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8年5月党领导的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紧密配合，支持热情高涨的农民运动，支持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有力扩大了起义的斗争成果和社会影响。在渭华起义95周年之际，回顾渭华起义中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推动革命斗争发展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渭华起义；党的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时代启示

    1928年5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转入低潮，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而西北军阀为争霸陕西相互混战的有利形势，在西北军新编第三旅即许权中旅任旅参谋长的唐澍，任司令部参谋主任的刘志丹，任副营长兼政治教导员的谢子长等共产党员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毅然决然发动震惊全国的渭华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嚣张气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显著特点，就是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紧密配合，支持热情高涨的农民运动，支持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有力扩大了起义的斗争成果和社会影响。那么当时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什么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采取了什么形式、取得了什么成果，有什么经验教训和现实启示。在渭华起义95周年之际，回顾渭华起义中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推动革命斗争的历史，对于新时代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渭华起义中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

    （一）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应对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1927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9号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张金印（张慕陶）、张秉仁、蒲克敏、杜衡、何挺杰、张国藩、陈嘉惠、潘自力、萧明等15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讨论了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省委委员李子洲代表省委作《党务报告》，省委书记耿炳光作《政治报告》。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以反冯玉祥为中心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相应的组织、宣传、农运、军事等九个决议案，会议强调军事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号召[1] 128，指出“共产党时时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2] 133指示由中共掌握的许权中旅参加渭北国民军二军夺取政权的反冯战争，同时提出党到农村去，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创造农协政权。这次会议选举九人组成省委，由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李子健三名常委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委员亢维恪负责农运、张金印负责共青团工作、刘继曾担任秘书主任。这次会议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纠正了陕西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切合陕西实际的方针政策，开始了革命策略上的转变，成为陕西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新起点。为省委积极布置渭华起义和各地的武装暴动，并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做好了重要准备。

    （二）顺应农民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要求采取的必要举措

    大革命失败后，土豪劣绅的横征暴敛，人民群众生活水深火热，当时在渭南华县老百姓中流传着“九九八十一，穷汉顺墙立，早就没饭吃，慎言把租逼”的话语。深受大革命影响的陕西渭南、华县地区农民群众，面对土豪劣绅压迫有强烈的积极革命的要求。在一些地方农民群众已经开展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斗争，反抗地主豪绅统治。而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渭南、华县一些地方成立了农民协会，把反抗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残酷欺压斗争推到新阶段。农民运动的高涨，迫切要求党组织进一步加强领导，导航引路，扩大斗争成果。

    （三）总结多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推动革命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解散革命团体，开展大规模的“清共”、“清乡”活动，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1927 年 10 月爆发的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共产党人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领导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1928年4月初，在国民党甄寿珊师担任师教导团三营营长的王泰吉（党内任营军支书记）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发动麟游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震慑了其嚣张气焰，但由于这些起义采取单纯的军事行动，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总结多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渭华起义过程中要使军事暴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二、渭华起义中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及其成果

    （一）建立党组织，选派党员干部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陕西省委1927年9月26日召开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提出“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的总任务。随后陕西省委在11月、12月和1928年1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遵照中央关于“应马上注意到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从抗捐、抗税、抗粮的口号下，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到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的号召，从组织上清除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耿炳光省委书记职务，选举潘自力为书记。新省委要求“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根据渭华地区党的组织力量强，群众基础好，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实际，决定在渭南华县地区举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为加强渭华地区党组织建设，充实了“陕甘赤化的发祥地”渭南、华县等地区的领导力量。建立了渭南、华县、“五一”三个县委及华阴、临潼两个支部，选派肖明任渭南县委书记，何寓础为组织部长，杨慰祖任宣传部长，张宗适为共青团县委书记；王林任华县县委书记，陈树功为组织部长，陈述善任宣传部长，王之鼎为共青团县委书记；苏士杰任五一县委书记。这些同志凭借着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武装斗争经验，形成了渭华地区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县委领导下，渭南、华县、“五一”三个县普遍加强了乡镇村各级党的组织建设，积极发展党员，到1928年3月中旬，渭华地区党员增加到1300余名。同时训练农运干部、发展各地农民协会，推动农民运动发展。为加强对陕东区暴动斗争的领导，确保起义顺利发动，1928年4月陕西省委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的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中共陕东特委的建立，成为直接指导起义的统一领导机关，为渭华起义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二）建立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运动，奠定渭华起义重要群众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渭华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1925年11月22日，渭华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东张村农民协会在中共赤水特支的领导下成立，会上通过了《农民协会宣言》、《清算斗争恶绅》、《清理值年帐目》等各项决议案。12月，渭南的淹头村、土闹村、甘家庄等处也建立了农民协会。特别是1926年秋，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的李维屏、乔国祯、高克林、杜松寿、霍世杰、苏士倜、李秀实、冯文江等11名陕西渭南籍学员，回到自己家乡后，在渭北陕东开展农民运动，进一步加快了渭华地区农民协会的建立。据统计，当时渭南县有135个村、9个区建立了农协，有会员5131人；五一县有236个村建立了农协，会员13000人；华县324个村建立了农协，会员5114人。[3]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协会虽被查封，停止公开活动。但党通过农民夜校、妇女半日学校等形式，宣传组织农民的工作仍在进行着。各地农民协会成立后，便发起反抗土豪劣绅对农民掠夺盘剥的斗争，对地主豪绅压迫农民的“驴打滚”、“天天粮”、“隔夜粮”等阎王债账目清算，把从地主豪绅手中夺回的祠堂庙宇改为农民协会和平民夜校的活动场地，农民协会在反对农村封建迷信，宣传科学文化，杜绝买卖婚姻，提倡妇女放足，争取妇女解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渭华起义奠定了重要群众基础。

    （三）建立农民自卫队，形成渭华起义重要的武装力量。在渭华地区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过程中，一些地方自发建立了少数农民自卫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数分散的农民自卫队显然难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党组织决定建立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为此选派共产党员孙敬堂、王松年、薛自爽等28人在1928年3月底，到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经过约一月军事训练后，这些人回到渭南华县地区，发展成为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在中共陕东特委建立后，经过整顿，1928年4月下旬组建由李大德担任大队长，薛自爽为副大队长，冯养浩为党支部书记，孙敬堂为副书记，下设四个中队，以及一个大刀队，由共产党员任中队长的陕东赤卫队。这支武装成为渭华起义的骨干力量。

    （四）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1928年5月1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东特委的领导下,渭南崇凝人民首倡义举,召开群众大会,建立了金鼎五任主席的崇凝区苏维埃政权,此后渭华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起义，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及武装力量陕东赤卫队。苏维埃政权下设军事、人民、粮食分配、土地分配委员会。党在领导农民运动，创建农民武装同时，注意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陕军暂编第三旅许权中旅开展工作。1928 年1月，陕西省委在驻防洛南县三要司等地许权中旅建立了高克林为书记，许权中、杨晓初、李大德、高致凯为委员，直辖于省委的中共旅委员会。接着省委又派刘志丹、谢子长、唐澍、吴浩然、廉益民、周益山等到该旅工作，军内的党组织也有相应发展。截止1928年3月20日许权中旅党委下辖党支部18个，党员165名。[4]还成立廉益民任主任的政治部。3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开往渭华地区，配合农民起义。1928年4月底，盘踞商洛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参加蒋桂阎与奉系的军阀混战，陕西内部空虚之际，发动倒冯战争。在军阀混战条件下，陕东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立即举行渭华起义。5月10日,许权中旅600余人,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5月12日到达华县瓜坡参加渭华起义，在刘志丹主持下召开会议，对部队实行初步改编，撕掉国民党的旗子，处决了反动军官，改组部队领导机构，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及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成立军党委等。5月16日在高塘镇的千人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为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刘继增为政治委员，许权中为总顾问，在军中建立党的组织。下设四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力量,是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红军的重要开端。工农革命军同渭南、华县农民运动相结合，摧毁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在华县、渭南、五一三个县48个区、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他们没收地主的财产、烧毁地契文约、把土地分给了贫苦农民，逐步形成以华县的高塘和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200平方公里的红色割据区域。

    三、渭华起义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时代启示

    渭华起义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成果，产生如此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西北地区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我们认为在起义进行过程中，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与农民运动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重要原因。但是，既然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和影响，渭华起义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那么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渭华起义中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具有哪些时代启示。

    （一）渭华起义失败的原因

    1、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渭华起义爆发后，国民党统治者极度惊慌。冯玉祥和李虎臣搁置他们之间的矛盾共同对付工农革命军。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集中三个师和地方反动民团进攻工农革命军，面对数十倍国民党军队大军压境的局面，在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失败后，工农革命军原本计划向陕北撤离，6月9日，宋哲元又以三个师兵力，在骑兵炮兵配合下，从东、中、西三路开始第三次大规模进攻，这使得向陕北撤离路线被敌军切断。面对强敌，刘志丹、唐澍、许权中指挥部队奋勇抗击，战斗异常激烈。经过血战，寡不敌众，刘志丹于是下令部队向秦岭以南撤退，相机而动。但当工农革命军退到保安两岔河，还未站住脚之际，突遭李虎臣五个旅重兵围攻。唐澍、廉益民、吴浩然、李大德、赵雅生、薛自爽等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志丹、谢子长率三大队奋力冲出重围。面对恶劣的斗争环境,为保存革命力量, 中共陕东特委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番号,部队仍由许权中率领，合并到李虎臣所属刘文伯三师九旅，原本到河南邓县继续革命活动，但被地主武装“红枪会”两万余人包围，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2、没有建立根据地，在优势敌人围攻时没有立足之地。渭华地区虽然群众基础好，革命力量较为雄厚，但地域狭小，且背靠南山，面向渭河，特别是距离中心城市西安太近，又处在交通要道，这让国民党统治者将其看作是心腹大患。因而起义爆发后，宋哲元立即调集重兵向高塘与塔山疯狂“围剿”。起义部队虽英勇顽强抵抗，但由于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在优势敌人围攻时没有立足之地，血战50余天，被迫主动撤出渭华，南入秦岭，转到商洛两岔河、保安镇一带，最终起义失败。刘志丹后来在总结起义的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5] 198正是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总结经验教训，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党领导下创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毛泽东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3、不懂得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采取一些极“左”的政策和策略。在渭华起义过程中，受中央制定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造成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局面的“左”倾机会主义指导思想影响，中共陕西省委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总体上处于低潮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许多共产党员只想急于报仇，挽救革命为目标，助长了党内革命急躁病发展。陕西省委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已在全陕形成，提出了全省暴动的方略，期望迅速夺取几个中心区域，实现革命在全陕的胜利。在具体工作中，主观片面盲目乐观地估计形势。认为“帝国主义总危机要爆发了”，“冯玉祥就要垮了”，冯玉祥与李虎臣军阀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而“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认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是官皆贪、凡吏必污 ”，提出“以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采取一些过“左”的政策和策略，在打土豪、分财产过程中，没有注意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而是采取赤卫队夜间袭击的办法，抓住地主豪绅，立即处决，这期间先后清算斗争150多名土豪劣绅，处决60多名罪大恶极者。[6]没收他们财产，烧毁其房屋，许多地主豪绅闻听风声仓皇逃跑。而群众担心他们卷土重来报复，把分得的财物又送还回去。对地富分子不加区别实行“烧杀政策”，不懂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同盟军，这样扩大了打击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失败的结局。

    4、党对于农民群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不够充分。这次起义的特点是农民起义与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斗争相结合，但整体来讲，渭华起义之前，这个地区建立了多个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但党的基层组织对于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如何组织，如何教育，如何武装，如何领导他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参加分配土地的革命斗争，还缺乏经验，因而工作不够彻底细致深入。特别是在起义中没有注意动员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军队，补充工农革命军。[7]所以，当国民党反动势力以优势兵力向工农革命军大举进攻时，农民群众因担心遭到反动势力报复，纷纷远离革命队伍。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有力支持，工农革命军孤军奋战，最后起义以失败告终。

    （二）渭华起义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时代启示

    渭华起义过去整整95年了，起义者的革命精神要永远继承发扬。而起义中党之所以强调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是党总结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农民阶级是革命主力军，只有实现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才能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势力，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任务。今天，我们要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作为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渭华起义中党领导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具有重要时代启示，需要我们好好思考。

    1、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当年中共陕西省委在领导和发动渭华起义过程中，之所以特别重视领导农民运动，就是因为认识到“陕西农民群众是陕西革命的主力军”。但同时也认识到“我们绝对否认不经过党的领导与斗争，广大的农民会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强调必须重视农民运动对军事斗争的配合，同时也要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和对农民群众的组织教育，加强党对农民运动领导。在党组织积极领导下，渭华地区农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土豪劣绅掠夺盘剥的斗争。积极向农民群众宣传科学文化，反对封建迷信，努力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开展解放妇女运动，提倡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和歧视妇女，为组织发动渭华起义奠定了重要群众基础。新时代的今天，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根本问题。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就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而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积极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就难以推进。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必须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党的宗旨和使命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就是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共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健全完善党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党组织建立的爱农村、懂农业、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不懈努力，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增强广大农民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2、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农情谋划决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立足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反动统治，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决策是正确的。尤其是总结前面革命失败教训，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希望实现工农革命军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推动革命发展的决策是富有远见的，但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农村革命形势，如何认识农民对于革命的态度，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其革命主力军作用，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党组织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对农民进行扎实细致的宣传教育，只是凭着革命义愤，主观进行判断，简单的认为只要我们帮助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把他们的财产分给农民，农民就会跟着共产党走。对于国民党统治者，只看到冯玉祥和李虎臣军阀们表面上你争我夺的矛盾一面，就断言革命形势会不断高涨。没有看到反动统治者及拥有的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没有认识到陕西军阀之间虽有矛盾，但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他们是团结一心的。结果导致在反动军阀势力联合起来向革命者反扑时，仓促应付，孤军奋战，没有争取到农民群众支持最终导致起义失败。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人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应从农村农民实际出发做出决策。在今天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在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成果，实施乡村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当今农村实际出发，从陕西各地农村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农情，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科学决策，必然能顺利实现宏伟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