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6日是罗荣桓元帅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罗荣桓是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忠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生。光荣属于他永恒的的忠魂。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罗荣桓元帅在党史、军史、新中国历史上，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领导者和决策者之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回顾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生，他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崇高风范和革命传统优良作风，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一、毅然投笔，走上从戎之路

    罗荣桓于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土字第十四区南湾新大屋（今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在十大元帅中，只有他是学生出身。在25岁之前，他一直奔波在青岛、武汉、上海、广州等地的求学路上，希望通过考试，实现自己当工程师的理想。现实的黑暗，最终使他放弃了当工程师的理想。1927年4月他进入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党派他去鄂南通城，以省农协特派员的身份组织秋收暴动，罗荣桓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出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8月中旬，罗荣桓等已组织农民革命军四五千人。他们按“八七会议“精神，以中队为单位抓紧操练，打造梭镖、大刀、土枪等武器。为打击通城县城县、区保卫团和地主武装，罗荣桓、王武扬研究一个里应外合、智取通城县城的方案。8月20日，通城秋暴爆发。农民革命军在罗荣桓等人的指挥下，带领通城农民几千人，高举红旗，手拿武器，呐喊着涌进县城，消灭了团防局的残余势力，缴获长短枪200多支、子弹几十担。当天下午，通城、崇阳农民革命军宣布正式成立。8月21日，“通城县劳农政府”宣布成立，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9月4日凌晨，罗荣桓、王武扬率通城、崇阳农民革命军500多人、携400多枪支，开始向江西修水转移。次日凌晨遭国民党夹击，人员被打散，最后仅剩100余人。这支队伍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他领导的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红色政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开启了我党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最早实践，并诞生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有力支援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也成为共和国元帅军事生涯的起点。

    二、“三湾改编”，红军最早的党代表

    罗荣桓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1927年9月，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部队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后，部队只剩下几百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井冈山革命的火种。罗荣桓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成了红军中最早的七个党代表之一。他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1929年11月，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召集一批党代表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做准备工作。此时，身为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提出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罗荣桓等11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四军第二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担负起新的重任。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古田会议决议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我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强调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和军队，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他为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确定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措施、规定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土地革命，红军政治工作负责人

    1930年，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把军中政治、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苏区中央局会议）后，罗荣桓因多次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被撤消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恢复了他的领导工作。1932年3月他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他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你，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春，罗荣桓被任命为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卓越的政治工作经验和才能为中国工农红军战胜敌人和一切困难和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政治保证。

    四、奋勇抗战，创立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罗荣恒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奔赴抗日前线。9月，他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罗荣桓、陈光率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内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酝酿，决定由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罗荣桓针对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和“蚕食”，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其主旨是将主力配置在边沿区，当敌人进行“扫荡”或“蚕食”时，部队不是“敌进我退”，而是选准有利时机，“敌进我进”，“翻”到敌人占领区去，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他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在主力部队屡经战斗，减员很大，补充兵员、壮大主力部队的情况下，他开创“三个过硬”政治工作方法，吸引山东百姓参军抗日。他要求：一要作风过得硬，对群众要秋毫不犯，消除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二要打仗过得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和声威，让群众认为我们能打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三要组织过得硬，要在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由于严格政治工作“三个过硬”，兵员问题迎刃而解。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他们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年他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1945年6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罗荣桓坚持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创造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战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五、解放战争，指挥部队打胜仗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进军东北后他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他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余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各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他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荣桓坚定的党性、积极协调能力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六、建国时期，领导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8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在长期战争生涯中，罗荣桓多次负伤、手术，摘除左侧肾脏。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这一次，他面对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对检察署工作的重视，不顾自己身染重病，毅然挑起了总检察长这个重担。1950年4月他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开始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将衔评定。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1952年他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他积极开展部队的国防建设，大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他著有《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等著作，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建国建军及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大大丰富了伟大的建党思想，为巩固红色中国政权和发展红色人民军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七、作风严谨 老实诚恳、实事求是

    罗荣桓性格内向，爱读书、喜书法、不抽烟，也不喝酒，不题词，不爱照相；生活严谨，宽厚待人；为人处事，老实诚恳，实事求是。他平时寡言少语，关键时刻在原则问题决不让步。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运动，冤枉了一些人，甚至错杀了一些人，但是在山东，罗荣桓硬是没有搞这种运动。建国后他认为学毛泽东思想不能只学语录，所谓“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是把毛泽东著作庸俗化了。他认为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语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上找现成的答案。

    罗荣桓生活中不仅严以律己，而且家风廉洁。1937年5月16日，35岁的罗荣桓与红军女战士林月琴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为伉俪。接新娘的是一匹大白马，婚宴是一大锅夹着鸡块、萝卜、白菜的面条，来吃面条的有谭政、冯文彬、张爱萍、甘渭汉等。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被安排住在一处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提出将这处庭院给东北野战军子弟小学办学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却从未把自己看成一个“官”。1956年11月，罗荣桓元帅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衡山（当时衡山、衡东、南岳区都属于衡山县），不讲排场，轻车简从。他曾给女儿写信说：“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作官，更没有财可发。”他告诫子女生一是“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二是“生活不要特殊化”三是“千万不能成为八旗子弟”。罗荣桓经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教育孩子们不能搞任何特殊化。他常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他教育孩子讲得最多的话是：“不能忘本。”他对孩子们做事的要求是：“不患不成，而患不坚持耳。”　“不要成为八旗子弟”。弥留之际，他交代子女：“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一生廉洁自律，从严要求家人，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罗荣桓在弥留之际，拉着妻子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搞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这番教诲，影响着子女们的一生。1963年12月15日，罗荣桓的病情恶化，一度陷入昏迷。苏醒过来后，他看着床前的林月琴和孩子们，拉着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他不断地重复着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罗荣桓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一直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保持严谨的学风、保持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对于这位早逝的元帅，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他都有评价：毛泽东说：罗荣桓是个老实人。邓小平说：罗荣桓是个厚道人。江泽民说：罗荣桓家风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