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颖超逝世31周年纪念日。

    提到她，人们会首先想到“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开始关注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

    人们似乎更乐于把那份爱情放大、渲染，一遍遍沉浸在感动中。

    然而让众人感动的浪漫，或许只占她生命的百分之一。

    这位女人并不喜欢某某夫人的身份，也从来不是恋爱至上的。

    七十年前，她起草婚姻法，态度鲜明地拥护女人要有离婚的自由。

    她用尽毕生精力为女人能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奔走呼号。

    她是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妇女工作者，她是邓颖超。

    她和周总理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经看了许多遍。

    今天，我们试图透过伟人妻子的身份，从历史的缝隙，窥见更真实的她。

    爱情从来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何况在那个年代。

    邓颖超曾说过，那个社会“小脚”与“妇德”根深蒂固、侵略者肆意践踏、家中男性绝对支配，妇女是战争年代最逃无可逃的群体。

    她自己的父亲，就因为她是女孩，而充满失望和不屑。

    邓颖超自小跟母亲四处奔波，颠沛流离。

    母亲全力供女儿读书，实在没钱，就在家自己教她看书识字。

    因为母亲开明，邓颖超很小就成为学生组织的一员。虽然家境贫苦，她依然乐观、热情、自强、独立。

邓颖超和母亲  

    她在晚年时的会谈中提到：

    “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五四运动。

    当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届已经很有名气。

    后来邓颖超在文章中回忆，学生大会上，周恩来坐在主席台上，戴鸭舌帽穿西服，长得非常好看。但“感觉是淡淡的”，并没有别的想法。

    当时的邓颖超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

    20余名进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

    他们对外废除姓名，用抓阄的办法决定各自的代号，邓颖超为1号，后化名“逸豪”。

    “逸豪”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带领天津进步女青年走向街巷，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中间为邓颖超  

    用世俗的眼光看，邓颖超并不符合美女的标准。

    但是周恩来对她印象很深。

    写得一手好文章，出色的演讲能力，都让他赞叹。

    周恩来曾经指导他们演爱国话剧。有趣的是，因长相清秀，周恩来经常反串女角。

    而邓颖超，英姿飒爽、大方利落，经常扮演话剧里的男主角。

女扮男装的邓颖超和男扮女装的周恩来  

    1920年1月，天津学联调查员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政府不但不惩办日本浪人，反而指使军警攻击学生。

    周恩来等人率领各校五六千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这次活动遭到军警血腥镇压，重伤50余人，周恩来等人当场被捕。

    狱中的周恩来和其他代表们被迫以绝食表示抗议。

    得到这个消息，邓颖超当即带领一批学生，在警察厅示威声援，自愿要求替换狱中学生。

    另一方面，邓颖超积极联络社会各界加紧开展营救活动。

    1920年的5月7日，邓颖超带领300多名女学生冲出了校门，去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她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利用社会舆论对政府提出谴责，施加压力。

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骨干成员合影，左一邓颖超

    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牌示，将参加活动的学生全数开除学籍。

    在邓颖超的呼吁下，天津各界都开始声援学生。7月，法庭被迫宣布无罪释放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等20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问团隆重地迎接被释代表凯旋。

    没有玛丽苏，没有甜宠，也没有一见钟情。他们所有的情谊都势均力敌。

    只是经历了局势动荡、烽火四起的考验后，两个人更亲切了些。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临行前邓颖超送了他一件毛衣。

    刚刚萌生的感情就被千山万水阻隔，似乎只能中断了。

    当时的邓颖超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妇女运动上。

    彼时对女性的压迫是如今无法想象的。

    作家丁玲就曾说过：“现在女生剪发是太平凡了，在当时女孩子不梳辫子，却会遭受嘲讽或责骂。”

    鲁迅先生的文章《忧“天乳”》中也有这样的的文字：

    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以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

《忧天乳》发表在《语丝》上  

    邓颖超所做的，就是为了女性身而为人的权利抗争，同时用教育唤醒女性崛起。

    1923年初，邓颖超等人创办女星社，拯救压迫的女性。

    可就在这时，她的好友张嗣靖却因为包办婚姻被丈夫和婆家虐待惨死，去世时候还怀有身孕。

    密友的去世让邓颖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在张嗣靖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声泪俱下地念诵悼念文：“你一生的遭遇和惨死都是现在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她明白，好友的遭遇只是中国千万女性悲惨命运的折射。

    而大多数女性不幸的根源就是，她们不能和男性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

    此后，邓颖超创办了专门面向平民妇女招收学员的补习学校——“女星第一妇女补习学校”和“女星星期义务补习学校”，推进女子教育。

《女星》第14期上刊登了“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开校纪事”

    这些学校首先教授失学女子普通知识及浅近技能，让她们能自谋生活，而且不收学费。这为妇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独立创造条件。

    毕业典礼上，邓颖超说：“以后希望你们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能时时关注女性解放的问题的同时帮助她们脱离苦海。”

    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得知邓颖超在国内组织“女权运动同盟”后，特地从法国寄来的油印刊物《少年》《赤光》，为她带来更先进的女性思想，这也使邓颖超感到耳目一新。

    这期间，两个人的信件往来有上百封，还有很多明信片，但是这里没有甜言蜜语，更多的是他们对当时中国时事的心得。但是两颗年轻的心已然越走越近了。

    只有一封信，似乎有点不寻常，感情没开窍的邓颖超根本摸不着头脑。

    周恩来在信中写到：“希望我们将来，也像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德国的革命者）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邓颖超看到 “上断头台”懵了。

    后来是朋友一句道破，这是周恩来想要与你同生共死，这是一封表白信啊。

    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志同道合的价值观。

    四十年代，重庆《大公报》刊登端木露西的署名文章《蔚蓝中的一点黯澹》，主张妇女回到家庭去做主妇、做母亲，在“小我的家庭中”寻找幸福。

    沈从文、尹及、陈铨等人发表多篇赞同妇女回家的文章，为妻为母，能“贤”能“良”，回归家庭，“妇女问题就简单多了”。

    汪伪政权控制下的妇女刊物的主基调也是宣传贤妻良母、妇德、齐家等论调。

    主张妇女解放的男士很少。当时主要的反对声音就来自邓颖超等女性，她们认为，“治家和育儿并不永远是妇女的天职”，让妇女回家根本违反了男女平等应从经济入手的原则。

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的《“三八”节的献词》

    没想到，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也加入这场反对“妇女回家”的论战。

    周恩来的《论“贤妻良母”与母职》首次发表于1942年9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

周恩来的《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用现在话说就是：不要双标。丈夫和妻子都是重要的家庭成员，“贤良”的标准应该是对夫妻双方共同的要求。因此，社会在倡导“贤妻”和“良母”的同时，也要倡导“贤夫”和“良父”，倡导男女两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而不是以女性是否胜任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作为区分贤良与否的标准。

    这些思想，即使放在现在也非常超前。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对于婚姻自由的原则，大家基本无争论。但对 “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一条， 大部分人都不支持。

    不光男性干部不同意，女性干部也不同意，她们顾虑的是，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这将给那些“当代陈世美”随意抛弃妻子、另结新欢大开方便之门。

    当时拥护“一方要求离婚即可离婚”这一条的，只有邓颖超和极少数人。

    邓颖超认为，干部队伍在全中国占比很小，有意抛弃妻子的男干部占比更小。但是中国有几亿农村和城市妇女，她们大多数饱受封建婚姻的束缚。

    在各种封建婚姻陋俗中，妇女们深受买卖、包办婚姻之苦。

    由于男方认为女方是花钱买来的，所以就把她们当成牛马一样：“娶妻如买马，骑时用鞭打”，“鬼神不是神，女人不是人”。

    1949年1至10月，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百分之25，仅河津、万泉两县在半年中，就有29名妇女被逼上吊、跳井。

    最后党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建议，采用了“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

    这是邓颖超拼尽全力给当时水深火热的女性指出了一条生路。

《婚姻法》颁布后的结婚证  

    邓颖超一生为妇女权益奔走，期间遭遇的酸楚更是不足为外人想象。

    她和周总理，一生无子。在斗争最残酷的时候，她一碗中药打掉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有了孩子就有了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