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抓紧进行休整，养精蓄锐，随时准备人关作战，以解放平、津等地。我在冀察热辽地区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恢复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做好各种准备，以随时支援大军入关作战。

    12月中旬，我接到东北局开会通知，要我出席东北局会议。沈阳解放后，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总部即移驻沈阳。我即刻赶往沈阳，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这时我才了解到，中央军委为防止蒋介石将平、津地区之嫡系军队南撤以加强其长江防线，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将傅作义集团滞留并聚歼于华北地区。为此，中央军委命令我东北野战军立即停止休整，采取夜行晓宿的方法，隐蔽入关，首先隔断平、津和津、塘间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将其分割包围，然后各个歼灭之。同时命令华北野战军出击平绥路中段和平张线，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前出平、津、塘、唐地区争取时间。为了协调平、津地区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三人组成党的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和管理平、津、唐等地的一切事宜。

    在东北局开会期间，我向东北局和中央建议，撤销了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领导机构。其时，中央军委已任命我和黄敬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准备进关去接管天津。

    我在沈阳开完会，即兼程返回热河，迅速结束了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工作，尚余善后工作由高自力负责处理，我与黄火青一起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人关，准备去接管即将被我军解放的华北第一座大城市天津。

    我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于12月底到达北平附近，在胜芳与黄敬带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我们在一起研究拟定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天津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以报送总前委审批。

    这时，我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华北野战军，已将新保安、张家口之国民党守军全歼。为了进一步孤立北平，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奉命积极准备攻取天津，并组成了以刘亚楼为司令员的攻城司令部。

    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当时有人口二百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率十三万军队负隅顽抗，拒绝向我军投降。我东北野战军集中三十余万人，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法，于1949年1月3日开始了扫清敌外围据点的战斗，于14日发起对天津城垣总攻。经过29个小时激战，至15日下午3时许，全歼天津守敌，活捉陈长捷，解放天津。

    我和黄敬带领准备接管天津的干部于14日进人刘亚楼攻城司令部指挥所。15日凌晨，我军即突入天津城内。我们便随攻城部队一起，冒着战火硝烟，进入天津市区。当天夜间，我们接到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署名的电报，略谓:除黄克诚、黄敬已经中央指定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外，同意以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同志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在我们进入天津之前，中央已任命我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我们一进入天津，就亮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由王世英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参谋长。

    我们当时确定的工作方针是:“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管工紧而有地进行。我们宣布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黄敬就任市长。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了下来，工厂、企业迅速恢复了正常生产。

    天津市原来有两家颇具影响的大报，一是《大公报》.是《益世报》，都是日报，天天要出版发行。我们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时，曾研究了对这两家报纸如何办的问题，需要马上做出决定。《益世报》不能允许它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大公报》怎么办?我考虑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得严格一点为好，以免出乱子，于是就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此事很快被中央察知，为此我受到中央的批评，说我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定天津《大公报》停刊。经中央批评以后，天津《大公报》即复刊。打这以后，我除了忙于市委和军管会的日常工作之外，还得过问报纸工作。我恐怕报纸出什么差错，要求报社将每天出的报纸大样都要送我审阅，我天天半夜都要起来看报纸大样，搞得相当疲劳。

    天津市的社会和生产秩序恢复正常以后，刘少奇同志曾来天津作过两次报告。一次是在党的干部(主要是工会干部)会上，少奇在报告中要求我们的干部对资方不要讲斗争，以团结资方，搞好生产。另一次是召集天津的资本家开会，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当前一个时期还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他要求资本家放心大胆地干，一个厂可以发展成几个厂，以对国家贡献更大些。对于刘少奇的这两次报告，我都当面向他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当前对资方是要团结，但不能放弃斗争，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解放以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首先应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立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国民经济基础。这说明我当时的看法和少奇同志有差距。

    继天津解放之后，北平于1月31日和平解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过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由河北平山进入北平城。5月份，毛泽东把我从天津召到北平，向他汇报天津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等情况。我将在天津四个月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完了之后，毛泽东留我和他一起吃晚饭。毛泽东仍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席间只有四菜一汤，菜做得也极简单，我们都是湖南人，都喜欢吃辣子，每盘菜多放些辣椒就是了。我们边吃边聊。突然间，毛泽东停下筷子，问我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一听此言，方知自己的想法与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也有很大差距。在这次当面考试中，我在毛泽东的心目里是不及格的。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其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而我当时的思想则认为，解放以后，主要应抓生产，搞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虽然也会有阶级斗争，但这并非主要矛盾。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经营数月的长江防线，胜利地渡过长江，江南半壁江山陆续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着最后的覆灭。5月份，党中央任命我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要我准备南下，去主持即将解放的湖南省的工作。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建设人民自己的新湖南，心情自然十分高兴。这时，我一边着手组织湖南省的各级班子，一边考虑到湖南后的工作方针问题。经中央批准并正式任命王首道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即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南下向湖南进发。7月，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进军湖南，8月，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我军进入长沙，湖南遂告和平解放。我因为要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没有马上到湖南赴任，暂留在天津。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我以中南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会议。我在会议开幕之前几天到达北平，正赶上程潜从湖南赶来北平出席会议，毛泽东邀我同他一起到火车站去迎接程潜。毛泽东告诉我说，中央已决定在湖南组建军政委员会，由程潜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并嘱咐我要善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共事，建设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