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2022年6月30日10时23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2021年4月19日，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国领导力”《大国思享者》专栏刊发传记文章《世纪哲人韩树英》，现再次刊发此文，是为纪念。

    世纪哲人韩树英

    作者：程冠军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1922-2022）

    他青年时代求学日本，受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潮影响加入了党的地下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1943年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历险投奔革命。

    他先后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副校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执行会长、名誉会长等职。

    拨乱反正期间，他参与组织策划、张贴了揭批康生问题的第一张小字报，向党内理论大奸康生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康生这个阴谋家的画皮。

    他参与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通俗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与社会主义》等重要哲学教科书和专著。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

    求学日本寻道路

    1922年10月15日，韩树英出生在辽宁大连的一个农民家庭。7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他生存的村庄和土地，父亲韩玉展只好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来到大连市，靠以马车载客为生。父亲虽是半文盲，却十分重视对韩树英的教育，把他送到了大连的一个日本人所办的殖民地小学“公学堂”学习。1938年3月，韩树英在公学堂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大连中学；时过不久，他又考取了日本最好的学校——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前身的日本东京一高。东京一高又称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大学的预科（日本大学的学制是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在日本，能考取个学校的学生被称为“天下秀才”。日本战前的首相大都是一高出来的学生。当时东京一高报考与录取的比例是30：1，日本学生都以考取一高为荣。

    在东京一高，韩树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入学第一年的下半年，他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读书会有留学生的秘密图书馆。当时，读书会成员有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周幼海比韩树英早一年进入一高，他反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思想进步。周幼海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在来往国内与日本之间不受日本宪兵的盘查，因此便可由上海携带进步书籍到东京一高。在东京一高，韩树英补上了近代史这一课。因为此前，日本在大连的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不让学生学习近代史。图书馆的书籍非常丰富，历史的、哲学的、经济的、文学的都有，其中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贫乏物语》、日本的《近代思想二十讲》《东洋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哲学大纲》《帝国主义论》等。

    韩树英每天在书海里徜徉，这段时日，使他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知识积累。韩树英回忆说，在读书会，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理论书籍解决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书籍则解决了他思想上的困惑。更为重要的是，韩树英在读书会受到了哲学启蒙，这为他日后走上哲学之路奠定了基础。

    1943年的春天，韩树英所在的读书小组决定放弃学业，回国去延安投奔革命。他所在的小组共有四个人，组长姓姜，是东京大学的学生，另外两名一个叫吉晋生，一个姓闫。大家经过商讨，决定先派吉、闫二人回国探路，并且定了一个回信暗语，如果可行就用名信片发过去一个暗语：医学书买到了。事情定好之后，吉晋生马上回国了，但闫姓同学却动摇了，迟迟不走。大家怕他走漏消息，硬是把他劝送回国。

    当时，作为家里独生子的韩树英，心中也有苦恼。他想：自己学业未成就弃学回国革命，一是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二是前途充满了危险，更是让父母担忧啊！当他正在困惑的时候，读了矛盾的小说《路》，屠格涅夫的《罗亭》，肖洛霍夫的《毁灭》《被开恳的处女地》等进步书籍，通过对书中正反两方面人物的对比，他开始反醒自己：如今国家有难，如果人人都为自己的小家而活着，那么国家也就完了。决不能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路不正是自己走出来的吗？

    至此，韩树英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折，他开始走向了革命道路。

    投奔革命向太岳

    转眼间到了1943年底，韩树英与姜姓同学久等不见吉晋生的回信，却接到了闫姓同学从北京的回信，闫在回信中一开头就说：“故都北京，杨柳依依……”，丝毫没有了当日的豪言壮语。韩树英与姜同学说：“这个人看样子是放弃革命了”。后来才知道，闫回国后并没有去延安，而是在闫锡山的部队当了一名报馆编辑。

    1943年12月，韩树英与姜同学果断决定，不再等回信了，立刻回国。

    为了减小目标与风险，韩树英与姜同学决定分乘两艘客船回国。这时，与韩树英同一宿舍的一个名叫林杰荣的同学，也想与他一起回国投奔革命，但韩树英考虑到林是台湾人，不会讲普通话，容易被日本宪兵发现，便谢绝了他。可令韩树英没有想到的是，临行前，林在他的皮箱里放了一封信。韩树英在船上打开皮箱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你这次回国踏上了伟大征程……我的心目中充满了羡慕……。看到这封信，着实把韩树英吓了一跳，要知道，如果这封信被日本宪兵搜到，后果将不堪设想。韩树英机智地把信装在口袋里，借上卫生间之机，把它撕碎丢在了马桶里。

    船在海上行驶了九天九夜，终于到了大连。

    到了大连，韩树英没敢住在城里，而是到乡下躲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后，父亲派人捎来一封由东京一高转来的明信片，明信片是吉晋生写的，只见上面写着：医学书买到了，请到北京石驸马大街来取，我等你。落款是吉人镜。

    吉人镜就是吉晋生的化名。看到这封信，韩树英喜出望外，他赶快收拾行李，赶赴北京。

    北京石驸马大街是吉晋生叔叔的住处，吉家是山西大地主，其叔叔是个伪县长。在这里，韩树英与吉晋生同已由日本到达沈阳的姜同学取得了联系，姜同学说：他已在沈阳接受了党分派的任务，不与他们一同去延安了。

    韩树英便与吉晋生一同乘火车先去太原。为了安全，韩树英造了个假劳工证，证上填写的住址是山西太原晋升路29号。后来，他们到了太原才知道，太原晋升路根本就没有这个门牌号。

    在去太原的路上，韩树英又两次遇险。一是从北京刚出山海关，就有一个日本宪兵和一个巡警过来检查证件。看完韩树英的劳工证后，日本宪兵突然用食指点着他的额头，用日语说了一句“这小子有点气派。”韩树英听了心想：这下完了！但表面上仍然很镇定。还好，日本宪兵没看出破绽，也没再深纠。一场虚惊。

    到达太原，吉晋生与组织取得联系后，决定转道候马，再去山西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在山西候马火车站，韩树英又一次遇险。

    在候马车站一下车，韩树英看到出口有两排队伍在接受日本宪兵盘查，南边排的是中国人，大多数是老百姓；北边排的是日本人、朝鲜人及伪官吏。两排相隔20米左右。吉晋生在北排里突然地看到了叔叔的朋友——山西翼城县的伪县长，二人互致问候。吉与韩树英小声商议说，这排队伍盘查有可能相对较松，于是二人都站在了北边这排。

    到了检查口，韩树英才知道，他们的想法错了。这排队伍检查得非常严，就连日本人也不放过，伪县长的包裹和行李都被翻了个遍。于是他拉了拉站在前面的吉晋生小声说：我到南面那排去吧，我的证件是劳工证啊！吉说：“现在已不能去了，你一去反而更暴露了”。听了吉晋生的话，韩树英心里想，只得听天由命了。正想着就轮到吉晋生了。这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宪兵一看吉晋生，突然指着吉的制服十分高兴地用日语说：你是一高毕业的，刚从东京回来的吧！”言语中充满了羡慕。吉忙笑着说：“是啊”！原来，吉晋生穿的是东京一高的校服，令日本宪兵肃然起敬。这时，吉晋生又故意回过头拍着韩树英说：“他是我同学”。虽然韩树英没穿一高的服装，但有了吉晋生这句话，日本宪兵也就没对他作仔细盘查。又是一场虚惊。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情，韩树英总是说，是东京一高的名气使我虎口脱险！

    1944年3月底，韩、吉二人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晋冀鲁豫太岳第四专员公署，参加了革命。由于当时专署亟需培训干部，他们便放弃了去延安的念头，留在了太岳区第四专员公署参与组建了晋豫中学，并留校任教。一直到解放，韩树英见到父亲后才知道，他回国不久，日本一高的中国留学生就遭到日本宪兵的搜捕，并追查韩树英到了大连，到家中搜捕了三次，但那时他已到山西，才躲过此劫。

    哲学原本诗境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韩树英奉命随太岳大队奔赴东北。1946年他被组织安排到大连高中任校长。一年后，改任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后改任大连市文教局局长。

    1950年6月，韩树英被选送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中央党校的前身），选学的专业是哲学。当时，著名哲学家杨献珍、艾思奇正在这里任教，于是他由读艾思奇的书，变成了艾思奇的学生。

    1954年8月韩树英学成毕业，留校任教，从此便开始了他在哲学之路上的求索。

    一边拼命地工作，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韩树英把在战争年代养成的这种精神，又带到了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期间，他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一步步走进了哲学的宏伟殿堂，用满腔热忱和智慧参与并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传播与发展。

    1961年，韩树英作为骨干成员参加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编纂。该书是新中国第一部统编的哲学教材。“文化大革命”后，这部书又于1978年在韩树英主持下修订再版。

    1983年，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该书1990年被中宣部推荐为全国干部哲学学习的参考教材，1998年被新闻出版署列为国家《常备书目》，1998年，被评为“深圳青年喜爱的书”，在200部推荐书目中名列第一。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又将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修订本作为“中国文库”（共十辑1000本）第一辑书目的首部著作再版。

    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自198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不仅在广大青年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而且也受到理论界的高度赞誉和肯定，并受到陈云、宋平、江泽民、李瑞环等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好评。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本最有影响的通俗性哲学著作。该书被多次重印，还被译成朝、蒙、藏、维等少数民族文本，发行总量达数百万册。

    在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期间，韩树英主编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毛泽东哲学思想》等哲学著作和教科书。

    著作等身高，桃李满天下。韩树英教授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在中央党校校内和校外不同场合的讲台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发展，在提高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理论素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他亲手培养了10名研究生（7个博士与3个硕士），其中有的已成为部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家。

    韩树英不但自幼聪慧，而且勤奋好学。他不但精通日语、俄语、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

    在采访现场，韩老情不自禁地用俄语唱起了苏联爱国歌曲《祖国颂》：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我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韩树英唱歌的投入，像个天真烂漫的少年。他说，在太岳区当教员时，没吃没穿，仍然是顽强的革命，靠的就是这些歌曲的精神在鼓舞着大家。

    晚年的韩树英不仅喜欢吟唱激昂的革命歌曲，而且还喜欢写一些充满哲理的诗歌。他说：“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诗。”

    韩树英经常风趣地说，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是教材，是“美声唱法”；《通俗哲学》是大众读物，是“通俗唱法”。由此再对照“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诗歌”这个说法，在我们看来，韩树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就是格律诗，其《通俗哲学》就是白话诗。

    一分为二论真理

    无论从事哲学研究还是教学工作，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韩树英教授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思考的理论立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1977年12月8日，在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韩树英与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的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以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央党校的16楼率先张贴了第一张揭批康生问题的小字报，指出所谓“康生路线”，实质上与林彪、“四人帮”的路线不过是同一路线。这一批判向党内理论大奸康生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康生这个阴谋家的画皮。这一批判，掀起了中央党校的揭批康生运动，并迅速扩及全党、全国。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露康生问题及以后中央对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1978年7月，韩树英撰写了《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该文于1978年7月15日在第73期《理论动态》发表，并于7月23日被《光明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在这篇文章里，韩树英根据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原理，鲜明地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即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阐明了真理及其检验真理的辩证法，对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韩树英生在农村，“大跃进”期间，他又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因而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分关注农民问题。早在1987年，他就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提法就是由他首创和提出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1989年、1991年以及1992年等多次全国性的研讨会上，他都鲜明地提出了“三农”问题。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在决议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写成书面材料转呈中央领导，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1988年，韩树英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离休，但仍被聘为中央党校的特级教授（终身教授）。离休之后，韩树英仍然在哲学之路上仔仔不倦地追求，并且，他把哲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

    白首不移报国心

    2002年10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韩树英教授诞辰80周年、从事党校哲学教育工作50周年座谈会上，曾当过艾思奇助手的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前教授为其赠诗一首：

    投身革命即为家，追求马列艺无涯。
    白首不移报国心，与君谈笑看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