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18周年，向任弼时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重温和学习任弼时同志伟大的一生、奋斗了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了铭记他的历史功绩 ，继承他的精神风范，学习和弘扬他的崇高精神品格。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组织家、红色文化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同志是八七会议选举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过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还是共青团第三届、第四届中央总书记。  

    任弼时同志16岁参加革命，46岁英年早逝，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军事家一起，始终战斗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参与了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不朽功勋。

    任弼时同志1904年出生于湖南汨罗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在汨罗、长沙等地接受教育，汲取了新思想新文化的营养。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为拯救民族危亡，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胸怀理想，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湖南爱国学生运动，逐步培养起爱国忧民的赤子情怀，树立起救国图强的远大志向。

    1920年，年仅16岁的他参加毛泽东等发起成立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后被选送到上海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为赴苏俄学习作准备，并首批在上海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他赴苏俄留学，是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俄学习的先进青年之一。他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并于1922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东方大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为他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1924年他从莫斯科回国，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领导广大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中。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坚决反对党内的右倾错误，并开始走上中央领导岗位。

    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作为中央全权代表回湖南考察工作，果断地停止了再次举行长沙暴动的冒险计划，从而避免了流血牺牲，为革命保存了实力。这是他离开家乡7年之后的首次回乡，他的父亲已于三年前去世。然而，他在家陪母亲仅仅几天，又毅然踏上了征程。

    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留在中央工作期间，针对湖南的实际情况，提出要着力整顿党团组织，重新恢复工会、农协和共青团机关，在农村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在工人中扩大经济罢工，鼓舞工农斗争勇气。

    到中央苏区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后，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33年，他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当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他尽力保护被错误打击的干部，抑制了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4年，他和王震、萧克等同志一起率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与红三军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弼时同志任红二军团政委、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和湘鄂川黔军区政委。与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一起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及反“围剿”战争，使之成为长江南岸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5年，他和贺龙同志率领红二、六军团迈上万里征途，途经湘中地区时，帮助工农群众建立“工人团”，组织抗日游击队，为饥寒交迫的父老乡亲分发粮食、食盐等生活物资，播下了革命的星星火种，在家乡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长征途中，他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红军的团结。

    1936年10月他任中国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后深入华北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努力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3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40年3月他从苏联回国，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大力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1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1943年3月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5年党的七大及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6年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1949年他出席了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党的中心任务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转向建设新中国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初，他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同年11月赴苏联就医。

    1950年5月他从苏联回国。同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

    任弼时同志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在很多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在使共产国际认同并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以及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过程中作出了独特贡献。

    任弼时同志善于准确把握革命方向，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他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努力纠正党内盲动主义错误，强调要结合实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初期，他受党中央委托，前往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阐明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指出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他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有力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健康开展。

    任弼时同志在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任弼时同志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注意吸收新条件新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科学”；“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早在1943年，任弼时同志就提出：“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他参与了党的七大召开的筹备工作，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个历史问题决议极大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为七大在全党确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延安时期起，任弼时同志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从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到全党的整风运动，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从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任弼时同志都参与了领导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率领和武装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及亿万人民群众，为成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贡献了全部智慧和力量。

    任弼时同志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他先后担任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始终重视做好军队的政治工作，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领导恢复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他强调军队要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任弼时同志为创建我们党领导下的政治坚定、纪律严明的新型军队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任弼时同志始终站在青年运动的前列，被誉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导师。1920年，他就成为第一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曾担任两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任弼时同志长期负责青年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广大团员和先进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仆后继，发挥了青年先锋队作用。

    但很不幸，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他就因病英年早逝，年仅46岁。

    任弼时同志逝世后，全党给予高度评价和无限敬仰。毛泽东同志曾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朱德同志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党员、干部和领导者，中国人民需要有更多这样的战士和政治家！”叶剑英同志赞誉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

    任弼时同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心血。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思想品格、真挚的为民情怀，诠释了一位模范共产党员的崇高风范，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他的丰功伟绩，深深铭刻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史册上；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伟人已逝，精神永存。对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弘扬他们的崇高风范，把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为之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更好地推向前进。任弼时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为他不辞重负、不计得失、奋力前行、无私奉献，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骆驼精神”。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

    任弼时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的典范。任弼时同志是党内具有很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高级干部。他先后四次去苏联，长期在那里学习和工作，可以说对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的著述是很熟悉的。他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思考。他的主要论述和思想，集中反映在《任弼时选集》中。书中收入了他最具代表性的文稿，涉及党的建设、青年运动、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经济工作和土地改革等。从这些文献看，内容最多的是关于党的建设的，这也是任弼时同志理论贡献最具特色的地方。任弼时同志强调共产党员必须“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自己也总是身体力行、成为表率。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关键时刻，他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斗争，一连三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呈送《政治意见书》，要求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将他的意见书“碎之于地”，他仍然坚持正确主张。他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两次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延安整风前夕，他写下《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提出“遵守纪律、服从组织”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成为党的建设的一篇经典文献。整风运动中，他严于解剖自己，敢于承担责任，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优良作风。任弼时同志坚定的信仰信念、鲜明的党性原则，永远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在革命各个时期，任弼时同志都深刻思考和十分关注党的建设问题，形成很多重要思想。在党的思想建设上，他提倡要树立正确的理论态度，既“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只是学习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在党的政治建设上，他强调要加紧党性锻炼，警惕“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们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他提出了衡量党员党性的四个方面主要标志，包括“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斗争”，“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等。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坚决反对破坏党内团结统一的言行，强调“要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固的整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又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的纪律。”革命胜利前夕，他郑重告诫全党：“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