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之后，在汉口后勾搭上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使用化名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王竹樵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马上报告国民党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顾顺章被捕后，随即叛变。

    在战争年代，虽然经常会碰到敌我双方人员相互叛变投敌的事，但顾顺章的叛变，可不是一桩小事。顾顺章虽然没有担任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可他比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向忠发叛变更可怕。向忠发工人出身没有文化，掌握党内的机密不多，叛变后蒋介石问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两天后就把他给枪毙了。而顾顺章的叛变，蒋介石却如获至宝。他的叛变，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次，差一点使上海的党中央及其办事机构成员蒙受一网打尽之难。

    顾顺章，1895年出生在上海。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是青帮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1924年混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领导工人罢工，于“五卅运动”中崭露头角。“五卅运动”后，调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1925年8月，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顾顺章任委员，负责区委组织部工作。他还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天资聪明的顾顺章学到一身本领，如易容术、魔术、修理机器、心理学等。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他能做到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不留痕迹。国民党老牌特务万亚光在其回忆录中，称顾顺章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他之后特务行列中能望其项背。”

    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顾顺章作为周恩来的副手，主持中央特科的日常事务，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科长。三科主要工作是领导一支在上海很有名的武装力量——红队，又称“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和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能够安全进行。

    可以说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机密是掌握最多的人，这样的人叛变，简直让人毛孔悚然、不寒而栗。

    所幸的是，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获取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遭到大的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图1   有“G.P.U”标志的印章

    脱险后，周恩来迅速改组了中央特科，由政治局委员陈云担任中央特科主任，并且兼任一科负责人，潘汉年负责第二科，康生负责第三科。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中央特科由康生接管，不久康生调临时中央组织部，中央特科由潘汉年负责。挽救了一大批地下工作的党组织领导同志。

    中国共产党是在血的教训中认识政治保卫工作重要性，也是在敌对斗争中逐步建立、完善、壮大政治保卫工作队伍的。

    最早的政治保卫工作机构可以追朔到“南昌起义”时期。1927年8月2日，革命委员会任命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成员有陈庚、谭天度、卢冬生等。

    1929年3月中旬，红四军在长汀进行整编，成立军政治部，政治部下设政治保卫科。在军、纵队、团建有特务连，特务连的工作直接归保卫科负责。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宁都小布成立，下设政治保卫处，王稼祥为处长，7月邓发接任。同时，把红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大队改为政治保卫大队，由政治保卫处直接领导。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加强苏区的政治保卫工作，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任局长，英文简称为“G.P.U”。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业务范围广，工作神秘，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不多。虽然按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清除国民党特务，保卫中央首脑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可在实际工作中，国家政治保卫局肩负了非常多的综合性职责。包括武器管理，邮电、水陆交通及新闻出版的检查等事宜。如边界往来人员管控，凡从苏区出境者须持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出境护照及政府路条，派出步哨在水陆交通要道、关口检查路条和盘查往来人员，防止敌特分子潜入苏区。

图2   瑞金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国家政治保卫局其实还是准军事化的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部队。

    史料记载，国家政治保卫局有自己的直辖武装——国家政治保卫队。这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且政治素质强、武器装备好、编制员额齐、战斗力较强的革命武装。根据1934年7月6日《关于政治保卫队编制问题》的命令，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设立政治保卫总队，将中央苏区县以上各级政治保卫队统一编为9个大队，59个中队，6个特别区队。其中，第一大队负责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及首长的警卫；第二大队负责中革军委机关及首长的警卫；第三大队负责执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负责逮捕、看守和处决反革命分子。

    国家政治保卫局从其体制上说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不仅仅管政府部门的事，也管红军的事，有时还管中国共产党内部纪律检查方面的事。这可能与苏区时期党、政、军一体化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

图3   国家政治保卫队员佩戴的胸章（来自网络）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体系是垂直领导的，执行任务的决策、执行过程的计划、执行工作的参与人员，甚至有些执行任务的结果都不与地方或者红军首长报告，只对上级国家政治保卫局或者分局负责。换句话说，只有他的上级才知道事情的经过与结果，其他领导和组织都不清楚，就像我们现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一样，是独立的组织系统，直接对上级安全部门负责。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方式，主要工作是秘密进行的，甚至政治保卫局、分局内部各科室之间也互相保密。这也是让外界人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          

图4   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的遗物

    由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许多敌特案件的破获鲜为人知。如1934年8月初，国民党特务携带电台潜入我苏区进行特务活动一事。国家保卫局胡底同志亲自率领几个侦察组进行调查，发现敌人把电台藏在神龛里，天线从烟筒中伸出去，虽然伪装得很巧妙，仍然很快缴获了这部电台。之后，又在高虎脑战斗打响以前，保卫局的同志在头陂发现了敌台活动。跟踪发现一颗大枯树是多年被雷击了的，树内是空的，周围长了些新枝，枝上有根铁丝，又在附近发现人的大便。于是，便派人在附近埋伏守候，将国民党特务报务员抓获。电台缴获之后，胡底同志利用这部电台发了两次假情报给敌人，使敌人上了当，所以后来在高虎垴战斗中打垮了敌人六个师。要不是在战斗打响之前，政治保卫局的同志挖出了这部电台，利用这部电台诱骗敌人，不仅歼灭不了这么多敌人，红军还可能遭到更大的损失。

    所以，苏区时期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人认为是国家公安部的祖师爷；也有人认为是国家安全部的老祖宗；还有人认为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前身；甚至有人认为是卫戍司令部、武装警察部队的开端，等等。

    非常荣幸的是，记录如此神秘之事的历史遗留物，不经意间被我碰上了。一次在网上我购买到一本过期作废了的旧账本（图5），其中就夹杂着一张盖有“G.P.U”标志印章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图5   江西省赣县财政局1970年12月份账本

    这是一本江西省赣县财政金融局财政组1970年12月份的财政会计账目。本月份账目共3册，这本是第2册。

    账目里面有一张证明信（图6），内容是：“兹有我社中坑大队小嶂队社员雷开海壹名，成分中农，因家中多年保护下来的苏区谷票壹张，计100斤，前来赣县银行兑换，特此证明。赣县长络公社革命委员会（公章），1970.11.26”。

图6   赣县长络公社革命委员会开给雷开海的证明信

    证明信之后，附有一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壹百斤”券。此券在使用单位栏目里，盖有一个圆形印章（图1），印文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这个印章非常特别，印章上方有一个“G.P.U”标志。

    中国人民银行赣县支行革命委员会，在接到雷开海提供的证明和红军临时借谷证壹百斤券后，开出“信汇委托书”（图7），注明汇款用途是“中坑大队小嶂生产队社员雷开海苏区谷票100斤兑换经费”，兑换金额为9元5角，时间是1970年12月7日。

图7   赣县支行的信汇委托书

    从这些文史资料看，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当年曾经活动在赣县长络公社中坑大队小嶂生产队周围。根据第一大队职责规定，有可能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机关及首长长征时曾经在这里经过，为解决粮食问题，向当地的雷开海农户借过100斤稻谷，并给雷开海留下一张盖有单位名称100斤面额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史料记载，红军临时借谷证是临时中央政府1933年9月开始，为解决红军在流动作战中取得粮食而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粮食部关于红军临时借谷证使用管理办法，红军在运动作战时获取粮食，可以直接向苏维埃政府仓库或者群众私人借得谷子，借谷时得向借出谷子的人出具红军临时借谷证。向政府仓库借谷的，由仓库凭借谷证直接向财政部门结账；向私人借谷的，私人可以凭借谷证向政府仓库领回谷子。

    研究表明，红军临时借谷证落款有两种，1934年2月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成立以前，以“主席毛泽东、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落款。之后，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落款。此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是张闻天、陈潭秋落款版式。张闻天、陈潭秋落款版式又有三种字体版式，即非常清晰的铅印头版、石印版、比较模糊的铅印再版。比较模糊的铅印再版借谷票属于最后一批印制的，印刷质量较差，表示借谷数量的“乾谷壹百斤”或“乾谷壹千斤”五个字，是临时用小木头雕刻的印章，盖在空白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表示数量之处，字体非常不规范，有的大小相差近一倍。此种票发行数量最多，编号（每张编号为6位数阿拉伯数字）从“10”字头到“18”字头，说明发行数量接近9万张。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属于比较模糊的铅印再版票，说明是1934年后期发行使用的。

    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没有注明在什么政府仓库领回谷子，说明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在向雷开海借谷之后，雷开海并没有及时向苏维埃政府仓库领回谷子。这期间有什么缘故，查找不到相关资料。按一般的逻辑分析，可能性比较大的是，借谷子的时间刚好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时，雷开海来不及向政府仓库领回谷子，国民党部队就打过来了。这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大，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坑村正好处在红军长征的路线上（图8）。

图8   赣县中坑村位置图

    另一种可能是雷开海一时间忘记去苏维埃政府仓库领回谷子了，几十年之后又在某个角落里找到了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政府出具证明让他到银行去兑换。由此而有了这一系列记账凭证的产生。

    这些记账凭不但证明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在江西省赣县长络公社中坑大队小嶂生产队活动过，也证明了此红军临时借谷证是经历过苏维埃国家粮食部发出；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使用；雷开海借出谷子并留下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1970年得到过生产大队、公社革命委员会证明；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赣县支行兑换；赣县财政局做账保存，等7个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