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话接上一篇文章《封神之战一》一渡赤水，今天我们重温红军二渡赤水。当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再一次受到忽视，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这个深夜又一次来到一个紧要关头。关键时刻毛泽东坚持了真理，并为之不懈努力，使真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伟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

苟坝会议纪念馆

    （二）二渡赤水·再战遵义

    1、 重入贵州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云南扎西地区集结整编完毕，但立刻面临严峻的军事围堵，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分七路迫近扎西。鉴于大部敌军已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域，黔北敌军兵力相对变弱，军委决定红军返回黔北，以摆脱敌军追剿。1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扎西东进，向四川出击。16日，党中央、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18日，中央红军进驻古蔺。按照军委要求，中央红军陆续到达赤水河西岸。右纵队红3军团先头团于2月18日傍晚占领四川古蔺县二郎滩渡口，然后渡河东进，途中击溃黔军一部；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处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中央红军重入贵州，一下子把敌军主力甩在了川南的叙永、古蔺及云南扎西地区。二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红军从被动转为主动，重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更重要的是为之后的遵义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2、克桐梓、战娄山、取遵义  二渡赤水后，红军兵指力量较弱的黔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2月23日，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24日，红1军团先头团攻克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6日，红3军团开始强攻娄山关，并于当晚8点攻占。28日晨，红军重占遵义城。敌人经过遵义战役的打击，慑于红军威力，固守堡垒，回避与中央红军作战，所以在此后的近半个月里，敌人与红军无重大战事。3月5日，中革军委在遵义鸭溪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

苟坝会议纪念馆

    3、新“三人团”成立 

    我们必须谈到的“苟坝会议”

    遵义市枫香镇苟坝村，纪念馆里存放着一盏复制的马灯。当年苟坝会议召开期间，这盏小小马灯，陪伴着毛泽东同志，照亮了红军胜利前行的航程。

    1935年3月10日夜，在苟坝村一条崎岖狭窄的小道上，毛泽东同志手提马灯，连夜去找周恩来同志再商红军将要进行的一场战役的作战计划。当时这场战役与中国革命命运紧紧相连，因而事关重大。历史的“关节点”常常出现在不经意间，苟坝的这条“小道”连着的正是中国革命的“正道”。今天，人们将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这条小道，亲切地称为“毛泽东小道”。

    当晚的几个小时前，中央负责人围绕是否攻打国民党军薛岳部固守“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的一个师，在苟坝会议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进行这场战役，他据理力争，但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力争无效。会议仍然坚持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定计划。

    会议散了，但毛泽东夜不能寐。从当时形势看，许多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一心要扩大战果，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以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毛泽东同志认为，诸多不利因素被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损耗较大，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来看仍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敌军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战斗力非贵州军阀可比，他们已在此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易守难攻。特别是“打鼓新场”四周强敌环伺，随时可驰援打鼓新场，使红军陷于重围。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如果冒险开战，红军将处于四面受敌之境，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再一次受到忽视，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这个深夜又一次来到一个紧要关头。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清晰回忆了苟坝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周恩来同志对这个深夜两人见面的场景同样记忆犹新：“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在这期间，红军截获了敌军电报，新的敌情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准确预判：敌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红军差一点落入敌人的陷阱。

    最终，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中革军委随后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避免了一次正要发生的重大危险。

    从这件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得到一条教训：遵义会议后的50多天的作战行动中，红军的指挥权不集中，对于重大问题不能及早作出决策，贻误战机的弊端逐渐显现。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误战机，让红军难以果断灵活地行动。

    1935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威机构，确保了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的落实，表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由此得以进一步落实。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不负众望，将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请关注孤军向北之十四《封神之战三》

    撰文：曾莹
    编辑：郭森
    参考：1.《中国共产党简史》，
    2.《驰骋神州的勇将——曾雍雅将军回忆录》，
    3.《长征首胜之战》中国青年网，
    4.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5.求是网　 2021年03月30日
    6.网络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