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父亲是青年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的，任务是加强中国青年团的领导。而事实上，父亲一到上海即被派往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为时不长即参与青年团中央工作。数月之后，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代理团中央总书记，继而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1924年9月22日，父亲参加团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区委书记为张秋人。三天后，团中央局会议又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一编辑部，聘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7人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10月9日团中央局又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自此，父亲开始在《中国青年》撰文，为青年团呐喊，热情地宣传苏俄，同时撰文廓清青年运动内部的糊涂认识，反击敌人的进攻。

    这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面临着一场方针性的争论，即中国是否应当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对此，父亲在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时即持否定意见。回国后，鉴于国内仍有同志主张单独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他在《团刊》上系统地阐明了应否定的观点，坚决反对在中国另建“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认为这种组织在尚未建立民族革命政党、群众也没有团结起来的国家是需要的。但中国的社会实际说明，已建立4年的青年团，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之一。倘若另建一“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自主的权柄”的“独立的青年政党”，发展结果将会因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成为一种反革命的组织”。因此，父亲明确指出“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他的这一认识与主张，不但在1924年统一了团内认识，而且为以后同国民党青年部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决定采取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为主要方式之一，但在国民党中一直有人反对。他们在政治上攻击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想使国民党逐渐变为共产党，甚至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时间右派舆论甚嚣尘上。为反击敌人，使广大青年了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引青年加入青年团。父亲在《中国青年》第49期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文章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少年国际之一部”。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又指出: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他们明白中国国民革命之必要”。

    1924年11月7日是苏维埃革命胜利7周年纪念日，次日在《中国青年》第52期(苏俄革命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父亲撰写的三篇文章:《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向中国青年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业绩，号召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列举事实闸明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政治地位的巩固及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特别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青少年的组织状况、政治和文化教育状况及青年团、童子团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

    由于父亲还担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这一时期他还负责翻译有关文章在党和工会组织的刊物上登载。如他曾译赤色国际工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所写的《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一文，刊于《中国工人》第二期;翻译列宁著《中国的战争》一文，刊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等。

    据不完全统计，父亲自1924年8月回国到1927年先后在党团刊物上发表文章计15篇，探讨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难怪 20世纪80年代我访问一些与父亲有过接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他们常说:“当年，我们是先读了你父亲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的。

    1924年，华夏大地大革命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发展壮大，成为党的得力助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筹备召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除了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员外，主要时间投入于团中央局的工作，尽管当时他并不是团中央局执行委员，但却担负起团“三大”筹备工作。他与恽代英、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7人组成议案准备委员会，并和张太雷、张伯简、张秋人、恽代英共同负责起草关于非党青年运动草案，提交“三大”讨论。

    1925年1月26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代表团员2400余人。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代表旅莫斯科地方团组织出席大会，并与华林、刘尔崧、刘伯庄、挥代英组成5人主席团，同时为教育训练问题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9人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父亲又与张太雷、恽代英、张秋人、贺昌5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

    自此，父亲正式走上了团的中央领导岗位。

    共青团“三大”在团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确立党对共青团的绝对领导，按照青年化群众化的要求，即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团，提出四个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本团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此次大会为动员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4年冬，家乡传来噩耗，祖父病故。正值紧张地筹备“三大”之时，无法脱身的父亲按捺下思念、悲痛与负疚，全力工作。

    自1920 年夏天离开长沙，到上海、去莫斯科，一晃四年有余，一回国父亲就想回故乡看望久别的双亲，看望妹妹们，看望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是，工作离不开，革命需要他，他没有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