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23日，北京群众为李大钊举行了隆重葬礼，正在遭受白色恐怖压迫的鲁迅毅然捐款50元，了却他的一点心愿。鲁迅非常关心李大钊文集的出版，并于1933年5月29日为该书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文章高度评价了李大钊光辉的一生，生动追忆了他和李大钊的革命友谊，在“题记”中，鲁迅深情地说：“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鲁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要在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出版李大钊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几次商量这件事，特别指出:“《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不出鲁迅所料，《守常全集》由于敌人的破坏终于未能出版，但鲁迅写的《<守常全集>题记》还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发表了。后来，鲁迅在编《南腔北调集》时，又把这篇文章选入，并特别加了“附记”。“附记”中说，他因为对李大钊“谊不容辞”而写了这篇题记，李大钊的文集虽然被禁了，“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寥寥数语，李大钊与鲁迅的革命友谊跃然纸上。

    李大钊作为鲁迅的同时代人，对鲁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是鲁迅心中的革命前驱者，也是自己敬重的战友；后来，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依然是鲁迅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引路者和楷模。

    鲁迅和李大钊两个人都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友好。两人生长于同一时代，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中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