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十五：突围，突围，再突围  新四军军部电台台长在皖南事变中突围

    1941年1月5日凌晨，新四军军部电台台长曹丹辉和新四军所属各部跟随军部从云岭及各部队防区开拔，各部队循着羊肠小道，在崇山峻岭中前进。当军部渡过青弋江，进抵泾县茂林地区时，国民党反动派七个师的部队，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

    曹丹辉    江西省南康市唐家镇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红十二军电台报务主任，红一军团报务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台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第三科科长兼无线电总队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通信局局长，上海市军管会电信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邮电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局长，通信部副部长，通信兵部副主任，高级军事学院通信兵教研室主任，第六研究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丕岭，“皖南事变”的第一枪，由国民党军40师首先打响了。军部在东进的道路上，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钟，军部的首长们登上了丕岭高峰，俯瞰四周围的崇山峻岭，到处是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封锁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一切去路。

    在丕岭山下一个小茅草房里，叶挺军长草拟了两份电报，交给曹丹辉，要求迅速发出去。一份给蒋介石和顾祝同，责问他们为何一面命令我军北移，一面调兵围攻我军？要他们立即制止这种无耻的行动。否则，我军当不惜决一死战。另一份电文发向延安，请求党中央指示。

    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144师和79师沿着从茂林来的大路，向新四军军部进攻，一直打到离军部驻的小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地方。军直属队全部都组织起来了，不分男女，不分老幼，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炊事员也提着菜刀参战了。叶挺军长持着二十响驳壳枪，亲自指挥，激烈的战斗一直到天黑。

    外围敌人越集越多，敌我兵力悬殊，要实现原先的突围计划，已经不可能了。晚上，部队全部轻装，冒雨向青弋江方向转移。9日拂晓，到达了石井坑。在这里，军部几个负责人会合了。3团、5团和特务团的一部分部队，也会合到一起了。

    曹丹辉他们刚刚把电台架起，耳机里就发来了延安的呼号，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了。电文的大意是：皖南部队的一切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叶挺军长负责。应高度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坚决组织突围。遭受损失时，应设法多保存一些干部。

    副军长项英看了电报，把电报交给了叶挺军长，说：“一切请你决定吧！”

    叶军长看了电报，激动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我们的……”说着，泪珠掉在电报纸上。接下去对大家说：“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要坚决战斗下去。从我起，直到每一个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就是剩下最后的一人一枪，也要与卖国贼打到底……”

    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同志们都抱定牺牲的决心，和反动派拼到底。

    反复的争夺战，从9日下午一直延续了整整四天四夜，军部及所属部队顽强地守卫在石井坑这个小山村。国民党反动派曾别有用心地公开广播过新四军北上的路线，因而在新四军处于包围之中时，日寇的飞机以12架的大编队，也飞临石井坑上空，为蒋介石罪恶的反共内战助威、喝彩。

    13日黄昏，国民党反动派又发起一次总攻。军部指挥所的电话铃声不绝。5团阵地上打来电话：团长徐金树同志与敌人短兵搏斗牺牲，全团只剩下十几个同志，但是，同志们宁死不屈，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话还没说完，电话就不通了。

    天黑下来之后，敌人的进攻仍没停止。信号弹、曳光弹交织在空中，把石井坑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突然，枪声在离军部200米处响了。敌人占领了指挥所东边的一座小庙。叶挺军长沉静地向周参谋长说：“子昆，左侧的小庙必须马上夺回来，不然不但我们指挥所难保，南山上的3团也要陷入敌人的包围！”

    “哪里来部队呢？”周参谋长焦急地说。

    “让我去吧！”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同志大步跨上前说。然而，这时刘团长手下只有四名通信员了。

    这位还不满25岁的团长，曾经是坚持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英勇战士，如今虽然手下只四个人了，他仍不气馁，斗志昂扬。接受任务后，率领四名通信员，猛扑小庙，仅十几分钟，便把小庙从敌人手里夺下来。

    小庙夺回后，指挥所的威胁解除。部队刚刚松下一口气，对面的南山和西面的敌人，又发起了猛攻。电话中传来3团一位参谋的报告：第3支队张正坤副司令员负了重伤，血流不止，他坚决不肯下火线，正亲自抱着一挺机枪向敌人猛扫。那边只剩下20几个战士了。电话刚放下不一会儿，耳机里又传来那位参谋的悲痛声音：“张副司令员牺牲了！”

    第二天早晨，一些被冲散的同志又三三两两聚集起来。在一个杂树丛中，曹丹辉遇到了参谋周绍坤、秘书陈烙痕同志。他们一面走，一面叫：“同志们，随我们上山去！”隐蔽在密林里的同志，寻着他们的呼声，一个个跑上山来。这时山下到处是敌人，到处插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很快，他们三个人的战斗小组，扩大成了一支有50多人、40多支枪的队伍。在四面都是敌人的枪炮声中，他们召开了一个党员会议，选举了党小组长，把全体人员整编成五个战斗班，又继续战斗了。

    这支50余人的队伍里，军部、第1团、新1团、第3团、新3团、第5团、特务团、教导总队等，哪个单位的人都有。

    在一个山头上，他们坚持了一整天。敌人冲上来，他们反冲下去，一直到天黑。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当晚在突围中，这支临时组成的队伍，又被敌人冲散了。

    从包围中冲出来，最后只剩下曹丹辉一个人了！忍饥挨饿，不停地向前走。逃过反动派的搜捕，一天黄昏，来到了一座山下的小村旁，在这儿碰上了机要秘书顾雪卿同志，他们悲喜交加，拥抱在一块，几乎是同声地说：“到江北去！”他们手扯着手，摸到一家茅草屋门口，轻轻地拍了几下门。

    “这里没有新四军！”一个老大爷的声音，“保长刚刚来查过，你们又来干什么？”

    “我们不是查夜的！”我轻声地说，“老大爷，开开门吧！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我们是自己人……”

    房门开了，老大爷披着件破棉袄，端着盏小油灯，从上到下把他们照了一遍，惊讶地叫了一声：“新四军同志，你们……”话没出口，叹了口气，拉他们坐到铺上。

    老人家听他们说几天没吃饭了，一面叫他睡在床上的儿子起来弄饭，一面又担心地说：“同志，你们快点吃了饭走吧，刚才保长带了三个人，提着马灯挨门挨户查，还说见到新四军要向他们报告。”说着指指他儿子端出的一盘玉米做的大饼和一盘霉豆腐，说：“唉！这个年头，没有好吃的，你们委屈些吧！”

    他们边吃边向老人说，反动派查得很紧，请求老人家帮他们换便衣。老人沉思了半天，为难地说，他家各人的衣裳全都穿在身上，实在没有多余的。曹丹辉看他有两个儿子，个儿和他们差不多，就说：“把你家这两位老弟的衣服脱给我们，我们留给你一些钱，明天烦你老人家出去再替他们买两套衣服吧！”

    老人思谋了片刻，也认为眼前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是他又担心地说：“保长天天叫去出差，明天一早要叫出差去不好办啊！”是啊，这又怎么办呢？正在为难，只听老汉的大儿子说：“爸爸，我们还是把衣服脱给这两位同志，要不，他们一步也走不出去。明天不定有差出，真的要去出差，我们就躺在床上装病。”这青年人说着坐到铺上，把衣服脱给了曹丹辉。他弟弟也照这个法子，拉起那床破被子裹着身子，把上衣、裤子全给了顾雪卿同志。

    走出老汉的家，他们俩心情都很激动，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只要依靠群众，一定能冲出重围，找到党，找到自己的队伍。

    不幸的是，走到青弋江一条支流过渡口的时候，碰上一群国民党军队，曹丹辉和顾雪卿同志又被冲散了。

    青弋江两岸，国民党军队警戒森严，没法通过。曹丹辉辗转到了泾县二十里铺，小街上挤满了国民党军。曹丹辉在街外一个小摊前停住，想买些麻饼之类的食物。卖东西的青年妇女，仔细地打量他一番，低声说：“快，到屋里去。” 曹丹辉随她进了草房，她闩住门，对曹丹辉说：“从这里到泾县一带，都是52师的宪兵队和便衣，现在到处封锁，寸步难行，快从我这房子后面的稻田向北走，那里有只小船。” 曹丹辉又惊又喜地问：“你是组织上布置的？”她不答复，塞给曹丹辉一筒麻饼和一瓢花生，又催了一句：“快走！保重！”不必多问了，曹丹辉接了东西，扔了10块钱在她桌上，顺她指给的路，迅速地向北走去。

    快到渡口了，路旁歇着一个挑担子的人，突然向曹丹辉叫了一声：“这不是曹科长吗？” 曹丹辉立刻认出来，是小岭造宣纸的工人张大哥。军部在云岭驻防时，他常到那里收买稻草，现在他正挑着稻草要过江去。他低声说：“新四军的同志从这里渡过去很多。大前天晚上，傅司令(指傅秋涛同志)带了几百人从这里过去，还在对面山上打了一仗，把一群反动派全打垮了！”

    听他说有很多同志过去了，曹丹辉心里一阵温暖，立刻就想到顾雪卿同志。他也过去了吗？他现在在哪儿？

    真巧，一到渡口，在许多等船的人中，突然看见老顾了。他笑逐颜开地哎了一声，怕被旁人发觉，又把头低下去了。一天来曹丹辉心里像吊着一块石头，现在总算放下了。

    下了渡船，曹丹辉向工人老张点了下头，表示再见，然后和老顾一前一后，走向一个岔路，看看四周没人了，顾雪卿才一下抓住曹丹辉的手，说了一句：“我们又在一起了！”

    他们决定到前面小岭街上找些东西吃。于是，他们俩大模大样地走进了一个茶馆，小跑堂的对他们说：“你们快走，泾县县长带着二十几个人进街来了。前门出不去了，我给开后门。”他又急促地说了句：“我认得出，你们是新四军同志，快，快……”

    他们走出了茶馆的后门，登上山顶，只见一群穿黄军装的国民党军进了小岭街。

    就这样他们俩像鱼儿游入大海，在群众的掩护下，终于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山村。摸黑他们敲开了一家房门，小草房里住着老两口，他们想问一下突围同志走的去向，可是那老汉一字不吐，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当他们说是新四军时，老汉、老妈妈说话的口气变了，把家里仅有的一块腊肉，拿出来炖给我们吃。老汉怕他们不是新四军，仍闭口不谈新四军的行动方向，只是老妈妈忍不住吐露了一句，说她女婿和儿子都当新四军。新四军在哪里，她望望老汉，又不肯说了。

    第二天早晨，他们告别二位老人出门的时候，老汉送到门口，才指指一座山说：“孩子，你们从那里爬山，翻过山去就好了！”老人最后这两句话，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揣摩着这两句话，飞快地向山顶上跑去。到达山顶，只见滔滔长江，像飘带一样环绕在山下十余里的丘陵中。

    怎么能渡过江去呢？他们决定先到山下小山村里侦察一番。来到村边，曹丹辉叫老顾隐蔽在村外，一个人悄悄向村里走去。突然，一个背枪的士兵走出来。

    “哪一部分的？”那个背枪的向曹丹辉问了一句。

    “军部的！你们是哪部分？”

    “3团！”

    3团，我们的3团。曹丹辉高兴得眼泪直流，反过脸去向村外大声叫起来：“老顾！快来啊！”

    那个战士引着他们来到了营部。营长不是别人，正是袁大鹏同志，1938年4月他同曹丹辉一同从延安调到新四军来的。老战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切。他们说，特务团也有1个营突出来了，团政治委员张闯初同志就住在前面一个村里。

    当晚，他们几个团营干部在一块开了会，决定暂在长江南岸铜陵、繁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继续收容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相机渡长江北上，到皖中与挺进游击纵队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