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担任军团领导人的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何长工等，也分别表达了对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的由衷敬佩。彭德怀说：“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于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杨尚昆说：“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捩的作用，……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 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人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聂荣臻说：“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何长工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的前堵后追，妄图一举歼灭红军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不得不由我们牵着鼻子转。”留下这些回忆的人，当时要么是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最高决策层的重要成员，要么是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都直接参与了四渡赤水战役中重要军事行动的决策与实施。作为这一重要战役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他们的看法反映了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关键性战役，把遵义会议关于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大决策付诸作战实践，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毛泽东作为四渡赤水战役的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协助下，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指挥中央红军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不断变化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走”“打”结合，往返穿插，声东击西，与十倍于己的敌军巧妙周旋，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把战略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里。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所指出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从 1月末到 3月下旬，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至 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孙子兵法》云：“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遵义会议后，重新回到党和红军主要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以驾驭复杂战局的卓越才能和出神入化、变幻莫测的指挥艺术，制敌而不制于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一举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中坚力量，成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