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8日，美国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着经改装过的16架Ｂ-25型轰炸机以及机组人员，于18日8时许抵达位于东京约1300千米的海域时，因突遇日本巡逻艇，指挥部只得下达提前起飞命令。这要比原计划多飞230千米。全体机组人员，明知生还的可能性不到千分之一，也没有丝毫犹豫和退缩，由队长杜利特率先冲上舰首，腾空离开甲板，紧接着15架Ｂ-25轰炸机每相隔4分钟成功起飞，一直向日本本土飞去。这是美国对日本1941年12月7日偷袭并摧毁了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的一个报复性的轰炸日本领土行动。

    12点15分后，轰炸机队分头轰炸了东京、横滨、横须贺、大阪、神户、名古屋的日军基地，被人称为 “杜利特突袭行动”。杜立特机组轰炸完后，立即返航向计划中的中国东南沿海机场飞去。可是，因起飞提前，行程增加，到达中国已是风雨交加的夜晚，且中美双方沟通不及时，事先计划降落的衢州等机场为防日机轰炸，没有开启导航设备，故杜立特机队无法按预定计划降落在东南沿海的机场。在飞机燃料耗尽的情况下，16架飞机除8号机降落在苏联的符拉迪沃斯克外，其余15架飞机75名美国飞行员均在中国浙江、江西一带弃机跳伞或海边迫降。除1人跳伞死亡，2人在飞机迫降后淹死，8人被日军俘获外。其余杜利特等64名飞行员经中国当地军民的奋力营救，均安全抵达重庆、返回家园。

杜立特机组飞行路线

    在7号机飞行员泰德·罗森的回忆录《东京上空30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策划的《营救杜立特尔轰炸机队》、陈军所著《东京大轰炸——1942杜立特的故事》及郑伟勇所著《非常营救 衢州与杜立特突袭行动》和《降落中国》等书、上饶抗战文化研究会的公众号及其他相关网页中，都记叙了中国百姓舍生忘死营救杜立特机组飞行员的史实。

    根据相关资料，现简述一下降落中国的15架飞行机组的情况。

    1号机

    当15架B-25飞机飞近中国大陆时，夜幕降临。乌云浓厚，狂风和大雨笼罩着华东大地。衢州机场没有信号，也没有灯光。由杜利特所架的1号机于4月18日晚8时50分，根据时间和飞机方位判断，估计已到达中国浙江丽水上空，遂命令机组弃机跳伞。他最后一个离开飞机，跳降落在一片水稻田里。田里都是堆肥，臭气熏天，但好在他没有受伤。他没有看见其他人员机组，朝一家亮着灯的农舍走去，用刚学的中国话说：“我是美国人。”但房子的主人突然发现一个不知底细的外国人，马上把房门关上熄灭了灯。杜利特尔知道，这家人是被战争吓坏了。他又冷又饿又累，就只好在这家人磨坊宿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杜利特尔遇到一位农民，取出纸画了一个火车头。农民似乎能明白他的意思，把他带到了一个青年营的大院子。正在指挥操练的李守廉营长能讲流利的英语。在证实了杜立特身份后，李营长高兴地对他说：“你是美国飞行员，我们是好朋友！”后来，副驾驶科尔也被村民送到了青年营。杜立特和科尔被护送到了浙西行署。

    机组另三位飞行员聚到了一起，巧遇到一位叫朱学三的乡村教师，他会一些英语，很快搞清就他们是美国飞行员，于是和村民张根荣等人送他们到浙西行署，与杜利特会合。

杜立特和1号机组成员与营救的中方官员在浙西行署合影

    1号机组5名人员，只有领航员亨利·波特在跳伞着陆时扭伤了脚。第二天杜利特等4名机组人员在中国士兵的陪同下，来到飞机坠落的地方，找到一台稍有损坏的照相机，并很快就修复了。

杜立特在1号飞机残骸旁边

    2号机

    特拉维斯·胡佛驾驶的2号机在一块宽阔平坦的水稻田里迫降，机身着陆，幸好机组人员无人受伤。按照规定，如果不能在中国军队的机场着陆，为防止飞机落入日军之手，应将飞机烧掉。因此，每架飞机上都装有一支大型燃烧筒。胡佛把发动机的放油开关打开，转眼间，地面就流出一大片航空汽油。他划着一根火柴扔进油里，掉头就跑。熊熊火焰很快吞没了B-25轰炸机……

    2号机组人员在18日晚上到20日凌晨都隐藏在被遗弃的壕沟和碉堡里，20日凌晨开始爬山。他们以为这里是日本人的防区，一心想逃出去。直到21日，他们才被寻找他们的咸祥镇长朱秀芳找到。朱秀芳给突袭队员指引了一条通到安全区域的步行路线。

    23日中午一位懂得英语的航空工程师刘同声和飞行员相会，并担当他们的翻译。他们一路乘坐人力车，又转火车，顺利到达衢州。

2号机组飞行员与营救他们的刘同声（右三）等人

    3号机

    3号机坠落在浙江省遂昌县境内。3号机长罗伯特·格雷认为飞机跳伞高度完全够了，于是发出了跳伞的命令。射击员利兰·法克特回答说：“没有听清楚，请再说一遍。”“我命令你们跳伞！”格雷又重复一遍。他还不放心，于是叫副驾驶曼彻到尾舱看一看。曼彻回来报告说：“利兰·法克特已背好降落伞，应急舱门已打开。”为慎重起见，格雷又一次呼叫利兰·法克特，但没有回答。 格雷认为利兰·法克特肯定已经跳出飞机，于是自己也从前部舱门跳出飞机。伞刚一张开，他就落在地上。巨大的撞击力把他撞昏了过去……

    第二天，遂昌坑西村民发现了格雷。格雷在村子的黄家祠堂认出挂在墙上的孙中山像，才知道双方都是抗日盟友。到柘岱口村，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与格雷经过一番比画，大致明白他是从头天半夜听到轰鸣声的飞机上掉下来的人。

    19日，湖岱口村民刘芳桥把另一位突袭队员琼斯带回家，见他不吃饭，刘芳桥父亲就为他画了只鸡，他点点头，刘家就烧了鸡和鸡蛋给他吃。

    曼奇的降落点在山顶，可旁边就是陡坡。天放亮时他庆幸自己晚上及时止步。他摸索着向西南前进，19日晚上又露宿在一个山头。雨下个不停，风又很带劲。曼奇顿觉度日如年。直到20日下午，一群村民找到了又累又饿、手脸被划得鲜血淋淋的曼奇，护送他下山。身高1.74米、年轻力壮的村民毛继富看他行走困难、几步一歇，就主动要求背他。背着这美国人倒也不太吃力，但曼琪身材高大，人被背起来，双脚还拖在地上。毛继富只好双手挽起曼琪的膝弯，后面还要别人托着他的屁股。

    奥祖克降落在江山县长台镇的坑尾山上。奥祖克的左小腿被尖锐的岩脊划开一道大口子，胫骨都露了出来。他挂在降落伞上流了一夜的血。19日早上，奥祖克竭尽全力挣脱绑在身上的降落伞。但他太虚弱了，没办法移动，就在山顶上待了两天两夜。后来，他用树枝做了一根拐杖拄着，吃力地蹒跚而行，努力向西寻找下山的路。幸好，巡山人廖金发现了奥祖克。他找到其他村民一起并搀扶他下山。保长廖诗元接到消息，就带着弟弟把他抬回自己家中，让妻子给她清洗伤口，敷上草药，给他煮鸡蛋补身体。奥祖克在他家住了四天。后来长台镇派人把奥祖克接走了。

    遂昌村民在坠毁的B-25残骸中找到了2号机组利兰·法克特的尸体。他的伞包已打开，但伞还保持着折叠的模样。当地村民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夜里在山上守尸，以防尸体被野兽吃掉，然后用上好棺木入殓。副驾驶曼奇跟着村民去认尸，根据皮夹克上的徽章断定这就是利兰·法克特的遗体。随后村民护送3号机组4名飞行人员和法克特的棺木到衢州机场，交给了在那里等候的美方人员。

3号机的残骸

    4号机

    4号机晚上10点多看到了中国海岸和山峰，但飞机没有油了，无法降落，机组人员只好跳伞，降落在中国闽浙赣交界处的崇安北部。

    机长霍尔斯特罗姆第二天清晨开始寻找机组成员，一无所获，到下午4点多发现一小屋。进去后村民让他脱掉湿衣服，帮他晾干。第二天带他到了一个兵营，21号又带他去了另一个驻军点，并找到一位会说英文的老师与他交流。是夜，他在上饶被送上火车前往衢州。副驾驶杨布拉德也经上饶到了衢州，

    4号机组投弹手史蒂文斯冒着大雨在五府山上整整待了四天四夜，还尝试吃点树皮和叶芽。第5天他被游击队员救助，走了两天两夜才走出深山，和另两名队友会合。他们可能是唯一得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帮助的突袭队员。

    5号机

    琼斯驾驶的5号机机组人员是在离衢州机场最近的江山县长台镇降落的。幸好机组的人都遇到了略懂英语的人，知道他们是美国飞行员。曼斯克和特鲁诺夫在19号下午三点就被最先送到了衢州机场。5号机组成员是最早安全到达衢州机场团聚的。

    6号机

    6号机迫降在浙江省象山县爵溪乡的牛门海面上。海上风浪很大，突袭队员除了随波逐流，毫无其他办法。机长尼尔森在半游半浮中上了海滩。但又掉到一个地沟里昏了过去。米德尔抓住了菲茨莫里斯救生背心，凭着难以置信的勇气和耐力拖着他向海滩游去。到达海滩时他已精疲力竭了，而菲茨莫里斯已完全失去了知觉。米德尔又在更远的海滩又发现了迪特尔的尸体。霍尔马克在另一片海滩上岸了。天明后，尼尔森、米德尔、霍尔马克都被村民带到乡长杨世淼家里。他们安葬了两位牺牲的队友。可这一带是日军占领区，当地伪军得到消息，把突袭队员骗到象山，结果三位队员都被日本人俘虏了。日本人又闯入营救突袭队员的爵溪村奸淫掳掠，关押毒打营救人员。

    7号机

    7号机在浙江省三门湾南田岛附近的大沙海面上迫降。5名机组成员中有4人重伤。当地渔民发现他们后，将他们救上岸，用门板做成担架，运到船上，将他们偷运过敌舰封锁线，送至海游镇三门县卫生所做简单包扎。卫生院长任超民拿出仅有的一针20毫升的葡萄糖针剂给伤势最重、身体虚弱的劳森注射上。4月21日早晨，飞行员被抬上轿子，火速送往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临海恩泽医局救治。医生陈慎言和闻讯赶来的15号机组成员、美国军医怀特为劳森成功实施了截肢手术。为照顾他们的生活，医院还请来2名英国修女当翻译，做西餐给他们吃。十几天后，陈慎言医生护送4名受伤飞行员到桂林。后来，美国飞行员去昆明经“驼峰航线”转道回到美国。

    临别时，伤员们联名给美军驻重庆总部写了一封很长的介绍信。信中强调：“这位中国朋友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请代表我们的祖国向他致谢！”

    8号机

    8号机由于发动机耗油过多，不得已在苏联符拉迪沃斯克附近迫降，被苏联当局扣留。约克机长等5名机组人员在苏联境内滞留13个月后，辗转回到美国。

    9号机

    9号机进入中国后找不到丽水机场。机长尤金·麦古尔把飞机改为自动驾驶状态，命令全体人员跳伞。机组人员降落在江西省宜黄县和崇仁县交界的山上。幸运的是5个人历经艰险后都安全会合。宜黄县县长代表政府和全县民众对美国突袭队员进行慰问，并在县城天主教堂设西餐招待，由美籍董恒爱神父任翻译。4月23日中国空军第91航空站派人把他们接到南城。

    9号飞机的右侧发动机舱罩的一碎片被带到华盛顿，1944年7月2日由南京代牧区于斌主教送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夫人。后来北美航空公司将碎片进行镶嵌，赠送给杜利特东京突袭者协会做档案。

    10号机

    10号机坠落在中国浙江省遂安县。机长乔依斯在4月19号上午花了四个小时才走到约一英里远的坠机地点。当他赶到时，看到有些中国人在烧毁的飞机残骸里寻找东西。这些安徽的农民，带他到安徽省屯溪镇杨柏坪村平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又有人带乔伊斯在群山里走了两天，送到了屯溪镇。镇上派卡车把乔伊斯送往浙江兰溪。在经过歙县时，他见到了军邮视察办的办公室主任曾健培。曾健培告诉他11号机组已在歙县获救，并请他把20日与11号机组合影的相片转交给格兰宁。乔伊斯从兰溪乘火车到达金华，再从金华坐上火车，是4月26号最后到达衢州的突袭队员。
10号机组另外4名突袭队员20号就到了遂安县城，县长高德中派车把他们23日就送到了衢州。

    11号机

    11号飞机在格兰宁机长指挥下，5名机组人员在安徽歙县上空跳伞。第二天早上，格兰宁先和满脸血迹、膝盖受伤的雷迪会合，然后在一位叫张建华的小学校长带领下，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下山到了一个镇子，后来又上船行驶了三千米。接着又由军邮处的魏汉民安排，乘邮车到了歙县，找人给雷迪包扎了伤口，还找来曾健培当翻译。机组另外三名成员卡普勒、加德纳和比尔奇被村民引导，在晚上9点半也住到歙县旅馆里了。当一位中国军官问他们有什么需求时，比尔奇开玩笑地说，我要一杯冰啤酒。在当时啤酒是非常稀罕的东西。让波尔茨倍感意外的是，第二天曾健培居然为他搞来一瓶“上海牌”啤酒。在50年后的回忆中，波尔茨还意味深长地将这瓶啤酒称为“一生中喝到的最可口的啤酒”。

    20日11号机组成员参观了歙城西门外的太平桥，并佩戴了所有徽章在桥上拍照留念。当天下午，当地驻军派卡车将11号机组5人送往衢州机场，还派了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保卫他们的安全。

    12号机

    12号机燃油即将耗尽之际，机长鲍尔告诉大家没有机会降落了，只能跳伞。投弹手比瑟忙中出错，提起了伞带而不是背包绳，伞包被拉开，他不得不在数分钟内把伞包重新捆好。当晚9点半开始跳伞。比瑟降落在悬崖边，他明智地留在原地不动，睡了个好觉。19日上午，鲍尔走了几个小时都没碰上村民，也没找到其他机组人员，好在他找到一个村里的小学教师，告他要先去东北方向的遂安城。直到夜幕降临，他被带到枫树岭镇。一小时后，庞德、布兰顿和比瑟也来到了这里。

    杜奎特落地时伤了脚跟。19日早晨，他拄着根棍子从山上走下来，被村民王木寿扶到家里。王木寿等人到山上砍了几根大毛竹制成竹轿，半夜把他送到了枫树岭镇。

    20号上午，12号机组的5位成员被护送到遂安城，杜奎特一路都坐着竹轿。在这里他们与10号机组的4名队员相会，接着又被汽车载着去衢州。

    13号机

    13号机组成员在江西省鄱阳县城以北的朗埠村附近降落。机长麦克尔罗伊和其他三人都降落在田里，只有威廉姆斯掉在了一棵树上，膝盖被轻微扭伤。第二天早上。麦克尔罗伊和诺布洛克会合后准备往河的下游走去。突然有一个男孩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猛烈地摇摇头。他模仿机枪的样子，砰，砰，然后把手放在他的心脏部位，脸上出现痛苦的表情，向后倒下。他们明白了，那一定是日本人就在下游不远的地方。是那个男孩儿救了突袭队员的命。他们跟着男孩儿穿过田野，来到了一间小屋。有一位叫黄宁的上尉会一点英语，与他们拥抱。并告诉突袭队员，这里离鄱阳城大约六十千米，在南昌东北方向，衢州以西。这时两人才知道，他们已经越过了衢州机场。另外三名突袭队员在十一点半左右和他们汇合了。麦克尔罗伊说，在我生命里，再有没有比见到这四个家伙更开心的时候了！13号机组的五位成员全部到齐，继续向南走。骑着一种小矮马走了三个小时，在一个村子过夜。

    4月20号早晨，13号机组成员得到的“大马”原来是轿子。诺菲克的体重大约是中国人的两倍。所以他在别人骑马或坐轿时基本上靠自己步行。下午五点的时候到了鄱阳。可一行人在鄱阳城外不知为何等了一个小时。原来是从城里面出来一支奏着乐的游行队伍，领头的是一位将军“周旅长”，后面还有两位穿着美式衣服的文化人和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上海函授班的朱先生。将军对突袭队员表示欢迎，让他们跟着游行队伍进入市区。在市区的房子上都挂着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横幅“欢迎勇敢的美国突袭队员第一次轰炸东京”。

    突袭队员们穿过一条河，来到朱先生的房子。鄱阳的天主教传教团的女士们为突袭队员们布置好床铺，送来了丰盛的夜宵：鸡肉、土豆泥和馅饼，还有酒。

    4月22号。两个说英语的中国人把13号机组的成员带上了一艘鄱阳湖上去鹰潭的小火轮。小火轮通过鄱阳湖边的沼泽地带时，两架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中国船员紧急靠岸跳下船，趴进杂草里。突袭队员们待在船上，从甲板下监视着飞机。经过一整天，小火轮到达鹰潭。

    4月23号晚上八点。突袭队员乘火车离开鹰潭，24号傍晚17点半左右到达衢州。他们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其他机组成员。28日晚上突袭队员一起乘火车离开衢州，辗转前往重庆。

    14号机

    14号机组人员降落在江西广丰北部。机长希尔格降落在一个山上。他的左腕和手严重扭伤，肋骨也受伤了。他庆幸没摔断或扭伤踝关节，把降落伞铺在灌木丛上睡了一晚。19日早上，他下山时遇见的村民把他带到洪家祠堂，给他饭吃。机组其他的人也都安全降落了。他们先后被送到了广丰县城，在一家茶叶公司的宿舍休息。希尔格说：“那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是怀着对中国人民深厚尊重之情睡着的。他们的诚实、乐于助人、热情好客，任何我们所见过的人都无法与之相比。”

    4月20号，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14号机组再一次走上街头。艾尔曼为他们拍下了在县前街游行的照片。上午十点。希尔格一行乘汽车到上饶拜访了第三战区司令部。他们见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将军、唐子长将军等许多中国军官。14号机组在晚上坐汽车到上饶火车站，20:15登上火车去衢州。4月21日3点半到达衢州。

    15号机

    机长史密斯驾驶的15号机迫降在浙江三门檀头山岛外的海面上。乘飞机还漂浮在海面时，机组成员从逃生舱口搬出了充气救生筏， 费力地划向小岛。可是救生筏一侧被刺破，左侧很快就扁了，飞机上怀特的手术包、手枪等装备都掉入海中。他们只打捞到地图和应急口粮。大家挣扎着回到筏上，赛勒斯干脆穿着救生背心，独自游泳上岸。救生筏第二次翻了后誰都没有力气再爬上去，四位突袭队员终于游上岸了，他们向陆上的一处灯光走去。

    那是渔民赵家木的家。赵家听到屋外狗吠不绝，后来又隐约听到屋外猪棚里有窸窸窣窣声，女婿麻良水用鱼叉挑起乱草，发现有4个人外国人挤在一角，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女儿赵小宝见这些洋人非常和善，猜到他们是来帮助中国打日本人的，就请他们进屋休息。突然门外狗叫声又四起，麻良水夫妇急忙将飞行员们藏在夹墙内。进来几个日本兵到处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

    赵小宝为怀特包扎划伤的手臂，煮鸡蛋招待他们，又找出其父亲和丈夫的衣服让他们换上，生火帮他们烤衣服。赵家人请来私塾俞茂金先生，但俞先生不懂外语，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画了两国国旗，让他们指认。他们看到日本国旗，脸溢怒色，并不住地挥挥拳头；看到中国国旗，则高兴地跟大家握手。然后，他们又拿出全是英文的地图，指着美国的位置表示他们来自遥远的美国。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在村子以东600米的稻桶礁附近岸边岩石旁发现塞斯勒。把带到赵家。机组人团聚了。白天，5位突袭队员就隐藏在大王宫睡觉休息、晾晒衣服。傍晚，他们穿上已烘干的皮衣服，又罩上一件用树皮制作的粗糙的雨衣，脸上抹些锅灶灰，简单地化了个妆。赵家木带他们去村外的船埠头，坐上一条小舢板。麻良水准备把美国人送到三门县去，那里有抗日自卫队。

    小船板没有动力，只能摇橹前进。摇橹的是麻良水和他的4个朋友。麻良水等人把肥皂涂抹在摇橹处，以免发出声音。美国突袭队员隐藏在船的底部，盖上席子。有一次他们听到马达声，看到了远处的探照灯，就只能躺在舱底的污水里。大约4个小时后小舢板终于在南田岛韭菜湾靠岸。
午夜时分了，经一番周折。麻良水把突袭队员带到了自卫队分队长处郑财富，他继续陪着5位突袭队员，4个朋友就连夜摇船返回檀头山岛。

    21日一早，郑财富让自卫队员和突袭队员组分散离开，到石屋嘴头的河岸再重新集中上船， 两个小时后，他们在后龙头登上另一条舢板，横渡乌岩港，到高塘岛上岸。又步行登上箬渔山，走进一个小的道教庙宇。老道士穿着一件黑色长褂，抽着中国旱烟管，头发细长，脸部轮廓分明，留着很长的八字须。

    白天机组成员就隐蔽在庙宇里。大约15：00，一个自卫队员沿着小路跑来说，大约80个日本兵正朝着庙宇的方向过来。大家赶紧收拾好物品，跟着老道士经过小路进入附近一座农舍。房主人推开床下的墙，露出一个秘密通道。突袭队员和自卫队员钻过通道，藏进一个小洞穴。大约半个小时后，他们听到洞口有一些杂乱的声音。然后他们听到日本人进入山洞入口的房子，并立刻传来挣扎、尖叫和呼喊的声音。日本人在殴打房子的主人，试图让他说出突袭队员在哪里。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担惊受怕后，有人叫他们出来。突袭队员们爬出洞子看到光明，感觉从来没有这么高兴。

    突袭队员们在农舍外见到了老道士。老道士用手势向突袭队员们展示日本人如何撕他的头发，拧他的手，他是如何哭，发誓说他从来没有见过突袭队员。老道士还告诉突袭队员，是他们在小路上留下的方形后跟脚印，使日本兵跟踪到了庙宇。自卫队员带着突袭队员们又出发了。为了不留下鞋印，有段路突袭队员们脱掉鞋子行走。

    天黑后他们被带到一个小码头，又登上一个舢板，启航去大陆。

    4月22日凌晨4：00，小船停靠在健跳的小码头。接下来，自卫队员护送着突袭队员步行去海游。现在他们可以白天赶路。走了差不多一整天。有一两次，他们要藏起来躲避日本人的飞机。他们一路步行，又热又渴，每个人的脚都打了水泡。在几乎要用手和膝盖走路时，终于到达一条河边，登上了小帆船，可以坐下来休息。

    22日下午4点，15号机组到达海游，这里是三门县临时县治处所。县长陈诫为突袭队员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突袭队员们试图尽可能地在中国民众面前展示军人的风范，但拉扎的胡须、褴褛的衣服和疼痛的双脚使他们很难做到。

    美国突袭队员们被护送到地方军队总部，在那里他们得到的奢侈享受，用肥皂洗热水澡！三门县政府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来招待他们。

    23日早餐后，三门县各界集中到中山台前为突袭队员举行欢送大会。最后与会人员合影留念。这时出现的摄影师来自临海。昨天晚上他接到三门县工作人员打给的他有线电报，就乘了一夜的轿子从临海赶到海游，为欢送大会拍照。

    突袭队员们向自卫队员和麻良水说再见。突袭队员们真诚的感谢他们，送给他们一些小纪念品。其中送给麻良水两个指南针、一只手表和一支钢笔。

    三门县民政科科员张天锡作为翻译，陪同突袭队员前往临海。三门县为突袭队员们准备了轿子，同行的有10名徒步士兵。

    下午，突袭队员来到大田镇的军事总部，这里的训练区有2000名新兵。

    4月24日，大约经两小时的路程后，15号机组到达临海。在参加了一个欢迎仪式后被带到望天台上的恩泽医院，终于与7号机组成员团聚。怀特立刻为伤员们忙碌着。

    由于担心日军会到临海对美国突袭队员进行报复，决定怀特医生留下来照顾7号机的4位重伤员，15号机组史密斯等4位和7号机组的撒切尔于4月27日先撤离临海。他们经仙居、壶镇、永康、金华，终于在4月30日21：30，乘火车到达衢州。空军第13总站医院请护送人员带回大批医药用品，给留在临海恩泽医院治疗的4位伤员。

    16号机

    16号机在燃油警告灯亮了后，机长法罗不得已命令全机组人员跳伞，尽管他们知道可能是在日本所占领的区域，但都还抱着侥幸的心情。不幸的是，他们跳伞后，就真的全部被侵占南昌的日军第11军第34师团俘获了。坠落在南昌西侧潮王洲上的16号机残骸也为日军所获，并将部分残骸空运到东京。

    从以上史实可见，杜立特机组全体突袭队员是多么地英勇，与他们同样英勇的还有中国营救他们的老百姓、抗日军民。80年前，在那个风雨如磐的黑夜，几十位美军飞行员折戟蒙难，翘首待援。千百个普通中国人闻讯而动，挺身而出。他们与美国突袭队员非亲非故，毫不相识，就因知道突袭队员是轰炸日本的飞行员，满怀对日本强盗的憎恨、对杜立特突袭队的崇敬，不顾被日本鬼子发现、鞭打，甚至关押、杀害的危险，千方百计地营救突袭队员。

    杜立特突袭队员因得到当地中国百姓的救助，64人都脱离了危险，平安到了大后方。而中国百姓为了寻找、掩护、转送和救助美国飞行员，遭到侵华日军的疯狂报复。日本还发动了浙赣战役，甚至实施了毒气战、细菌战。为此，中国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5万人因此罹难。

    故此，被救助的美国飞行员从心底里把救助他们的中国百姓视为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中国军民的救援，杜立特机组机毁人亡，杜立特突袭东京的行动就算不上是成功。

    以杜立特突袭行动为标志，同盟国开始向德意日法西斯发起全面反攻。随着日本在中途岛海战的失败、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夺回了主动权，日本军国主义加速走向灭亡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中国战场上，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过去，胜利的曙光也开始出现！

    杜立特行动的意义不可小觑。

    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时说：“美国杜利特将军率领轰炸机队飞越半个地球前来助战，你们救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这些感人的事迹，美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1990年9月，杜利特的朋友、原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副总裁穆恩组织一支5人考察团来到中国浙江和安徽寻访当年营救过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经过近50年时间，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寻找救命恩人？7号机组的机长劳森中尉的一席话能够破译这个谜。他说，自从在桂林机场与救助过他的陈慎言医生分别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陈医生，也没有他的消息。连说声再见、表示一下感谢的机会都没有。有生以来，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老实厚道的人。从在L村相识起到现在，他对我们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脱搪塞，不论白天黑夜，对我们的照顾更是细致入微，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厌烦。我在后来给陆军部的报告中写道：“用笔墨难以表达对陈医生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劳森的话，表达了所有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对营救他们的中国人的真挚感情。（注：当时劳森在写《东京上空30 秒》一书时，日本还占领着中国大片国土，为了保密不使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中国人受到日军的迫害，书中的一些地址用英文字母代替。）

1990年有44位突袭队员签名的感谢信

    应“杜利特尔轰炸机队协会”的邀请，1992年3月13 日，一架波音客机专程来中国接陈慎言、朱学三、曾健培、赵小宝、刘芳桥5位老人，去美国纽约与杜利特及其幸存者会面。5位老人参加了“杜利特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受到了崇高的礼遇和热情款待。50年后，营救者和被营救者重逢，彼此都非常激动，大家愉快地进行交谈，回忆往事，互相祝愿，重温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艰苦岁月中结下的深厚情谊。

    1992年3月18日，杜利特轰炸机队飞行员的代表和中国营救杜立特的老人和在威尔逊中心欢聚一堂。飞行员中有四对夫妇是特地从外地赶来的，为着和当年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他们的亲人叙旧。

    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已70岁的赵小宝身上。就是这位瘦弱的女子，当年为泅水上岸的美国飞行员烘衣做饭，拿出家中仅有的鸡蛋招待他们；还与邻居一起为落难的美国飞行员换上渔民服装，避开日军的封锁线，用小舢板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年逾七旬的穆恩夫妇再次感谢她们一家的救命之恩，向她赠送礼品。穆恩拿着一瓶红葡萄酒深情地说，请你把它带回中国，当你喝酒的时候，就会知道在大洋彼岸有人在感谢你。赵小宝老人也为老朋友带来了礼品。她亲自把浙江特产真丝头巾送到四对美国夫妇手中，声音哽咽地说：“我上了年纪，不能多动了。我期盼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继续下去。”

    11号机组的飞行员开普勒推出50瓶啤酒回赠50年前曾健培给突袭队员找来的一瓶“上海牌”啤酒。

    在“杜利特尔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这段历史作了高度评价：“在突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做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利特尔行动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些英雄们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做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人。”

    布什本来计划在白宫接见5位中国老人，因临时有事提前走了。他委托国防部长切尼接待老人，并在留言中写道：“美国飞行员是英雄，你们救他们也是英雄，我们向善良的中国人民致敬！”

中国老人（左三起）陈慎言、赵小宝、朱学三、刘芳桥、曾健培和被他们营救的杜立特突袭队员在白宫门口合影

1992年美国防部长切尼在办公室会见营救突袭队员的中国老人（从左至右：曾健培、陈慎言、刘芳桥、赵小宝、朱学三）

1992年美军空军学院赠给5位访美中国老人的感谢牌

感谢信

赠给营救突袭队员的中国老人的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