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份，当时省委主管领导谢振华同志派车把解悦从医院接回太原，并于当日在省委大院五楼办公室接见了她。一见面便说：“解悦同志对不起，你受苦了，太纺那个清查‘五一六’的学习班，搞得太不象话，他们对你搞刑讯逼供，搞得很残酷，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反映，我才知道，当即就批评和制止了他们的错误做法，这是坏人搞的，等有了时间，我一定要追查处理。”事已至此，解悦也没客气，当场就说：“听说我的问题是您司令员亲自挂帅，您怎么会不知道？”

    谢振华同志涵养性很高，对此，他没有发火，进而话题一转，又关心地对解悦同志讲：“你身体不好，正住医院，是肾结核吧？我已经给卫生厅说了，让山大一院或二院派个大夫陪你到北京去治疗。肾结核最好动手术，到北京阜外医院去。”。解悦没听这一套，直言不讳道：“谢谢司令员对我的关心。我之所以遵命来见您，不是为了我的身体，而是想澄清一下不明白的问题：一、我之所以受这么大的罪，主要罪状是转移了康生的两箱黑材料，而且太纺办我学习班的人，曾不止一次警告我，材料已到他们手中，就看我的态度如何？那么今天，在你谢司令员的面前，把两箱材料拿出来，让我看一眼，即使我死去，也死而无憾；第二，既然搞到了材料，按‘五一六’分子整了我几年之久，我想拿上一份盖有省革委大印的结论，总也算有始有终地经了一次风雨。不然，……”没容解悦往下讲，谢振华同志往起一站，说：“哪有什么黑材料，哪有个什么‘五一六’，简直是欺侮人，这些人，利用派性搞个人恩怨，你别急，我一定要处理他们。眼下，你不用管这些，好好养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挑个单位，省革委、市革委，省革委的各部委，哪里都行！”解悦答道：“谢司令员，我不是来要官的，我也当不了官，你把我‘五一六’的问题搞清楚，我还回我的太纺去当工人。”谢振华同志果断地说；“那不行，要在省里工作。”扭头又对肖秘书说：“你给晋东南的武司令员打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曹兴文同志（解悦的丈夫）明天务必赶来省城，回省体委工作。”

    不管怎样，这算是给解悦不明不白的“五一六”案来了一个大刹车。

    五

    “文革”那场风暴似乎越刮越小了，但狂风给解悦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却没有得到愈合和康复，尤其是她头上不明不白戴的“五一六”的帽子，并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没有得到平反结论。尽管谢振华司令员把她接到省城，好话说了不少，而解悦想解决的问题，却丝毫没有触及。一想到自己虽然暂时解放了，但仍然是个“五一六”嫌疑分子，对自己将来政治前途会带来一系列麻烦事情，解悦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她回到医院，把个人的遭遇详细地写了一份材料，托人转送周恩来总理。后来听陈永贵同志对她讲，周总理接到她的这份材料后，当即就通知山西省委，让负责搞解悦“五一六”问题的人进京汇报。为此，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凤鸣带相关人员进京。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亲自问负责解悦五一六专案的韩喜信⑨：“你们以什么罪名，采用什么手段，搞了解悦这么多年，要如实地向我讲清。”关于北京的情况，解悦从一同进京的那位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主任嘴里得知，当时本来就口吃的韩喜信，在那种场合可不像整解悦时那样威风了，而是显得更加口吃得厉害，吱吱唔唔地谈了一些，就光剩下哆嗦了。而后，中组部的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时，副总理们也都在场。据陈永贵同志讲，总理听后非常生气地说，通知王谦，立即给解悦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她的工作由山西省委重新安排。

    1973年初，省委书记王谦同志把解悦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动笔给解悦审订修改了平反决定。对转移康生黑材料问题，发生争执，王谦书记不同意写成“纯属捏造，政治陷害”，而主张写成“关于转移康生黑材料，既无检举、又无揭发的情况下立案审查是非常错误的”。争论结果，王谦书记同意解悦保留自己意见，并允许将其保留意见附在平反决定后面。

    1976年1月8日，解悦从广播里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心情非常悲痛，觉得党和人民的擎天柱倒了，自己的大靠山也倒了，自己今后的事情怕没有做主的了……想到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以及这位伟人在文革中顶着压力对自己的保护，不由泪如雨下。她在家中摆上祭台，一连数月悼念周总理，沉浸在悲痛之中。解悦至今家中放着总理的遗像，还有她与众人与周总理的合影像。她曾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周总理，那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按说，周恩来总理与解悦这样的女劳模非亲非故，为何要对其冤案事必躬亲，亲自过问，竭尽全力保护？这与他在“文革”中顶着压力苦力支撑局面的处境不无关系。由于我党决策人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理党内走资派，然而这场运动被林彪、康生、江青集团利用了，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全国各地“左”祸横行，坏人当道，劳模受害，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周总理对包括解悦等众多劳模的保护，以及对其冤案的亲自干预和审核，是恢复和发展全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体现了保护一个人，影响一大片的作用。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周恩来总理的功绩，山高难比，海深莫及！

    后记：

    1977年，解悦调任太原毛皮厂副厂长，1978年9月，解悦以劳模、山西省工会筹委会负责人的身份，被推荐到北京全总干校学习。后在京出席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执行委员，还同全国71位老劳模代表，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亲切接见。1990年，调任山西省纪检委驻省轻工总会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室主任，省轻工总会党委副书记兼机关纪检委副书记、轻工业总会纪检委书记等职，2002年，光荣退休至今。

    作者简介：

    程太生（1950——）笔名谷峰，祖籍山西武乡，宋代理学家“二程”之程颐第36世孙，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68年入伍，军旅作家，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尤擅长撰写史志文学和人物传记，著有《晋都百年世纪档案》（三部曲）等多部作品。辞条入编《山西省作家名录》《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中国时代文艺家名典》等权威辞书，被誉称为“中国三晋司马迁”。

    注释：

    ①即1967年1月12日，在刘格平、张日清等少数党政军领导干部顺应上海“一月风暴”的政治大气候，策动部分山西造反派组成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取了原山西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
    ② 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因在省城“一一二夺权”中带头参与支左，被人民日报誉为“支左的一面红旗”，后因在核心小组中与刘、陈、刘三人观点相近，与刘格平等人产生芥蒂，在“七月会议纪要”中被定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遂在省革委会中失去话语权（俗称“靠边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③均为山西省革委会、省核心小组的重要成员，同年北京“七月会议纪要”文件产生不久，刘、陈、刘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下放劳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④ 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
    ⑤ 根据山西相关史志书籍记载，由于263号文件是康生和“四人帮”插手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西省委撤销了这个文件。
    ⑥ 即原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副书记王谦、王大任，在文革初期被打成“走资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⑦ 原解放军六十九军参谋长，此时已任太原警备区司令员，但人们仍习惯称他为参谋长。
    ⑧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是毛泽东首肯的农业学大寨的领头人，“文革”期间相继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⑨原太原纺织厂保卫科长，解悦“五一六”专案组主要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