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2日，是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95周年纪念日。

红军时期的朱德（1886-1976）

    “1928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就通知胡少海，把队伍伪装成国民革命军，开进宜章城。……正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把劣绅和官吏全部抓了起来，举行了宜章暴动。暴动之后，我们很快地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打响了湘南暴动的第一炮。……歼灭许克祥部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湘南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就来和我们联系，要求建立地方武装。我们支持他们。首先是帮助宜章县组织一个地方团；我们攻下郴州后，又帮助郴州组织了一个团。之后，我们相继攻下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11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当时称年关暴动）。”

    这是1962年6月朱德委员长与开国上将陈奇涵、杨至成等同志留下的珍贵谈话纪要（节选），被整理成文章《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秘书、毛泽民烈士女婿曹全夫记录整理）。朱德去世六年后，1982年8月1日该文在解放军报第一版全文发表，后被收入《朱德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军时期的陈毅（1901-1972）与少先队长刘玉棠（左）

    湘南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由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含广州起义部分人员）经过艰苦转战进抵湘南，同中共湘南特委共同组织发动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武装起义。陈毅元帅回忆，在士气低迷、军心涣散之际，为了保护南昌起义军的革命火种，“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1927年中国革命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会不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黄克诚大将（1902-1986）

    开国大将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中回忆，“朱德、陈毅率红一师自郴县乘胜向耒阳挺进，路过永兴的油榨圩时，留下一个主力排，由张山川带领，协助刘木的农民暴动武装去攻打永兴县城。永兴县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守，一击即溃。刘木率队占领了县城，随后，尹子韶也率队进城。……原由刘木、尹子韶率领的两支暴动农民武装和县城里的革命武装合编成永兴红军警卫团（亦称为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我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同时宣布成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随即，县委又派邝振兴、何宝成、刘明初、龙先图等人分赴各区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群众武装。不久，全县各区乡的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许多农民臂缠红箍，打着红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全县上下一片欢腾。”

20世纪60年代初，曾志（1911-1998）在毛主席书房

    井冈红军曾志在回忆录《百战归来认此身》中讲述：“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我热血沸腾，再也坐不住了。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不为人知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扎着红腰带，有时头上裹着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看起来十分威武神气，人称‘红姑娘’。我经常带领一批农民自卫军去抄地主豪绅的家，分掉他们的浮财，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的农民，群众拍手叫好，人心大快！那时在我身上有着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工农革命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是依仗这个城门楼子阻挡革命军的，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本来就这样让它往上烧就行了，可那时没经验，热昏了头，我又跑上三楼去点火，当我从三楼下来时，楼梯已着火，险些下不来。当我狼狈地从着火的门楼里跑出来时，一头撞见朱徳和一大群围观的群众。朱师长不解地我怎么回事。我说：‘这个城门楼太可恶！妨碍革命，我把它给烧了。’奇怪的是，朱师长竟没说什么，只是很慈祥地笑了笑走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女红军合影。前排右起：彭儒（陈正人夫人）、曾碧漪（古柏夫人）；后排右起：贺子珍（毛泽东夫人）、周月林(梁伯台夫人)、钱希钧(毛泽民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

    井冈红军“彭家将”的代表彭儒回忆，“就在阴历年关前夕，我们碕石插起了红旗，暴动了。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军在除夕赶到了碕石。我们为了迎接红军的来到，已经把土豪劣绅抓起来关在一个房子里，地主的枪枝也全部夺过来了。我有一个堂兄是地主，为人不好。一天我路过他关押的房子，他大声叫我把他放出来，我根本不理他。接着攻打黄沙堡，缴获了二、三十支枪。当红军凯旋回到碕石时，整个村庄都沸腾起来了。我们看到红军都穿着灰色的军衣服，当时也分不清哪一位是朱德同志，哪一位是陈毅同志。红军看着我们都笑眯眯的，一个个可爱可亲。大家忙着杀猪、烧开水、煮饭、泡菜，热闹极了。全村穷苦农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听说红军是穷人的红军，迎接红军，帮红军作些事情，真像办喜事呢。不久，萧克同志来到了我们村里。他是参加八一起义后回到老家嘉禾的，在嘉禾、临武牛头汾一带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后来他得知我们村里有党组织，有枪枝武装，要暴动，就连夜秘密赶来参加暴动。我记得他来我村时是穿一件长棉衣，戴礼帽。他会见到了支书彭晒同志后，就留下和我们大家一起闹革命。因为大家知道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北伐军廿五师‘铁军’的连长，就让他负责领导我们暴动的军事武装工作。他很快就和我们大家熟悉了。有一天，他要离开我村到别地去，没有鞋穿，我嫂嫂和姐姐就连夜忙着替他赶做鞋子。当时，我们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与萧克（1907-2008）亲切握手

    开国上将萧克在《萧克回忆录》中讲述湘南起义部队一部会师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的情景：“宜章独立营，名义上仍为(碕石)彭晒之独立营，后彭调宜章县委工作，独立营由龚楷任营长，我为副营长。……我们退到骑田岭南面一个叫麻田的大村落，又从麻田翻越骑田岭主峰黄岑岭。黄岑岭林木茂密，瞩目中原。当我们翻山时，红旗招展，梭镖刺天，嘹亮的《国际歌》声响彻山岭。一时间，豪情洋溢，乘兴写下了一首诗：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莫谓湘南侧岭海，骑田岭上瞩中原。……可能因为我是湘南起义部队中第一个与他见面的，四十年后——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谈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侯，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我真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还记得我和他的那次见面，还记得我们那支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我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三百多杆梭镖。’毛主席听后不住地点着头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欧阳毅中将（1910-2005）

    开国中将欧阳毅在《欧阳毅回忆录》中写道，“我亲身经历的湘南暴动，在我党我军和我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湘南暴动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暴动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暴动。它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为引导湘南人民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湘南暴动后，朱德、陈毅等率领农军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共同创建与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功垂千秋。湘南暴动作为我革命生涯的第一座熔炉，也是功不可没的。”

谭冠三中将（1908-1985）

    开国中将谭冠三在《忆1926-1928水口山工人武装斗争和走上井冈山》文中讲述，“1928年初，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同当地党组织的农民赤卫队攻占了坪石。正是过农年，郴州、宜章、永兴、耒阳等城市也由当地党组织的农民及农民赤卫队攻占，接着又夺取了安仁、常宁、嘉禾、兰山和衡阳的一部分城市。耒阳已成立了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府，南昌起义部队也到了耒阳。第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反攻耒阳，朱德带部队从耒阳之间的永兴插安仁撤退。这时林彪是朱德部队一团连长，他率领一个连两百多人在耒阳与衡阳的交界地阻击敌人。他们紧密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用人民战争的方法一举歼灭了敌人两个营，重新夺回了耒阳城。这次耒阳的红色政权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当时部队化妆成敌军，打起国民党军旗到了二区（小水铺），豪绅地主都出来迎接。在这里我们枪杀了谭芝先等三、四个大恶霸大地主，为民除了大害。”

粟裕大将（1907-1984）

    开国大将粟裕在回忆文章《激流归大海》中指出，“朱德、陈毅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湘南起义，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引导湘南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新局面。”

    为纪念伟大的湘南起义，中国长城学会军旅文宣委策划推出《湘南起义95周年》纪念邮简（限量发行18000枚，一枚一码），封面由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同志题写“红旗漫卷湘南”，内页通栏由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中将题写“光辉典范，功在千秋”。邮简封面印文“湘南暴动”,由著名军旅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周瑞恒先生篆刻。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张云逸大将之孙）张晓龙和谭冠三中将之子谭戎生，出任该纪念邮简顾问。

    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为纪念湘南起义95周年赋诗：工农举义到湘南，青史初征九五年。八一风云传岭表，井冈星火正燎原。红军奋起乾坤大，百姓拼争道义宣。万里为民驱敌寇，千秋随党向无前。

    朱德元帅外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将军赋诗纪念：“南昌城头第一枪，保留火种勇担当。开创三整军心固，湘南起义又一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刘建将军指出，纪念湘南起义，就是按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95年前，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宜章重新起步，开创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新征程。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湘南起义的革命精神，牢记参加革命时的承诺与信念，不忘自己身上的责任与担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进新时代，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八一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家人周秉和赋诗纪念缅怀：八一南昌惊雷，霹雳暴动震天。湘南百万农众，聚义解民倒悬。万千将士浴火，铁血前仆后继。井冈胜利会师，星火赤天燎原。

    八一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题词：湘南红旗迎风展！

    林彪元帅长女林晓霖致辞：湘南起义永载光荣的革命历史史册！

2022年10月，陈宜生（前右）与粟裕大将女儿粟惠宁(前左)及笔者胡山在井冈山茨坪镇大井村“毛主席读书石”处留影

    井冈山根据地重要创建人之一陈正人与井冈女红军彭儒之女、井冈儿女联谊会首任会长陈宜生致辞：湘南起义英雄事迹可歌可泣，感染人，鼓舞人。向革命先辈们学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八一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烈士孙女（“中国时代楷模”、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之女）彭洁致辞：致敬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

欧阳毅中将与欧阳海燕1972年留影

    开国中将欧阳毅之子欧阳海燕致辞：霹雳一声震天响！以宜章年关暴动为信号，揭开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序幕！

开国中将谭冠三之子谭戎生为湘南起义纪念邮简的发布题词：耒阳，井冈山会师从这里出发！

    宜章农运领袖杨子达烈士孙女(井冈红军杨绍良之女)杨耀致辞：继承先烈遗志，坚守信念理想，初心永不忘！

    中国长城学会军旅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惠军致辞：湘南起义是我党领导的四大武装起义之一。推出《湘南起义95周年》纪念邮简很有意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认识我党领导红军实践“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思想的深刻意义。

    （一）巍巍纪念塔，铁血铸丰碑

    为纪念湘南起义60周年，郴州市政府1988年修建烈士公园，园内竖起湘南起义纪念塔。烈士公园依山而建，塔在山顶，雄伟壮观。

(左起)萧克、彭儒、曾志、欧阳毅出席湘南起义60周年纪念大会

    纪念塔为混凝土花岗石结构，碑基正方形，基座高1.5米，4810块汨罗花岗岩石铺筑。塔高28.1米，寓意1928年1月湘南起义爆发。1580块花岗石砌成辐射状，如四挺钢枪高耸云天，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辐射的顶端朝向四面，用360块花岗石拼贴出中国共产党党旗。南北两面为“湘南起义”与“建立政权”群体浮雕，反映当年湘南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革命风暴席卷湘南情景。

    纪念塔由邓小平题名，1988年1月12日在郴州市东塔烈士公园揭幕，萧克、杨得志、张平化、曹里怀、欧阳毅、曾志、彭儒、王紫峰、郑效峰等老红军参加揭幕典礼，出席湘南起义60周年纪念大会。

    纪念塔铭刻着萧克将军书写的《湘南起义纪念塔碑文》：“一九二八年元月，朱德、陈毅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进至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配合下，发动武装起义。百万工农兵群众揭竿而起，革命风暴席卷湘南，革命政权相继建立，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当时我党领导的农村武装起义中实属罕见。同年四月，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为巩固与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作出巨大贡献。值此六十周年之际，立碑纪念并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激励后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地奋斗。”

    （二）英雄烈士血，慷慨壮诗篇

    湘南起义，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规模浩大的一次武装暴动，庄严载入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辉历史史册。

    萧克将军指出，湘南起义“为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光辉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湘南起义，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冈山时代。”

    湘南起义大军中走出的英雄先辈们，在井冈山及之后的武装斗争中浴血奋战，以坚定的理想信仰和满腔热血书写了对革命事业的铁血忠诚。

    湘南起义革命队伍中，走出众多 (时年年龄) 开国将帅及国家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朱德（42）、陈毅（27）、林彪（21）、粟裕（21）、黄克诚（26）、江华（21）、萧克（21）、杨得志（17）、张际春（28）、邓华（18）、朱良才（28）、杨至成（25）、赵尔陆（23）、李涛（23）、陈光（23）、伍云甫（24）、谭冠三（20）、萧新槐（21）、欧阳毅（18）、曾志（17）、吴仲廉（19）、赵镕（29）、谭家述（19）、王紫峰（23）、唐天际（24）、曹里怀（19）、王云霖（18）、张树才（14）、刘显宜（25）、郑效峰（12）、资凤（33）、熊梦飞（16）、彭儒（14）、杨绍良（9）、李克如（24）、譚政文（18）、谷子元（20）、宋裕和（26）、吴树隆（21）、吴汉杰（31）、李奇中（27）、简载文（26）、邓光汉（23）、陈茂（32）、杨义（18）等。

1993年1月，湘籍红军(前排右起) 欧阳毅、曹里怀、萧克、江华、李聚奎和（后排右起）曾志、彭儒在京聚首，忆往昔峥嵘岁月

    参加过湘南起义的革命英烈数不胜数：湖南省石门县王尔琢、王展程，衡阳县夏明震，岳阳县彭鳌，华容县蔡协民，麻阳县陈佑魁，湘潭县毛泽建、宋乔生，耒阳县伍若兰、邓宗海、伍中豪、刘霞、谢翰文、徐鹤、陈芬、邝鄘、谢维俊、刘泰、曾木斋、李天柱、蒋啸青、刘铁超，宜章县胡少海、高静山、毛科文、吴泗来、陈东日、彭晒、彭暌、彭琦、杨佩兰、彭堃、曾日三、杨子达、李赐凡、谭新、陈俊、王光佑、余经邦、杜振环、周庭彦，郴县胡世俭、邓允庭、李才佳、李一鼎、邓壹、孙开楚、曾玉、陈友才、何善玉，安仁县黄华芳、侯岳生、侯悌云、龙文从、唐德寅，永兴县刘木、尹子韶、龙厚生、戴彦凤，资兴县黄义藻、刘英廷、袁三汉，汝城县朱青勋、何日昇、何举成、邓毅刚，桂东县陈奇、郭佑林、刘雄，桂阳县邓华堂、邓北朝、邓三雄，嘉禾县黄益善、萧克允，临武县袁痴、贺辉廷，临澧县肖劲，长沙县杨福涛，以及湖北黄梅县刘之至、广西桂林市周子昆、贵州荔波县蒙九龄等。

    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感召日月，他们的革命精神光辉不朽。

    （三）南下起义军，“三整”护火种

    1924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规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实行改组，成为各民主阶级的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北伐革命军势如破竹。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八一南昌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暴动起义军主动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目的是“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再举北伐。八一起义军9月18日进抵广东大埔县城。9月20日，作出了分兵部署：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主力第二十军（贺龙部）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向潮州、汕头进发；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叶挺部）和第九军教导团共约3000多人，据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南下。国民党钱大钧部约两万余人，由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扑向三河坝。朱德和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指挥阻击战。三河坝战役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消灭敌人1000多人，八一起义军损失亦约1000多人。10月5日，朱德和周士第率领剩下的2000余人撤出三河坝。

    陈毅元帅回忆，“我们和反革命打了一仗后，也有些损失，由朱德同志率领，由三河坝退至饶平。为什么退至饶平呢？是还想接应贺（龙）、叶（挺），和贺、叶会合，一直到和叶部少数残兵败将在饶平会合后，才知道贺、叶已经垮了。”

    朱德所率部队是在潮州市饶平以北的茂芝村，遇到了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汕突围出来的南昌起义军官兵200多人(其中有担任革命委员会警卫队警卫班长粟裕，还有从揭阳汤坑失败回撤的零散人员，毛泽东三弟毛泽覃等30多人也途经凤凰山到达新塘镇石壁乡后都汇集到茂芝)，方知主力部队已在潮汕失败,领导机关解体，余下1300人在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长董朗的率领下已退往海陆丰。

    主力部队失败的消息像一盆泠水浇在大家的头上。虽然这时第二十五师与潮汕突围出来的第二十军人员会合又有了2500多人，但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形势异常严峻。粟裕大将回忆：“敌人的大军压境，糜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多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个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遇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为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方向，朱德同志一方面派李硕勋去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另一方面，召集20多位指挥人员在茂芝全德学校召开会议，史称“茂芝会议”。会议一致通过朱德军长的敌情分析和主张，提出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正确主张。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重要军事决策，保存了起义军的革命火种。茂芝会议同意在朱德军长的领导下，对现有起义军进行调整和改编。

    “此时我们部队约有两千多人，以七十三团作基础，编为第一营，算是个大营，共四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导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个部队的领袖。”陈毅元帅回忆，“但人民军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处境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心焕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像七十三团那样坚强，那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肠打仗。到了大庾，两千多人只剩下九百多人。”

    粟裕大将回忆，“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南昌起义时陈毅正在武汉，是武汉军政分校党的负责人。8月2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急赴南昌。当他克服沿途阻扰到达南昌时，起义军已于前一天全部撒走了。陈毅日夜兼程向南追赶，闯过了沿途军阀部队、地方民团的盘查和搜捕，终于在临川、宜黄地区赶上了正在进军中的起义部队。

    陈毅元帅对这段历史有生动的回忆：“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来又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

    陈毅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对劝他也脱离部队的人，陈毅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严肃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一席话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

    部队折转北上，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部队已疲态尽显，七零八落。朱德、陈毅在天心圩进行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鼓舞情绪，坚定信心。部队继续西进，经信丰于10月底到达大庾，部队进行整编，成立党支部，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部队后转到崇义县上堡，才算稳住阵脚并再行整训——整肃军纪，规定募款和缴获物资要归公；强化军事训练，提出游击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新战术问题。

    “赣南三整”（天心圩思想整顿、大庾组织整编、上堡军事整训）使得这支南昌起义余下的部队更加统一团结，纪律性加强，战斗力提高。当时，毛泽东麾下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一个营，曾经和朱德、陈毅部队会合在一起参加了集中整训。

    (四) 秘密统战计，修生养息时

    1927年1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敌人统治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南郴州汝城县，与驻防湘粤赣边韶关、汝城一带的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谈判合作。范石生是朱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切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范石生与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深刻。第十六军同中共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军内仍有我党组织，范本人原也有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写有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使用。
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至上堡后，范石生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前来联系。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起义军用范石生第十六军“一四〇团”的番号伪装起来，朱德化名“王楷”。

    朱德元帅回忆，“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随后，陈毅、王尔琢带部队开到汝城西北方向的资兴，在资兴又从范石生那里领了五六十万发子弹。

    朱德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讲到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时说：“范石生之所以与我们达成协议，实现联合，是想扩充队伍，壮大实力，同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对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与范部建立统一战线，以他为掩护，隐蔽目标，积蓄与发展力量，绝不是放弃原则，顺从他人，也绝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大家一致拥护这一决定。

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合影：前排左二朱德、左四范石生(1918年摄于四川泸州)

    朱德元帅回忆，“我们同范石生部合作是有条件的。谈判时就先讲好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执行的。例如，我们进到广东仁化时，还是照旧打土豪，杀了几个地主恶霸。又如，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再如，黄绍竑要进攻范部时，范要我们担任后卫，我们因而得到了范部遗留下来的大批物资，补充了自己。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行动是自主的，不受限制的。”

    国务院参事李奇中回忆，“这时朱德同志与范石生商量了一个计划，两人谈妥后，朱德同志回来向我们传达，计划的主要点是：到雷州半岛去，由我们负责打通海口的联系，得到俄国武器的援助；由范石生从云南贩来鸦片，到香港卖，赚钱作军费，这样双方联合在广西、云南一带活动。在团部，朱德召集陈毅、王尔琢、龚楚、蔡协民，还有我，开了一个会，传达了与范石生合作的今后的行动方针。”

    1927年12月间，朱德麾下起义军又从资兴南下，进入粤北，来到重镇韶关，正式打出国民党第十六军“一四〇团”旗号，换上新装，发了饷和毯子，装足了子弹。他们这次开往广东，是因为接到广东省委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但在韶关火车站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部队便驻扎在城外，而范石生部就驻扎在城里，双方这么近，很不方便，于是起义军又北返，到了距离韶关三十里许的犁铺头驻扎下来。

    开国中将赵镕回忆：陈毅同志在犁铺头曾对部队说，“部队虽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但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共产党的主张，严守革命军队的纪律……”这期间，部队积极练兵，朱德还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总结南昌起义以来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攻，常遣精兵骚扰敌”的28字游击战术，对后来红四军游击战方针的制定和推动中国武装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在犁铺头休整、练兵20多天后，1928年1月4日，范石生派人送来密信，告知朱德秘密败露，蒋介石、李济深已获悉“一四〇团”实为贺龙、叶挺所属共产军，下令立即解除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部的动向。范石生让朱德率部立即离开，自谋出路，还送来一万块钱，并在信中指出：“‘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赵镕将军回忆，“朱德同志接到密信，同北江特委紧急商量怎么办？特委的同志主张我们到东江去，同广州起义部队会合，要我们靠近海陆丰，在那里发展壮大力量。朱德同志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把队伍带向东走。可是，经过仁化时，碰到一些船装着方鼎英的部队，正往南雄方面行进，但还没发现我们。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不能再经过南雄往海陆丰方向去了，便即往回走。这时，朱德同志又召集紧急会议，商议往哪里走，到何处去？就在这时，有的提出，到莽山洞去，说那里环境很好，可以隐蔽，暂时落脚，比犁铺头还好。经过研究，朱德同志又采纳了这个意见，便率领部队折头向北，在距乐昌十来里的长来圩渡过北江，进入宜章境内莽山洞。”

    （五）智取宜章城，湘南第一枪

    控制着湘粤大道四省通衢的湘南，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之前驻兵汝城期间，朱德、陈毅曾于1927年11月26日至28日在城南衡永会馆及津江（民居）召开起义军与湘南、粤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部署在湘南组织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汝城会议疏通了起义军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为湘南起义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必要准备。

胡少海烈士（1898-1930）

    脱离范石生部的次日，朱德、陈毅率部与广东农军攻占仁化县城，继而攻打乐昌未能成功。朱德、陈毅接受中共北江特委派来的龚楚（后叛变）的建议并由其和引领，转兵湘粤边境，在宜章县农会主席杨子达的帮助下，开进广东韶关乳源县（今属乐昌县）的杨家寨子，之后向湖南宜章县境内的莽山洞开进。

    莽山洞是个山中盆地，风景非常好，有五六个村庄，共约百多户居民，稻田数百亩。山地除森林外，到处都是旱地作物。这里作为部队休整之地的理想程度，远远超过犁铺头。部队在这里驻扎了一个星期左右。

    赵镕将军回忆，“当我们进入莽山洞，中共宜章县委可能是接到北江特委的通知后，立即主动派胡少海等同志来接头，朱德、陈毅同志就在莽山洞和宜章县委的同志，商定了智取宜章城的行动计划。县委介绍了胡少海同志，他家是大豪绅地主，可是胡少海本人，从小就到外面读书，后来受到我党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情况，地方豪绅并不知道，朱德同志便利用他的名义，智取宜章。”

    之前不久，中共湘南特委于1927年12月6日制定有《湘南暴动计划》。朱德分析，时下军阀正在湘北酣战，湘南地区敌人势力比较薄弱；时近年关，地主豪绅催租逼债更甚，贫苦农民和地主豪绅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义军经过补充休整，战斗力大增；宜章具有大革命时工农运动良好基础，起义军可以趁机开进湘南，打出红旗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