了，第二个再负起这个担子和责任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伤心地问他:“你不怕吗?”他不怕!他又英勇地牺牲了。

    从三位县长的简历能够看出，他们是相继接替任职的。1940年2月董志坚（祝玉璋）被任命为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1年1月21日在刘铭庄牺牲。1941年2月林里青（董国钧）代理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1年5月，王志远（王者兰）接任蠡县县长，1941年10月17日在齐庄突围战中牺牲。由林里青（董国钧）接任县长，1942年6月“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在南玉田地道内。三位县长都有化名，董志坚、王志远名字中包含抗日坚强的意志，远大的志向，括号中是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地牺牲了，他们在最艰苦的时期，勇挑重担，肩负神圣责任，不屈不挠，正是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精神铸就了共和国的基石，为了教育后人，激励奋进，笔者搜集整理了三位县长事迹。

    董志坚宁死不降

    董志坚（1914——1941），原名祝玉璋，蠡县辛兴村人，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祝玉璋幼年好学，1929年考入蠡县刘铭庄崇实高级小学校，1930年该校建立共产党支部，祝玉璋和部分同学在党支部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考入博野县北杨村四存中学。

    “七七”事变后，祝玉璋毅然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蠡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员各阶层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共赴国难。他以身作则，动员父亲祝文田把家里的余粮献给抗日民主政府，支援抗战。1939年，祝玉璋任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长。是年春，境内日伪军疯狂进行烧杀抢掠，在艰苦的环境中，祝玉璋积极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带头发展生产，厉行节约，支援抗战。是年夏，全县遭受特大水灾，他又带领全科人员深入农村，发动广大群众节衣缩食、克服困难、资产自救，并在全县各村实行合理负担，以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1940年2月，祝玉璋被任命为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为便于工作，改名为董志坚。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县情，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挖交通沟，破坏日伪交通，开展文化教育和党的宣传活动。是年9月，按照地委指示，开展“双周战役”，董志坚任总指挥，两周内，领导全县军民开展破路、挖沟、攻打据点、袭扰日伪军等活动21次。同年10月至次年2月，为支援西部山区抗战，他亲自布置、组织动员1500余名群众，在八路军三十三团的掩护下，向平汉路西运送粮食和土布，运粮大军每人身背60余斤粮食和布匹，通过多条封锁沟及平汉铁路，将物资运到唐县、完县一带。

    1941年1月20日，他从冀中行署开会回到县委驻地桑园村，为防日伪军袭击，县直各部门分散转移，当晚董志坚带领县政府人员到刘铭庄。次日拂晓，被日伪军包围，他和警卫员几次突围均未成功，日伪军愈打愈近，警卫员牺牲，董志坚仍然坚持反击，日伪军几次冲上来都被他打退。日伪军喊话让他投降，他愤怒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不降！”仍拼命冲杀，身中数弹，英勇牺牲，时年27岁。

    为纪念董志坚的革命功绩，在他死后辛兴村曾改名志坚村。

    王志远突围牺牲

    王志远实名王者兰（1913—1941），1913年生于任丘市王家坞村。1928年在志存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利用假期在王家坞一带宣传马列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组织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之后在王家坞村开办夜校，宣传革命，发展党员，成立了王家坞村党支部，帮助建立了刘家坞村党支部，领导了抢收运动。1934年中共任丘县委建立后，任县委委员，后任抗联主任。1940年4月任任丘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领导全县人民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1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阶段。王者兰奉命去蠡县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是年10月17日，蠡县党政机关在齐庄召开抗日联席会议，被日伪军获悉后包围。他临危不惧，指挥大家分散突围。当与警卫人员冲出村庄时，身上已多处中弹，警卫人员也受了伤，他们以秫秸垛为掩护，顽强抗击敌人。当敌人步步逼近时，王者兰对警卫人员说：“我掩护你，你快突围。”警卫员眼含热泪说：“我不离开你，要死就死在一块儿，我背也要背你走。”他坚定地说：“不要管我，再晚了你就出不去了。”他推开警卫人员，强忍剧痛向敌人射击。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林里青誓死不当俘虏

    林里青（1915——1942）,原名董国钧，蠡县荆邱村人，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林里青高中毕业后，于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翌年，参加蠡县新世纪剧社，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新世纪剧社上调冀中，林里青留任蠡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在残酷环境下，他坚持党的义务办教育方针，使大多数男女适龄儿童都能入校学习，对成年人则开办识字班。当时，在中孟尝、鲍墟、李岗、蔺岗等20多个村建立了高级小学校。他还将很多学校识字班办成抗日剧社、歌咏对，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为配合抗日战争，学校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行人。1941年2月，林里青代理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0月任蠡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日军对冀中人民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环境更加残酷。林里青积极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挖地道、坚壁清野，建立秘密堡垒户，保护秋收和精兵简政等工作。随着形势日益恶化，县、区干部和地方武装均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他带领一部分干部和县、区游击队，在三、六区一带发动群众，利用地道和青纱帐，昼伏夜出，走村串户，辗转迂回，坚持抗日，不断打击日伪军。

    1942年6月27日，他在界河村召开县政府工作会议。次日晚转移到南玉田村一家堡垒户歇息，被日伪军包围，他立即指挥大家整理好文件，带枪支弹药到地道里隐蔽。不多时，洞口被日伪军发现，日伪军挖洞、用烟熏，并喊话劝降。林里青当机立断，几次组织大家外冲，终因日伪军封锁严密未能如愿。后有几人出洞口被敌抓俘，林里青一人坚守在洞里，沉着应战。日军命令一伪军下洞察看，被他击毙。林里青振臂高呼：“誓死不当俘虏！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敌人往洞里投弹把他炸死，用紧锁在他脖颈上的枪钢绳将其拖出洞外。

    注：参考绳兰柱先生主编的《蠡邑名流》撰写而成。

    蠡县斗争环境最残酷

    1940年至1941年在蠡县任县委书记的王夫同志回忆：“我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前，也看到伪报称蠡县为向称共匪跳梁之区。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对蠡县的注意程度。也正因为如此，1938年末敌回师后方，便在蠡县各地安设据点，修筑公路，敌我斗争便非常尖锐。从1940年到1942年五一以前的很长时间，敌人每月到月亮正圆的前后（敌为了夜间行动方便），总由保定直接派百人左右的特务队，着便衣带手枪，联合二三百宪兵等武装，配合当地各据点敌伪，利用当地的汉奸叛徒做向导，到蠡县清剿十来天。清剿失败后，回去作一次检讨，下次就改变清剿的花样。在斗争中我们吃过很多亏，但吃一堑长一智，对敌斗争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9）注：王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6卷、《抗日战争时期冀中蠡县地道斗争的回忆》、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20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