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底，我和陈锡联、李伯秋等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辽宁准备召开党代会的筹备情况后，根据周总理的建议，中央确定要派我去哈尔滨处理黑龙江省的问题。汇报结束后，主席要我暂不回沈阳，留下来商量如何处理黑龙江的问题。这期间，主席给我谈了许多庐山二中全会的的情况，其中曾提到了控制人口的问题。

    主席说：“庐山会议，原本是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除讨论修改宪法外，还要讨论第四个五年计划，主要是经济规划，人口也要适当控制。解放以来，人口增长很快，我看中国人基本上还是按过去传统观念结婚生育，变化不大。只是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改善了，平均寿命长了，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人丁兴旺呢。你们辽宁现在人口有多少？”

    我说：“加上内蒙划过来的昭乌达盟，大概有三千一百多万。”

    主席：“黑龙江呢？”

    我说：“大约不到两千万。”

    主席：“你们辽宁是工业大省，城市人口比重大，控制生育还比较容易，农村就比较难了。有传统观念影响，家族香火问题嘛，也有个经济问题，家里总得要有个壮丁劳动力嘛。江浙一带许多女孩子起名叫招娣，引娣，就是想要再生个儿子，大有不生个儿子死不休的味道。这只能靠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来逐步解决。”

    我说：“和平年代，没有发生战争也是个原因。”

    主席：“打了几仗，主要在朝鲜，还有现在的越南，和几亿人口比起来，对人口变化影响不大。我看，人类自身繁衍也是有其客观规律可循的，除个别突变因素，如世界大战、瘟疫流传、大的自然灾害外，主要还是受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还有传统习俗的影响。

    人类正常繁衍，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到三个为宜。超过三个负担就重了，三个以上要适当加以控制。控制人口要讲自愿原则，绝对不能简单行政命令，强迫实行。要通过思想教育，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解决。历史的经验，我们许多干部，懒于去作群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贯彻上面的政策往往喜欢用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的强制方式。靠行政命令强迫方式解决人口控制问题，是愚蠢的，要不得的，那会挑起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教育卫生的普及，农村公社、城市街道建好卫生所，托儿所，养老院，有些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办嘛。解除了后顾之忧，相信大多数群众是能逐步接受的。”

    我说：“如果有人就是不自愿，生了三个还要生怎么办？”

    主席：“那也冇得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还要生仔，也只好由他去喽。在西柏坡听过一首民谣，怎么说的呢？小白菜呀，心里慌呀……”

    我打断他说：“是‘心里黄’，不是‘心里慌’。”

    主席不理睬我的话，继续按他的思路往下说：“慌什么呢？一怕爹爹娶后娘啊，二怕再生个弟弟，后来居上啊。”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主席却侧转过身，面对我故作严肃神态，压低嗓门说：“看来，小白菜和我们一样，也在关心人口问题哩。”说完，还十分认真地点了两下头，随后也忍不住和我一起笑起来。

    主席说：“再一个，就是要解决好技术问题，要研究推广简便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费用要由国家承担。这是总理提出来的，提得好。控制人口，是你政府向老百姓提出的要求，当然就得由你来掏钱喽。”

    后来我向陈锡联谈到主席“改编”民谣的故事，陈锡联归纳说：“控制人口就三条：一是两到三个，不得超过三个。二是自觉自愿，不得强迫命令。三是所有技术措施，都由政府掏钱。”

    辽宁省原则上基本就按这三条，布置全省的人口控制工作。

    三十多年后，我看到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辽宁奋进四十年》一书，其中第 329 页“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辽宁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千分之21.5，到我被捕的 1976 年，已经下降到千分之 8.8。(见附表)看来陈锡联归纳的三条在辽宁还确实有些成效。

    当然，书中还多次提到，文革期间辽宁取得的各项成绩，都是辽宁广大干部群众与以毛远新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斗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