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西路军的后代，我在大半辈子的人生轨迹中，对西路军是那么的生疏，觉得它是那么的遥远。不但在各种报刊杂志、党史军史资料中，以及影视作品中从未看到过对它的宣传报道，甚至也从未听我父亲提起过它。后来才隐约知道它是四方面军的一部分，是因为执行了错误路线而遭到了全军覆没，只有极少的人幸存了下来，而我的父亲就是幸存者中的一员。我曾经为此而感到迷茫，既为我父亲成为极少数的幸存者而感到庆幸；又为我父亲不仅是四方面军的一员，而且还是西路军的一员而感到悲哀。甚至幼稚的自个儿在心里埋怨父亲，为什么不参加中央红军呢？直到近些年来，有关西路军的报道越来越多，使我对西路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且通过查看我父亲的档案资料，了解到了我父亲是如何阴差阳错的成为了西路军的一员，也了解到了一些他和西路军战友们所经历的那段悲壮战斗历程；更了解到了四方面军在中国革命中所起到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及西路军为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和抗日统一战线所立下的伟大历史功勋。

    记得小时候，天气太热，父亲在院子里乘凉，我们几个孩子常围在他身边数他身上的枪眼（在我父亲的档案中，记录的是他曾经四次负伤。但我们发现，我父亲的身上至少有近十处伤疤。其中大腿和一个胸口上的枪眼因为是贯通伤，就有进出两个伤口，而且出口明显要大许多。这样，虽是两个伤口，但也只能算一次负伤。解放后, 胸口的贯通伤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在他胸口上还有一个枪眼，是1933年初攻打巴中时留下的，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子弹没有取出来，结果这颗子弹在他身上存留了55年，伴随着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直到他去世。根据他生前每次体检时照的片子观察，这颗子弹从最初的胸口位置已经慢慢的下坠到了腹部隔膜处。另外还有几处伤疤是手榴弹炸伤的，未计入档案的负伤次数中），他总是说：“我们这些人（应该是指幸存的老红军），都是从子弹堆里筛出来的”。直到如今，看了、听了那么多有关红军艰难历程的故事，特别是了解到红西路军的惨烈战斗历程，才真正体会到父亲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我的父亲叶声，原名叶春桥，湖北孝感人，1931年（15岁）参加红四方面军，被分配到第4军12师34团2营4连当战士，两个月后任连部通讯员。1932年9月任2营营部通讯员。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转为共产党员。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反三次“围剿”著名的四大战役中的《商潢战役》之“豆腐店战斗”、《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反四次“围剿”的“激战冯寿二”、“恶战七里坪”、“决战胡山寨”等战役。更是在突围西征的路上，跟着团长许世友、营长吴世安，“勇夺大坡岭”、“血战漫川关”、“抢占竹林关”、“大战子午镇”，拖着红肿的双脚，克服了重重困难，转战三千里，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于1932年底，翻秦岭、涉汉水、越巴山，踏上了建立川陕根据地的胜利道路。

    在1933年1月攻打巴中的战斗中，我父亲第一次负伤，两个月后伤愈归队，被调到4军12师34团团部手枪连通讯排任副班长，不久任班长。参加了川陕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战斗。1933年10月，在反“六路围攻”开始时攻打开江（开县）的战斗中，我父亲第二次负伤，子弹打穿了大腿，眼看就要落入敌手，幸得许世友率领手枪连反击敌人，将我父亲救出。半年后伤好归队，我父亲被任命为9军25师（由4军12师34团扩编而成）73团4连排长，不久升为副连长。两个月后，被调到红四方面军首次举办的教导大队学习和工作，先后任一期学员班长、代区队长，一期工作区队长、队长。期间，在徐深吉的带领下，参加了《万源保卫战》最著名的“血战大面山”战斗。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我父亲在第一次过草地的时候第三次负伤（万源保卫战时也负了伤，被手榴弹炸伤了几处，不是特别严重，随部队修养了一段时间，未离队，未计入档案中的负伤次数内），伤口还未痊愈，又接到张国焘第二次过草地的命令（我现在很难想象，我父亲当时是如何在饥肠辘辘的条件下，拖着伤残的身躯，第二次走过那吞噬了千万名红军将士的茫茫草地的）。难怪他在看完电影《万水千山》后说：“革命要是这么容易，早就成功了”。我当时对这句话很难理解。

    我母亲是山东人，经常爱包饺子，但是每次包韭菜馅饺子，我父亲都不吃，我们都很奇怪。后来我母亲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我父亲在过草地的时候，吃了太多的野菜和青草，把肠胃都吃坏了，所以后来一吃韭菜，胃里就冒酸水，非常难受，就再也不吃韭菜了。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天全、名山时，我父亲由红军大学（由教导大队扩编成随营学校，再扩编成红军大学）调到31军，被任命为军部通讯队队长，兼教导队、轮训队队长。两个月后，成立了31军军部特务营，我父亲被任命为特务营营长（辖通讯队、炮兵连、骑兵连、工兵连、侦察连）。

    百丈关战役失利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北上，再次翻越雪山，第三次过草地，于1936年10月到达甘南，与中央红军会师。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31军接总部电：调31军军部特务营工兵连到会宁总部接受任务（本来我父亲可以不去，可以由工兵连自己去，当时我父亲是想带工兵连去会宁总部接受任务时可以看看中央红军）。到总部以后才知道过黄河。后来由总部直接指挥，工兵连进到黄河边靖远县境的渡口附近担负渡船任务。

    当30军、9军、5军和总部渡过黄河后，敌人突然逼近，31军来不及过河，被迫转移。总部首长命令我父亲立即率工兵连归队。我父亲考虑再三，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敌人已经迫近，既无地图，又无向导，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31军的确切位置（我军和敌军还都在不停的运动中），很难找到31军归队。经请示总部同意，我父亲率工兵连随总部过了黄河。就这样，我父亲阴差阳错的加入到了西路军的队伍之中。过黄河后，工兵连被并入了总部特务团，我父亲被任命为特务团连长（特务团没有营的建制，连长都是由营职干部担任）。我父亲提出希望回到老部队去，经总部批准，在古浪战斗后，部队快到达凉州时，回到了9军。

    在此，我要向党史、军史各部门，以及有关西路军的各博物馆、纪念馆补充一个历史资料。在以往记录西路军历史的资料中，都写着西路军是由四方面军总部机关、9军、30军和5军所组成。其实在西路军中还有一支部队，即由我父亲率领的红四方面军31军军部特务营工兵连。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是一支整建制的连队，与其他兄弟部队一样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是31军的代表，应该记入红西路军的序列之中，而不应该被忽视，被遗忘。

    回到红9军后，我父亲被任命为27师师部通讯队队长。不久，因为部队减员太多，军部为了精简机构、轻装，把25、27两个师部撤销了，军部直接指挥团，我父亲被调回九军军部任通讯队队长。在从永昌西行不久，因为前线部队的指挥员伤亡太大，军部将我父亲派到25师75团2营任营长。

    1937年3月初，在西路军余部转移到祁连山之前最后的战斗中，我父亲身负重伤，子弹打穿了胸部（贴近心脏），腿部又因为在过冰水河的时候，严重冻伤，很长时间不能行走，被转送到了总部医院。没过几天，西路军就彻底失败了。蜂拥而来的敌人对伤病员进行了疯狂的捕杀。医护人员和伤病员没有任何抵抗能力，能走的就各自逃命了，不能走的不是被敌人打死，就是被敌人抓去。我父亲的勤务员和马夫也跑散了，他挣扎着爬上一匹骡子，跟随着其他同志往深山里走，途中遇到不少失散人员，又多次被敌人冲散。

    我父亲在大山里游走了半个多月，遇到了总部骑兵团的30多名指战员，准备与他们一块向东突围。在即将出山时，因天色已明，准备天黑再行动，但一名战士不小心暴露了行踪，大家又太疲倦而睡着了，不幸被敌人俘虏。敌人将我父亲和许多红军指战员押送至甘州，后又押送至凉州，关押了几个月，受尽了各种折磨。7月，在敌人押解他和黄鹄显、朱潘宪、沈秀达、陶勇、郑大林、罗少卿等二十多名红军指挥员去南京的途中，路过西安时，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叶剑英参谋长营救，回到了延安。

    之前，我知道我父亲是老红军，而且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们三过草地、数次翻越雪山，非常艰辛。后来，我又知道了我父亲还经历过西征突围中的“血战漫川关”，万源保卫战中的“血战大面山”，南下作战中的“血战百丈关”等许许多多血腥战斗的生死磨炼。但是，当我了解到西路军征战是那样的艰辛和惨烈，而幸存者竟是那样的屈辱时，我震惊了！他们几十年来，头顶着张国焘路线执行者的帽子，不停的被怀疑、被打压、被不公正的对待，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连他们这支二万多人的红军主力部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及巨大的牺牲都不被党中央所承认；幸存者不但不能向世人展示他们的英雄壮举，反而连自己真实的经历都不敢如实的告知家人，这是多么大的屈辱啊！对此，之前的那些再激烈、再血腥、再残酷的战役、战斗和西路军的征战比起来，都算不得什么了。西路军将士在天寒地冻、人烟稀少、无粮、无水、无衣、无弹、无援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凶残的马家军作战，不但消灭了两万多敌人，而且还顽强的坚持了四个多月, 吸引了大批的敌人，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压力。在这二万多人的队伍中，有红军中最能战斗的三个主力军；有一支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数上千的妇女武装-“妇女抗日先锋团”，竟然几乎全军覆没。直接牺牲的达七千多人，被俘的九千多人，失散、失踪的四千多人。被俘人员绝大部分是因为伤病或饥饿失去战斗力的将士，以及手无寸铁的后勤人员和女兵们。女兵中又绝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被俘的西路军将士，很大一部分被敌人用各种令人发指的方式杀害了。活下来的也遭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特别是那些女兵们，更是遭受了敌人各种惨无人道的蹂躏。在几千至上万的被俘人员和失散、失踪人员中，大约有四千人经过千难万险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在解放后的建设岗位上勤奋工作，但是几十年来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归队，被迫流落在当地，但他们心里装着党，装着红军，顽强的生活着，终于迎来了解放；还有少数人历经磨难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但因为错过了归队的期限，不得己而痛苦的返回了四川、湖北、江西老家，终身为农，但心里一直都坚定着信仰（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原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不论是在敌人凶残的屠刀下，还是在敌人非人的蹂躏下；不论是被迫流落在当地艰难求生，还是沿途乞讨返回家乡为农；再凶再险，再苦再难，西路军将士中也没有几个投敌叛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