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一天，一辆红旗轿车来到秦城监狱，来接一名犯人。

    监狱长说：“你要带走的是个要犯，是个叛徒。我们没有接到通知，不能放人，请出示手续。”

    来者说：“我们没有手续，但有领导的批示。”

    监狱长一看，是主席的亲笔批示，随即下令放人。

    不一会，一位70多岁的老者，被搀扶着走进了轿车。

    被主席特批释放的“叛徒”是谁，有着什么样的过往？为什么70多岁还在监狱？

秦城监狱

    （一）被德国驱逐的中国留学生，成为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师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出生于四川南溪县，父亲是当地富豪。父亲望子成龙，希望他当大官，光宗耀祖。

    可是因为遇到两个人，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朱德。刘鼎幼年在家乡读高小时，学校里曾驻扎过云南护国军，朱德就在这支队伍，博学多识的朱德深深地影响了他。

    另一位也是风云人物，他是朱德的参谋，名叫孙炳文，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教师，1926年就是革命军政治部的秘书长。遗憾的是，孙炳文于1927年被敌人杀害。

    1924年，刘鼎跟着孙炳文到了德国，在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就读。

    途经苏联的时候，他们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多月。刘鼎遇到了来这里参加会议的李大钊，干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在德国大学城格廷根，刘鼎见到了他崇拜的朱德。

    这年冬天，刘鼎在朱德、孙炳文的介绍下，加入了组织。

    在德国，刘鼎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还闹出了动静，一举成名，也上了当局的“黑名单”。

李大钊

    1925年，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了，消息传到柏林，刘鼎和留学生对敌人屠杀工人的行径感到愤怒，他们立即开展声援活动。

    热血沸腾中国留学生一路打着横幅，喊着标语，来到中国驻德使馆。

    刘鼎走在队伍前头，冲进大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在抗议英国的通电上签字。

    公使吓得躲了起来，激起大家的怒火。

    刘鼎怒不可遏，他一挥手对同学们说：“走，把他揪出来！”

    说着他带头冲进公使馆进行搜寻，终于在三楼的一个大衣柜里把魏宸祖拖了出来.

    刘鼎把通电递给他，厉声说：“签，还是不签？不签字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魏宸祖吓得浑身发抖，哭丧着脸说“我签，我签！”

    可是事后，魏宸祖报复，勾结德国，污蔑刘鼎等中国留学生，将他们驱逐出境，刘鼎他们的学业因此中断。

    可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刘鼎之后到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在那里学习深造。

    后来，刘鼎还到列宁格勒机械学校就读，系统学习《飞机机械学》《航空史》《气流学》等航空专业知识。

    不仅如此，刘鼎又学会了俄语，在东方大学担任教员兼军事翻译。

    这所大学是专门为红色阵营培养干部的，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柯庆施等曾在这里就读，而刘鼎却有幸成为教员，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地位。

    正在他在大学辛勤耕耘的时候，国内来了一封电报，让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

    （二）周公电报召回莫斯科的一名教师：速来上海报到

    1929年底，刘鼎接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是特科负责人周公发来的。

    内容只有六个字：速来上海报到。

    原来周公听别人介绍，莫斯科东方大学有个叫刘鼎的，胆大心细，还会俄语、德语，是个干特科工作的料，就点名把他要了过来。

    刘鼎风尘仆仆来到上海，顾不得洗去一路风尘，就到周公那里报到。

    周公安排他在特科工作，担任二科（情报科）副科长。

    情报科除了搜集情报，还参与锄奸的任务。

    1930年春，刘鼎接到任务，去除掉一个叛徒。

    这个叛徒姓史，本是我方的一个通讯站长，掌握大量我地下组织的机密。

    这一天，他打算在一品香饭店和中统特务联系，出卖组织机密。

    周公当即命令刘鼎到饭店去，在中统特务没有到来之前除掉叛徒。

    刘鼎和自己的助手坐着黄包车到饭店去，助手在下车的时候，携带的两把手枪竟然被一个惯偷顺走。

    眼看叛徒就要来到，怎么办？

    刘鼎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向警察“借枪”。

    刘鼎到街边的店里买了两把笤帚，向两个巡逻警察走去。

    他们发起突击，扭住警察胳膊，用笤帚顶住其后腰，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缴下他们的枪。

    然后刘鼎在警察的耳边低声说：“兄弟，借你的枪用一下，明天早上老地方还枪，不耽误你点名！”

    被袭警察以为遇到道上的人，立即心领神会，也没有反抗。

    缴枪后，刘鼎和助手迅速赶到一品香饭店，在特务到来前除掉了叛徒。

    刘鼎在特科工作出色，他和一科科长陈赓、通讯科科长李强成为周公的得力助手，被称为“特科三杰”。

    但是，让刘鼎干特科工作，显然专业不太对口，如果让他从事政工，或许可以做更大的贡献。

    1933年，上级将他调往苏区，做组织工作。

    可是没想到，刘鼎在半路上被方志敏“扣留”，吃了很多苦。

    （三）方志敏扣住过路的刘鼎：你不给我弄出山炮来，就不会放你走

    1933年春，刘鼎化装成商人，准备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途经闽浙赣军区的时候意外滞留在那里。

    原来，闽浙赣的领导人方志敏听说刘鼎来了，就打起了“小九九”，想把这个人才留下来。

    众所周知，红军缺少重武器，面对敌人的碉堡束手无策，而刘鼎没有出国的时候，在浙江上大学学的就是工业制造。

    在德国和苏联，刘鼎学习最多的就是军工制造，堪称我军首屈一指的军工专家。

    当时我军没有大炮，在攻坚的时候只能让战士抱着炸药包去炸，用一命换一个碉堡，代价太高了。

方志敏

    方志敏对刘鼎说：“你有任务我知道，但是你不给我弄出山炮来，就不会放你走。”

    尽管刘鼎是专家，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红军的兵工厂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处处茅棚，设备极其简陋，除了一台手摇的5尺车床，再没有其它设备了。

    要想搞出名堂，除了吃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有益于革命的事，刘鼎是不顾个人安危的。

    有一天，刘鼎正在聚精会神拆卸哑弹上的雷管，意外发生了。

    只听“轰”的一声，刘鼎身后不远处的炮弹爆炸了，他的腿被炸得血肉模糊，弹片嵌进了肉里。

    弹片肯定要取出，但是部队又没有麻药，做手术肯定要疼得直叫。

    刘鼎对身边的人喊道：“给我一根棍子。”

    做手术的时候，刘鼎就咬着那根棍子，坚持到最后。

    手术结束的时候，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医生感叹说：“你真赛过关云长。”

    伤还没有好，刘鼎坐着轮椅就开始了工作。

    他曾学过苏联《迫击炮学》，对于迫击炮的原理、构造和性能比较熟悉。

    刘鼎废寝忘食，带领几名老工人亲自画图设计，硬是利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车床和简易工具，经过无数次的失败，造出了我军第一门35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之后，刘鼎去见方志敏：“这下可以让我走了吧？”

    方志敏说：“不行，帮人帮到底！”

    刘鼎无奈，只好为他们培训出一个会使用这种炮的炮兵分队，帮助他们得心应手打掉敌人的碉堡，这才被方志敏放走。

    刘鼎没有想到，这一走，他却和张学良有了交集，见证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四）主席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6年3月初，对蒋氏“攘外必先安内”不满的张学良，决定跟我方合作抗日。

    他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我方派一个人常驻西安，担任双方的联络员。

    在此情况下，阚尊民化名刘鼎，到了张学良身边。

    刘鼎认为，张学良和我方的合作已经是水到渠成，自己只管穿针引线就行。

    谁知道，张学良对我方仍有误解，两人第一次会谈就充满了火药味。

    张学良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怼过来，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

    刘鼎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从容应对，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让张学良很佩服，打消了疑虑。

    比如张学良问：“我跟日本人有杀父之仇，你们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这是为何？”

    换了别人，肯定会恭维张学良，或者拼命解释，但只会越描越黑，因为我方确实指责过张学良不抵抗。

    刘鼎说：“骂先生不抵抗的人多了，岂止是我们？先生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当然不甘心丢掉家乡东北，但是外人怎么能知道先生内心的想法？要想消除误解，不能嘴说，只能用行动。”

    刘鼎一番话，让张学良心悦诚服，他开始把刘鼎看作自己的知己，无话不谈。

    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小到自己的情史，张学良畅所欲言，毫不隐瞒。

    两人一谈就是十几天，交谈中，张学良对我方的了解日渐加深，明白我军才是真正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从而下定了合作的决心。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带着刘鼎和自己的亲信王以哲飞抵延安，与周公、李克农举行秘密会谈。

    张学良与周公见面，握手时幽默地说：“我这里有位你们的代表刘鼎先生，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周公听了不由得一愣，看到刘鼎之后，他随即哈哈大笑说：“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尊民（刘鼎的原名阚尊民），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啊！”

    刘鼎紧紧握住周公的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寒暄之后，双方会谈正式开始，有了刘鼎的努力工作，会谈非常顺利。

    会谈结束后，周公高兴地对刘鼎说：“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工作做得好！”

    之后，刘鼎按照周公的部署，作为我方代表继续留在张学良身边，做他的工作。

    在我方的影响和推动下，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了以周公为首的代表团。

    在周公的领导下，刘鼎又要当代表，又要负责双方联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还要为张学良起草电文，任务相当艰巨繁重。

    为处理好相关事宜，刘鼎那些天废寝忘食工作，体重减了十几斤。

1945年刘鼎与夫人易辉在延安

    后来，主席在公开场合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40年，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负责八路军的武器弹药制造，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为抗战做出突出贡献。

    那么，这样一个有功之臣，怎么会被当成叛徒，关进监狱？

    （五）深陷战俘营，历史“说不清”

    前面说过，在去苏区的途中，刘鼎被方志敏“扣留”，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后来前往苏区途中遭蒋军的伏击而被捕。

    在九江俘虏营，敌人对他进行审问。

    敌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刘鼎便说自己是技术工人。

    敌人就让他修自行车，刘鼎果然修好了。

    敌人又让刘鼎修汽车，刘鼎同样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排除了故障。

    他们这才相信了刘鼎的话，把他当维修工留了下来，生活待遇非常好，还给他跟连长一样的薪水。

    即便如此，刘鼎也不会安心待下去，他要去找组织。

    1934年秋，敌人慢慢对他放松了警惕，开始让他去大街上买东西。

    这天，刘鼎上街购货，看看左右无人，就趁机逃走，乘船回到上海。

    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下，刘鼎隐居在新西兰工程师路易·艾黎家里，等待机会归队。

    不久，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刘鼎和李克农取得联系，在1936年3月奔赴西安，到了张学良身边。

    由于刘鼎在战俘营那段经历没有人能够证明，所以有人怀疑，说是叛变自首才被释放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刘鼎被定为“叛徒”，关进监狱，一关就是七年。

    （六）主席亲自干预，刘鼎重获自由

    刘鼎身陷囹圄，子女非常苦恼，但是也爱莫能助，有心无力。

    有一天，刘鼎的长子刘文石无意中看到一份关于西安事变的资料。

    资料上讲，主席在延安不同场合讲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的话。

    刘文石看到后如获至宝，决定给主席写信。

    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放到了主席的书桌上。

    信中这样写道：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主席亲自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我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

    主席在百忙之中看了这封信，他立即批示说：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1975年2月，73岁的刘鼎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

    刘鼎去的时候两手空空，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却带着一大堆宝贝：2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与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让人大吃一惊。

    刘鼎在德国学的是兵器制造，在苏联学的是《飞机机械学》、《航空史》、《气流学》。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对军工发展方向和存在的技术难题了如指掌，因此他凭着大脑的记忆，写出了那么多资料。

    看到这些资料，有关部门的干部落泪了，连身说：“难得，难得，这些资料价值连城啊。”

    难以想象，在监狱里写这么多材料需要多大毅力，克服多少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