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卜成回到我村附近的山上，作外出的准备。因为整天在山林里生活，不见阳光，两人的脸色十分苍白。如果就这样出去，容易引人注目。我们便每天到山下去晒一阵太阳，以恢复正常。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山下晒太阳，还没有上山，我弟弟就送饭来了。我对李卜成说:“这几天风声很紧，我们还是把饭拿到山上去吃稳当些。”李卜成还想多晒一会儿太阳，他不以为然地说:“你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我没有跟他多说，端起饭就往山上走。他无法，只好跟着我上了山。就在我俩刚刚爬上高坡，尚未进入树林之中时，山下的村子已突然被民团包围起来。我们见势不妙，急忙钻进树林之中。李卜成这时真有点慌神了，摔了个大跤。我见他那着急的样子，与方才在山下不想上山吃饭时的神情判若两人，便半开玩笑地说:“你慌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工夫，敌人就会来吗?”他不好意思地说:“幸好我们没有在山下吃饭，不然的话，这次可就逃不脱了。”

    我俩在树林深处吃过饭后，一直不敢出来。到了深夜，我们估计敌人已经撤走了，才下山摸进村子里探听动静。经过了解才知道，白天我弟弟给我们送饭回去的路上，就被敌人抓住了。敌人问他我家住在什么地方，指名要抓捕我。来到我家附近，我弟弟把我家的房子指给他们，敌人就冲人我家搜查，我弟弟趁机溜走了。敌人在我家里翻腾了一阵子，没有找见我，就逼迫全村男女老少到一个打谷场上集合。敌人在人群中逐个辨认，并派兵在全村逐户逐屋搜查，折腾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抓到我。敌人就把我父亲抓起来拷问。我父亲确实不知道我回来的消息，拷问了一通，还是一无所获。敌人临撤走时，要把我父亲带走。有个豪绅说:这老家伙一点油水也没有，带走也没有用，还得白管饭吃。众乡亲又一再说好话求情，敌人才把我父亲放了。

    敌人这次围捕，更提高了我们的警觉性，促使我们加快了外出的准备。我们让黄品清到李卜成家中，设法筹措到几十块钱作路费，我和李卜成二人就离家上路了。临走前，我回家去见了父母一面。父亲一见到我，气得暴跳如雷，指着我大骂一通。骂着骂着，气噎胸喉，骂不成声。我母亲在一旁讲风凉话，她说:“这都是你们让他出去读书的报应! 这下可好，读书读成气候了，读得好!读得好嘛!”我一见这种场面，不能再说什么，就扭头走出家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父母的面。这次我离家出走的时间，大约是在1928年10月初。

    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就这样失败了。暴动后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来少量干部和第二十九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形成一支武装力量。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造成的结果，当然也和我们这一批县一级干部缺乏经验、缺少能力有关。但我始终认为，当暴动队伍拉上井冈山之后，上级作出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当时上级作出这样的决定，固然是因山上生活给养不济、环境困难所迫，但这个决定实非上策。先行下山的四县武装相继垮掉后，留在井冈山上的宜章暴动武装(第二十九团)，又于同年8月和第二十八团一起，随朱德下山到了湘南。虽曾一度打下郴县县城，但不久，第二十九团就在敌人集结兵力反攻下瓦解。这支拥有两千余人的暴动武装，只保存下来一小部分，由胡少海、胡士俭、李子超、萧克等带领随着第二十八团返回井冈山。以后陈毅曾对我说过，毛泽东由于接受了我们那次失败的教训，对第二次回返湘南的行动坚决反对。但是，部队没有听从毛泽东同志的劝说，贸然下山，故而再次受到损失。

    总的来说，湘南暴动每一步都有严酷的教训。这些教训，都是许许多多的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当我回顾这段历史，总是深切地怀念那些为革命而捐躯的先烈们。 

    湖北省黎民红文化交流中心摘自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