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每当雄壮、铿锵有力的国际歌声响起，我就想起那些为革命、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先烈们······。

    我的五伯父宋良诚烈士1932年为革命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已经90周年了！1950年6月29日南京兴建人民革命烈士陵筹备委员会成立时就保留着宋良诚牺牲在雨花台的文字记载。宋良诚的英名镌刻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英烈墙上，载入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等四家单位合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京当代人物大典·英烈卷》中。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期间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宋良诚、冷少农都是1519名烈士之一。我父亲是宋良诚的胞弟，是知情者和见证者：宋良诚随贺龙、周逸群、欧百川参加北伐，加入共产党、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朱毛会师后转战南京军事情报小组等传奇经历。由于隐秘战线特殊性，宋良诚和冷少农为革命同时牺牲在南京雨花台、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我的五伯父宋良诚烈士(又名宋质夫（彬），曾用名刘开鸿，排行第五人称宋老五），1905年生于贵州省绥阳县城（洋川镇）。绥阳县人杰地灵，是黔北粮仓.从小受到尹珍、沙滩文化的熏陶。绥阳也是为抵御蒙古铁骑入侵重庆合川而修建钓鱼城二冉（冉璞、冉琎）的故乡。

    从他记事起，震惊全国的“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就把“立志报国”、救民于水火牢牢地记在心里。他启蒙读过私塾，后就读于绥阳县洋川小学,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由于绥阳县只有一所建于1906年的洋川小学，高小毕业后，年纪小小的他不得不辍学也分担起家里生活的担子，余暇挑灯夜读，学习国语、数理、史地、修身、四书五经等（1）。其兄宋质坚（原名宋良金）学习优秀，那时宋质坚的文章选入中小学必读《论说文范》等书籍中，有天才之誉(2)。1919年轰轰烈烈“五四运动” 席卷全国，四伯父宋质坚与练法敏、朱厚锟等学生代表在贵阳积极参与，并带领革命师生支持北京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贵州文史资料】第三期，徐庭栋 《贵州“五四运动”的回忆》）(3)。消息传到绥阳，宋良诚心情澎湃。1920年4月对外面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充满向往、满怀希望的他再也按捺不住到贵阳求学的迫切心情。绥阳到贵阳四百多里路只能步行，弯弯曲曲的小路还要爬山涉水，祖父母怎么能放心得下十五岁的他只身到贵阳求学呢？还好！同行的有五、六个学生，其中还有大他九岁的亲戚刘开鸿。饱经风霜的祖父母，和我父亲、大姑、二姑含着热泪、依依不舍,把他们送过西门高桥，目送他们远去，心里犹如流淌的洋川河水久久不能平静······。四伯父宋质坚不也是这样离开绥阳到贵阳求学的吗？祖父意味深长的说：“水阔任鱼跃、天高尽鸟飞，由他们去吧”！到贵阳后正值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春季招生，原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尹笃生留学日本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不询私情。曾对时任贵州省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为某考生说情，非常气愤说：“宁可撤职不当校长，也绝不能滥收充数”受到世人称赞。由于是官费教育报考需要举荐信。1919年底,四伯父宋质坚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教育长王纯祖，教官朱绍良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到云南滇军任职（辛亥革命后，唐继尧率滇军入黔颠覆了贵州军政府，在原陆军小学堂旧址开办讲武堂，1913年唐回滇停办，1916年刘显世任督军，引进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王纯祖等人组建讲武学校，原讲武堂未毕业的第二期学生编为讲习班一年毕业，招考中学毕业生为学生班，学制两年。）。宋良诚没有举荐信，急得团团转。刘开鸿已是24岁的人吶，加上考试严格，即使考上省立师范学校要半年后才上学，还要读五年。就不愿意报考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把举荐信给了宋良诚，经过严格的考试宋良诚如愿以偿考入了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学习。家里穷不可能给他多的钱，囊中空空的他只得去“帮人”（打工）。祖父母为了生活，几年前已把家从县城西门马家院子搬到魁星楼万寿宫隔壁，除了磨豆腐外还开了个小饭店，宋良诚学习余暇也兼做跑堂，传菜送饭、端茶送水、待人接客，得心应手。贵阳城里“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米袋子”个个显赫。宋良诚帮工受尽了气、吃尽了苦，但磨练了他不屈不扰的意志，练就了他既刚强又机灵、谨慎、善于思考的性格。由于从贵阳回家步行来回要八、九天，渴望学习的五伯父在贵阳五年多只回过家一次，放假期间都去打工。宋良诚在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经过五年（一年预科、四年本科）系统学习，接受了全新的师范教育，接触到新思想，开阔了眼界和胸襟。学校教育严格，学习科目繁多，除国语、古文、数理化、修身养性······还学英语。考试计成绩苛刻，精确到分、厘、毫(1)。他们班（全省只招一个班）考入的42名同学只28个毕业，1925年8月，宋良诚以第五名的优良成绩毕业，毕业后在贵州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

    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似滚滚洪流汹涌澎湃。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黔军有五个军，除25军（军长兼省长周西成）留守贵州外，左路军总指挥兼12军军长袁祖铭和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以及后来的暂7军--43军（军长李燊）参加北伐，1926年北伐开始前,宋质坚遵循孙中山遗志，辞去滇军副旅长职务回贵州（陈予欢《陆军大学将帅录》，刘国铭《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与谢汝霖、陈玄秋、吴剑平等组建劲旅-黔军第一师（师长李燊）第二旅第六团。吴剑平任团长，宋质坚任副团长（2）。1926年冬该部还在四川酉阳、秀山一带徘徊不定，宋质坚积极敦促吴剑平促谢汝霖（沛生）共促李燊师长参加北伐（2）。由于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兄弟俩联系脱节，立志救国的宋良诚和几个青年从贵阳步行到贵州省镇远县入伍欧百川团（1）。后并入黔军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第一师（师长贺龙）。那时多少有点文化的人都极少，团里有不少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军人，很多人连汉话都说不清楚，但他们非常耿直、作战很勇敢。知道他有文化经常要宋良诚帮他们写家信、摆龙门阵，他和战友们和谐相处有说有笑、侃侃而谈。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队长是黔籍中共党员周逸群，受到全师官兵的热烈欢迎。贺龙和周逸群非常容恰，他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师政治部主任，贺龙的思想逐渐倾向共产党。由于部队素质差，缺乏有知识、有文化、有信仰的军事人才，贺龙和周逸群十分重视办训练队、教导队、教导团以培养、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并且还开办政治讲习所。贺龙还请中共湘区省委派人来帮助办政治讲习所。政治讲习所总教官是贺澍，政治教官是陈昌和原湖南省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队长武文元，军事教官是共产党员张子清（后随毛主席上井冈山）。讲习所的政治课程有：《孙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经济学》、《资本论入门》、《哥达纲领批判》等，引起了全师军官特别是学员对学习政治的重视。宋质坚和周逸群是贵阳南明中学（学制四年）的同学（分别于1913年、1914年入学）。宋良诚通过这个关系经常向周逸群请教，积极要求进步，参加军事培训和政治讲习所学习。讲习所开办了一年多，直到八一南昌起义前结束，培养了2000多名基础骨干。周逸群在贺龙的支持下，在第一师营以下官兵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安排了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政治工作活跃，官兵们深受共产党的影响，革命热情高涨使独立十五师成为共产党倚重的武装力量。宋良诚经过军事培训及政治讲习所学习懂得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难道宋良诚不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唱起国际歌的吗？部队经过一定改造，使第一师大大先进于其它参加北伐的川黔部队(3)。贺龙、欧百川曾向周逸群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规定不准高级军官入党未能如愿。在贺龙率领下，该师挺进湖南战场。欧百川团在湖南桃园县羊毛溪与军阀赵恒惕所部激战，缴获数百件武器武装了部队。贺龙师先攻占公安、石门，次夺荆州、沙市，再取宜昌击溃吴佩孚属卢金山部光复鄂西。特别是在黄金口大战中，北洋军一个师向贺龙部一个旅发起猛攻，贺部损失惨重失守黄金口，贺龙率欧百川团像潮水般攻击北洋军夺回了黄金口。由于袁祖铭和第九军军长彭汉章与唐生智湖南利益冲突，唐生智借故于1927年1月30日把袁杀害，2月7日彭被逮捕后于8月12日被杀。除1927年2月19日贺龙部受国民政府令脱离黔军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外，余部被收编。1927年2月中旬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独立十五师将原12个团整编为5个团，取消旅制，兵力由2万余人缩减为1万1千人。大批官兵要资遗还乡，贺龙只好将干部降职留用，并劝说一些老部下返乡组织民军以待时变。部队虽被裁减但力量不可忽视。1927年4~5月出师河南，在逍遥镇，临颍和许昌、开封等地一路攻必克，战必胜大败奉军。使其仓惶弃城逃跑，赢得了“钢军”的美誉。1927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决定独十五师为暂编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党代表廖乾吾，周逸群为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欧百川兼任第一师副师长。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除贺锦斋外，师长都是贵州人，宋良诚随部队一路英勇作战，在革命熔炉中迅速锻炼成长。原暂7军（1927年4月13日与黔军12军、彭汉章第九军残部组成43军，军长李燊，1928年10月回黔倒周西成。）第二旅六团北伐到湖北利川，当地土匪喝“神水”（“念咒语化符”后喝的水）“刀枪不入”蛊惑、残害、愚弄乡民称“神兵”团。军长李燊令吴剑平团剿灭，宋质坚（副团长）认为主谋是当地土豪劣绅，附和者为无知青年，不必大兴剿杀之兵造成杀害青年之祸。以“攻而视之不攻”占领利川城，广众之下，让极恶土匪头目喝“神水”当场枪毙，百姓醒悟。把余下的土匪收编扩充兵员，为民除害从此无匪。当地人士称宋质坚“料敌如神，大有诸葛亮之称”（2）。 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我祖父和父亲受隔壁万寿宫江西老表的鼓动到祖籍江西客家寻根后，专程到武汉看望宋良诚。该部进驻武汉期间官兵们的伙食很简单，以包谷撒饭、素菜为主保证吃饱，也有打牙祭的时候（1）。6年多不见，五伯父看见他年迈的父亲和即将成年的弟弟非常高兴，带他们在驻地周围转了转，并花了几块大洋借相馆的衣服、“礼士帽”（绥阳人称“博士帽”）给祖父照了张半身肖像带回绥阳家里。祖父和父亲也非常担心五伯父在战争中牺牲。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五伯父为了国家、民族还怕什么呢？他总是笑呵呵对祖父说：“我和四哥（宋质坚）都是福星，枪弹奈何不了我们！”由于江西寻根长途跋涉，祖父年迈劳累，第二年初过世，这一见竟是永别。

    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辛亥革命首义第一枪就是在武昌打响的。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武汉热火朝天、各种政治力量较量风起云涌。汪精卫继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7月15日在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活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深刻认识到形势严重性，1927年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了军委特务工作处，11月成立了中央特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起义”。7月下旬，宋良诚随部队在贺龙率领下，不执行汪精卫、张发奎将部队集中到江西德安的命令，而向南昌开进，准备起义。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前夜，贺龙部下一名副营长向敌军告密，决定提前到临晨二点起义。夜十二点许在江西省政府周围执行任务的欧百川部发现该卫队惶惶不安从省政府后门出来，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使起义提前。经过一夜战斗起义军全歼守军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参加南昌起义二十军时有“三千子弟兵、八百贵州人”之称谓。宋良诚参加了起义激战，成为初创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全国劳苦大众求解放，以革命武装推翻旧世界的神圣使命，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中。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昌起义后起义军于1927年8月3日起撤离南昌，宋良诚随部队沿抚河南下，因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休整，天气炎热、远征、给养不足、生病、意志不坚定者逃跑等部队减员严重。部队经临川、瑞金、会昌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经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中共前委决定第20军新建的第3师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56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汇合后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1300多人向海、陆丰撤退。驻守三河坝的第25师在给钱大钧部重大杀伤，起义军也伤亡2000多人后向潮安转移，10月5日在饶平县境同由潮、汕撤出的另一部分汇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28日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南昌起义失败后宋良诚没有消沉、悲观，“朱、毛”红军会师后他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对革命忠诚，以坚定的政治信仰，决心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1）

    黔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部北伐仅用14天就取得徐州大捷，一时间全国为之振奋，将王天培的第十军和叶挺的独立团称为“铁军”。宋质坚、郑仲坚是黔军军事才子，称谓“二坚”，书写的《北伐总结》歌颂“贵州草鞋兵勇猛、吃苦、耐劳，总结言简意赅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嘉奖（2）。由于王天培拒绝蒋介石剿共命令，坚持国共合作掩护共产党人，加上汪精卫与蒋介石之争使王天培的第十军独守徐州，连战两月弹尽粮绝，没有外援徐州得而复失。蒋介石亲自指挥反攻也未能夺回徐州,面临第一次下野，1928年9月2日王天培当替罪羊含冤去世。宋质坚由上校师参谋长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先任少校参谋 。在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不久，宋质坚为保释陪杀场后关押在看守所的安徽黄山籍年轻女共产党员张家珍（时不满十八岁）请示谷正伦：谷司令，张家珍能不能保释？谷答：可以保。宋又问：哪样的人能保，我能不能保？谷答：你也可以保。宋质坚保释出了张家珍。出狱后的张家珍（改名张迪霞）与宋质坚交往之中觉得宋质坚思想进步，与他结了婚(2)。他们俩还参加了有关的革命活动。

    1928年秋，身着国民革命军少尉军服的宋良诚回到贵州绥阳县老家（夏禄敏）。祖母仔细端详已经七年多未见、风尘仆仆归来的五伯父热泪盈眶，不知是喜还是忧？五伯父对着辛劳一辈子长眠的祖父的肖像长跪不起，一年多前在武汉照的戴有“博士帽” 肖像就成了历史的见证。经过枪林弹雨，但忠孝不能两全的五伯父也不免一阵心酸。祖母自祖父过世后好在还有我父亲陪伴，大姑、二姑也常常 回家看看。大姑长女宋纯儒、长子宋纯军（保卫长沙时牺牲，任职102师连长）经常在祖母跟前也少了些寂寞。天刚麻麻亮，“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虽然声音很小，但这庄严、雄伟的歌声把睡在同屋我的父亲惊醒。是什么声音？这样浑厚有力！他坐起来循着歌声望去，只见早已起床的五伯父站在十来平方米木板房的窗前，凝视着前方，有力地挥动着双臂低声地唱着。父亲感到很好奇，赤膊、踮步到五伯父的跟前听他唱歌，是那样地庄重、严肃，如果手不挥动活像一尊威武的雕像。过一会儿，走路的、挑水的、卖菜的、拉车的、乞讨的、吆喝的······唤醒了死一样寂静的绥阳县城。五伯父看着目瞪口呆、还未转过神的弟弟——我的父亲说：“走，幺弟，我们挑水去。”五伯父和我父亲看望了祖母后，挑起水桶往外走，由于离家50多米的那口水井小，打水的人多，他们就到一里路外城隍庙那口水井挑水。五伯父也正想看看久别的绥阳县城，体会生他养他的乡愁。那时的绥阳县城很萧条，没有电灯，近乎椭圆形、铁桶似的、高高的城墙把绥阳城围得水泄不通，只留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洞口进出。衣衫烂喽的、穿补疤的干（音gan）人（即一穷二苦的穷人）比比皆是，除“官”、“财主”外，没有穿补疤、或补疤少的就要算体面一点的、有点文化人的哪！绥阳县城在万余亩良田大坝之中，城内酒馆、茶馆、面馆、糖点铺、药铺、剃头铺······在赶场天连同买卖的吆喝声还有点人气。自五伯父回家后家里也热闹了许多，夜晚五伯父还继续教我父亲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什么是救世主？为什么要靠自己？什么是英特纳雄耐尔？”这可不是简单的道理！给他讲随贺龙、周逸群、欧百川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红军的事。千叮嘱万叮嘱不能给任何人讲，包括祖母，以免老人家惦记、担心。国际歌不能在外面唱，会连累家里，是要遭杀身之祸的！转眼就到了离开绥阳的时间了，从绥阳到南京是回绥阳前就预先定了的，所以邻里都知道。祖母也是明大理之人，她也知道阻难宋良诚到南京是不可能的，南京那里还有祖母的另一个儿子宋质坚。坐落在离我家不到一百米小南街口的夏禄敏先生（与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外交部长韩念龙等系遵义三中同学。中央军校毕业，抗日战争时期任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等职，解放后起义任云南昆明市政府参事）的父母托五伯父宋良诚把他带到南京求学。由于我们两家以后每月都要互汇生活费，经两家商定，夏禄敏先生父母每月按时给我祖母五块大洋，夏先生到南京后每月五块大洋的生活费按时到宋质坚处取。既准时、安全，也免了邮寄费。当时贵州军阀、省政府主席周西成实行闭关政策，不准贵州青年外出学习、工作。启程当天晚上漆黑，待夜深人静，五伯父拜别了热泪盈眶的祖母，含着热泪和夏禄敏先生悄悄离开了家。翻越了小丰坎、经桐梓县北部松坎镇取道重庆，再乘峨眉号客船沿扬子江直达南京，宋质坚带他们住在齐旺街旅社（夏禄敏）。宋良诚虽能言善辩、但机智沉稳，在国民党统治区长途跋涉，他始终镇定自若，绝口不提他跟贺龙、周逸群、欧百川戎马征战的往昔（1）。宋良诚离开绥阳后，纯洁、朴实、虔诚的祖母时时惦念远在异乡的儿子们，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把吃花斋改为吃长素，望菩萨保佑他们平平安安，直到她去世前家里也没有把宋良诚牺牲的消息告诉她。

    宋良诚离开天时地利人和的井冈山，到白色恐怖的南京不是去游山玩水、升官发财，而是去南京地下党隐秘战线工作。宋良诚与中央军委南京情报中心负责人冷少农（曾任周恩来技术秘书）接上关系，先在成贤街大纱帽巷十号联络站担任联络工作。无暇时也常去成贤街南口的大纱帽巷招待所，与同乡们相聚、结识革命志士。在南京任职、求职、求学的贵州人多住在那里，既闹中取静又收费便宜，每天连吃饭带住宿才四、五角钱（1、2）。宋良诚在家里排行第五，对人和和气气，人们称他宋老五。为了执行“绝密使命”，曾先后任黔军第十师（原属黔军43军，军长李燊）驻京通讯处（处长陈玄秋）帮办副官、贵州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上尉副官（南京雨花台）、黔军25军副军长兼独立师师长犹国才部（参谋长吴剑平），（该师后整编为一二一师，吴剑平为师长、宋质坚曾任参谋长）驻京办事处处长（南京市委党史办）作“伪装者”。当时的南京白色恐怖严重，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人们夜晚不敢出门，白天也不能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否则特务晚上就去你家找麻烦(1，5,）。在南京，冷少农、宋质坚、宋良诚都是中央军委南京情报小组成员（冷少农传），与陈纯斋以及南京卫戍司令部参谋宋质坚等人秘密传阅《政治经济学大纲》、《社会科学大纲》等进步书籍（2）。1929年初共产党员秦世昌因工作离开南京回西昌后来牺牲。冷少农很少到大沙帽、石将军巷秘密联络点。一天，陈纯斋从谷正伦秘书的口中知道何应钦怀疑他是共产党员要抓捕他，再也没有回大沙帽巷，慌不择路步行几十里路，经栖霞小站坐火车到上海，躲进法租界大同公寓。连行李也没有带，还是卫兵后来给他送去的。由于宋质坚保释出共产党员张家珍引起谷正伦的怀疑，派特务监视宋质坚，宋质坚干脆住在夫子庙秦淮河船上（1、2、4）。只有宋良诚经常在大沙帽十号联络站坚守。1929年初（秋）陈纯斋曾对牟龙光先生说：“冷少农、宋质坚、宋良诚都加入了共产党，大纱帽巷已有人在跟踪我们，我是从危险中跑出来的”。宋良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低调作事、谨慎做人，从不炫耀自己。也曾以化名秘密调查并发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材料（《抗日烽火连绥阳》汪德仲）。1930年下半年经组织同意宋质坚与张迪霞离开南京回贵州任25军军参谋处长等职。宋良诚为更深地打入国民党军内部，经组织同意，1930年考入军官补习班学习（该班属于召集教育，与正期、军官培训班不同，对象是在职和失业的中级及以上军官的短训班）。在军官补习班期间，宋良诚曾卷入一桩命案。死者孙香亭，政治面貌不详，生前任职于江苏电政管理局，在当时是一个敏感职业，经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查无实据无罪释放！（军法字第七六五号）

    那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地下党组织从1927年4月10日至1934年6月遭受8次严重破坏。1931年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成为中共中央组织最危险的叛徒，周恩来、李克农、钱壮飞到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日寇轰炸南京下关后，蒋介石下令成立南京警备司令部，由南京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参谋处人员由各部门调入。具有“军官补习班”毕业资质的宋良诚，顺理成章打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秘书（张绍健）。冷少农也同期打入南京警备司令部任内收发（笪移今等）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1932年2月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军事部长路大奎被捕叛变，供出了全市党员密写的名单，4月特委书记李耘生等被捕。打入南京警备司令部的冷少农、宋良诚同期被铺。国民党宪兵从宋良诚屋内搜出了大捆共产党的宣传品（5、8）。时任贵州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许均禹（贵州兴义人，曾任何应钦副官）当即询问为何逮捕宋良诚，执行逮捕令的国民党宪兵将这些宣传品出示给他看，许均禹沉默了。宋良诚、作为重犯被关押在靠秦淮河的道署街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是专门屠杀共产党人的军事特务机关。宪兵司令部司令兼警备司令部司令谷正伦是他的黔籍同乡，如果他贪生怕死、背叛革命，可以逃离人间地狱。人怎么能从狗洞里爬出来！他被捕后，平时与宋良诚来往多的军人、同乡如洪家凯等纷纷逃离南京躲避。即将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的绥阳同乡王镛光要邀约贵州同乡、国民党军官田义生（贵州平坝人）及龙方啸（贵阳人，时任宪兵司令部记录官）到监狱探望宋良诚。田、龙都说宋良诚是共产党员，案情重大不能去探望！宋良诚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他渴望自由、但丝毫不向敌人屈服，对共产主义信仰无限忠诚的宋良诚早已视死如归。他随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是彻底的革命者。宋良诚为了革命直到牺牲也没有结婚。以他公开的社会身份及条件不乏有文化、教养的城市青年女子与他缔结美满姻缘，由于他负有特殊任务，他把承担并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又时时冒着生命危险不愿连累他人直到27岁牺牲前尚未成家（1）。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已离开南京的亲哥哥宋质坚想方设法营救。一天傍晚，我四伯父宋质坚、伯母张迪霞和我父亲围坐在饭桌旁焦急等待营救消息。突然电灯灭了，一会灯又亮了，没多久南京电报来了，终因案情重大，杀人不眨眼的谷正伦绝不松口，营救失败。据解放初南京市监狱在押编号为0070号犯人，原南京宪兵司令部工作人员张绍健在1952年8月27日材料还原了宋良诚被南京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谷正伦下令抓捕、杀害的经过：打入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有两个共产党员，一名是宋质夫（宋良诚）任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书记（秘书），另一名是两个收发中的一个，名字实在记不起来了（当年在狱中，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笪移今1972年证实警备司令部内收发官、共产党员冷少农被捕入狱）。宋质夫被宪兵司令部司令兼警备司令部司令谷正伦下令抓捕，判处死刑，绑赴刑场，宋质夫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面无惧色、壮烈牺牲！他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永远留在了曾战斗的南京。。孙绍健还披露：宋质坚也是共产党员，宋质坚事先辞职回贵州，宋质夫（宋良诚）打入谷部工作都是有计划的，后来全部骨干几于一网打尽。（当时被捕狱中，未暴露身份，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吴越给冷少农孙子冷启中的信披露：1932年6月上旬一天的凌晨，冷少农和南京市特委书记李耘生等九名（7-8名）共产党人同时被押往雨花台刑场。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 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至1933年2月南京地下党组织有300多人被捕，100多名党员牺牲，即南京地下党第7次破坏。

    据民主革命先驱、解放后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纯斋在1929年初（秋）除证实“冷少农、宋质坚、宋良诚都加入了共产党”外（没有说宋质坚、宋良诚两兄弟是冷少农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他在生前《略历自述和思想批判》遗文中证实：“一九三二年（冷）少农案发，他指导和他联络的鄂南支部、南京小组、西藏小组、贵州关系殉义的同志青年很多（如西藏秦世昌，鄂南支部谢彬师、舒葆初等、南京小组宋直（质）彬（即宋良诚）等计四十多人······”。在南京文化大学就读的王镛光披露：“宋良诚被谷正伦秘密杀害”。身为南京宪兵司令兼警备司的谷正伦没有发布宋良诚、冷少农枪毙布告，连他们的审讯记录也没有找到。不只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身份，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取了国民党绝密的军事情报，也彰显革命的艰巨和斗争的复杂性！解放后身为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纯斋和贵州省政府参事牟龙光为什么能提供宋良诚、冷少农参加共产党，并证实宋良诚是南京情报小组的绝密材料？他们是见证者、知情者！陈纯斋、贺龙、林伯渠辛亥革命后都参加了中华革命党，陈纯斋是辛亥革命贵州分会书记，林伯渠、周逸群曾留学日本，都是共产党员。（林伯渠于1960年5月29日去世时，陈纯斋还发了唁电，说明他们感情之深）北伐时，陈纯斋任黔军第九军（军长彭汉章）政务处处长，贺龙任黔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欧百川任团长，宋良诚随军北伐。周逸群要介绍陈纯斋加入共产党，因陈戒烟怕影响共产党声誉，未加人，他们之间关系亲密。陈纯斋在武汉集青年戴笃民、冷少农、牟龙光、舒葆初等二十多人发行《长江怒潮》。1985年5月，我和宋纯华（宋质坚之子）兄拜访牟龙光先生时，他说宋质坚、宋良诚两兄弟也参加了。吴剑平、宋质坚原任43军（军长李燊）团长、副团长（舒、牟曾在李燊师部军官讲习所学习，牟后来考入并于1929年3月毕业于中央陆军学校）。在武汉期间，陈纯斋经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共产党员林伯渠派任43军政治部主任。同期，吴剑平任旅长，宋质坚调任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上校师参谋长。陈纯斋、冷少农、宋质坚、宋良诚、舒葆初、牟龙光，他们在汉口就认识的。林伯渠办公地及贺龙师部、军部都在汉口法租界，宋良诚所属欧百川团是独立团。周恩来、贺龙、林伯渠、周逸群、欧百川、宋良诚等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宋良诚是革命军人、是共产党员，有坚定的信仰，经过正规五年师范学校教育，会英语、能言善辩、审时度势但绝不张扬，冷少农和宋良诚都是贵州人，是“朱毛会师”后转战南京特工的最佳人选。宋良诚回老家绥阳还教我父亲唱国际歌，一个普通的军人怎么会唱国际歌呢？

    宋良诚牺牲后，在南京中央军校就读的夏禄敏先生，到位于南京新街口大丰富巷--民国贵州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领补助费时，办事处告诉夏禄敏先生：宋良诚被宪兵司令部枪毙在雨花台，没有人收尸。夏先生把贵州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发给他的补助费---五块大洋，请南京莫愁路汉西门一家埋人的小店买张草席按斩条安埋宋良诚的遗骸（1、5）。宋良诚被谷正伦杀害后，谷正伦曾先后两次分别电告王家烈、犹国才说：宋质坚是共产党员，要他们抓捕宋质坚到南京伏法。王家烈、吴剑平（犹国才已把军队交吴剑平整编为一二一师）都以生命担保宋质坚不是共产党员，才保住性命（1、4、5）。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期间宋质坚没有率军攻打红军。2018年7月31日，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纪念馆给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商请提供宋良诚相关史料的复函》从不同层面印证了宋良诚中共党员身份，再次确认宋良诚1932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