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信仰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认为，信仰就是人的灵魂，魂在人在，魂灭人毁。在革命的这条道路上，瞿秋白、方志敏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救民于水火；焦裕禄、孔繁森等无数领导干部鞠躬尽瘁，为的是谋一方百姓福祉；张思德、雷锋等无数人甘做“螺丝钉”，为的是践行为人民服务。他们灵魂是美丽的，更是伟大的、崇高的！

    生活的故乡是人人都熟悉的，灵魂的故乡却很多人陌生。当我们每天行色匆匆，为了眼前的蝇营小利，又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灵魂的故乡在哪里？是什么，支撑我们义无反顾，不惧艰险地去追求、去创造、去奋斗？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渐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从民富走向国强，在这浩浩荡荡一路高歌向前之时，我们更要不忘初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坚定信仰。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的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真是一语道破处世之哲学，人生之真谛！我们魂从何处来，应该要有怎样的高尚灵魂，我想都可以从习总书记这句话里得到启发！

    闽西和赣南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它是当年的中央苏区，也是见证无数英雄儿女为了崇高的信仰而奋斗牺牲的红土地。

    从1929年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来到这块民风淳朴的地方开始，众多客家儿女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次次补充兵员，哥哥倒下弟弟接过红旗，丈夫倒下妻子接过红旗，父亲倒下儿子接过红旗…二十年红旗不倒，为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人类崇高事业，他们用血和泪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赞歌，铸造了美丽灵魂的故乡！

    前仆后继只为崇高的信仰

    在我的红军文物收藏中，有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图1）。在借谷证的下方，盖有一枚椭圆形的公章，能清楚地看出发证单位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四师供给部”，此证就是当年隶属于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烈士之遗物。看过电影《绝命后卫师》，再手捧起这张不同寻常的红军粮票，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感慨良多。

图1    红军三十四师遗留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时，已然抵达湘江江畔的红军三十四师，为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渡过湘江，又奉中革军委电令改道前往枫树脚阻击桂军。红军三十四师孤军深入，面对十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英勇奋战，在灌阳、兴安、全州的新圩、龙山、堰头、鱼岩村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拼杀。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拼、用大刀砍、用石头砸。终究是寡不敌众，几近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为了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补上一枪。警卫员不愿意，流着眼泪为师长包扎好伤口，抬着他且战且走。不幸被捕之后，在敌人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的路上，这位英勇无畏的红军师长乘敌不备猛地撕开绷带，用尽最后气力把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最后，除了一00团团长韩伟等几人跳崖幸存外，全师6000余名官兵，为掩护全军渡江，壮烈牺牲。雷云滚动，山河哭泣，这些官兵用鲜血和生命为长征的胜利铺筑了前进的道路，实践了他们为苏维埃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湘江之战，堪称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战役。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主力红军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欲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然而，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这场恶仗中，五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悲惨壮烈，致使当地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为了弄清楚红三十四师的来龙去脉，祭奠为中国革命牺牲的英烈，我埋头苦读，翻阅了不少文史资料。后来才知道，其实在红军历史上，曾经有过4个红三十四师，真可谓是前仆后继！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心中的革命信仰，为的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

    1930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在龙岩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随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以平和的朱积垒团、龙岩独立1团、上杭独立2团、上杭独立6团、永定独立3团、连城独立5团为基础成立红军第九军。4月10日改称红十二军。红十二军下辖3个纵队共3500余人。6月19日，在福建长汀县举行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根据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决定将红四、六、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军团。至此，红十二军成为主力红军部队。10月7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下达《关于部队编制问题的通令》，规定所辖各军的纵队改为师，支队为团，大队为连。红十二军所辖第一纵队整编为第三十四师，师长周昆，政委高自立。这就是历史上第一个红三十四师，主要由闽西籍人员组成。

    1930年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各县地方工农武装整编成闽西红军第二十军，下辖三个纵队，全军1200余人。6月下旬，红四军第4纵队从红四军调出，与闽西其他地方武装合编为红二十一军。1930年10月1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将红二十军、二十一军合编为新十二军，隶属于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9月底，红一方面军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第一个红三十四师改编为红十二师，归红四军建制。将新红十二军缩编为十二军三十四师，新红十二军番号取消。这就是第二个红三十四师，也都是由闽西子弟组成。

    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重组红一、三、五军团。6月中旬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0月，红十二军军部人员和三十六师组成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划出军部和三十六师到红二十二军以后，留在闽西的三十四师又重新组建红十二军，同时重新组建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师。此次重新组建后的红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政委曾日山，隶属于红五军团。这是第三次组建红三十四师，也都是由闽西子弟组成。

    1933年6月7日，红十二军缩编为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一团。之后，中革军委将红十九军缩编为红三十四师，这是历史上第四个红三十四师，归福建军区指挥，之后不久又改归红五军团指挥。1933年10月红三十四师与红十九、二十师组成红七军团。此时的红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政委程翠林。1934年6月，陈树湘任师长，程翠林任政治委员，红三十四师由红七军团再次调入红五军团。第四个红三十四师仍然都是由闽西子弟组成，这也就是电视连续剧所说的《绝命后卫师》。

    从红三十四师演变的历史可见，闽西人民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次又一次为红军部队的组建补充兵员，一次又一次地由地方部队编入红军主力部队，无私无畏，前仆后继，一心跟党走，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在这片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有着他们不屈的灵魂。

    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信仰之路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票证中，有一种收据非常特殊，叫做“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图2）。尽管这些收据记录的节省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却表达了苏区人民群众支持革命战争，支援红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真情实意，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写照。

图2   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

    由于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的迫害，军事上的“围剿”，经济上的封锁，中央苏区的财政极为困难。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受到经费的掣肘，很多工作难以开展。为使有限的经费能够保证前方的需要，党和苏维埃政府在财政上贯彻节省方针。我们所看到的“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只是苏区节省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些粮食票据虽然其貌不扬，所记载的节省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但它所体现的却是一种艰苦奋斗的先进文化。它像是历史的老照片，记录了那个时期曾经发生过的革命故事。

    苏区的节省运动很早就已展开。江西苏维埃政府早在1930年11月就曾经发出通告，号召节省伙食费和办公费，支援革命战争。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曾经于1931年9月作出规定：“各级政府办公的费用，在现在财政困难情形之下，须尽量节省，工作人员须规定额数，不得随便安插闲员，所有群众团体，除少先队儿童团以外，一概不得在政府预算内开支”。“一苏大”以后，苏区的财政支出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项目增加了，包括大规模的苏区经济、文化建设、苏维埃政府运行等等，而且各项支出规模也扩大，尤其是红军部队供给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红军筹款却不断减少，这就使得本就困难的苏区财政雪上加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人民委员会就发布第三号通令，号召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开展节俭运动，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杂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得浪费，以免多耗经费。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之后，为了使节省运动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以更实际地帮助革命战争，中央政府机关于11月20日成立了节省委员会。随后，各级政府和各团体机关相继也成立了节省委员会，加强了对节省运动的组织领导。12月2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向全苏区广大群众发出了“实践六项节省规约”的号召，六项节省规约是：（一）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二）不进馆子，不吃零食；（三）节省办公费百分之三十；（四）普遍建立节省箱；（五）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六）开展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933年冬，为了克服困难，支援前线，苏区当时点菜油灯，规定每2至3人共用一盏灯，一根灯心。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按规定可以点三根灯心，为了节约，他和大家一样用一根灯心，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在他的模范行为带领下，整个苏区掀起了节约运动的高潮，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优良传统。

    1934年4月19日，时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还签发了《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指出：“为了战争的全部胜利，为了苏维埃的利益，继续开展节省运动，是各级政府机关及后方军事机关的当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之一”。

    1934年6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信的第一条规定：真正开展群众的节省三升米的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000担谷子。并且规定这一节省粮食运动必须于7月10日前完成。各级党部及苏维埃应该把节省粮食的动员，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南方的6月正是早稻青黄不接之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支援红军，分配给江西省12.5万担，粤赣省9000担，赣南动员区25800担，中央直属的瑞金、西江、长胜、太雷4县37700担。截至7月底，兴国超额完成任务1倍以上，瑞金、于都、博生、胜利、太雷、石城、西江、长胜、会昌、赣县、杨殷等县，都超额完成了任务，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等县完成借谷任务比原计划超额8700多担，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给。瑞金全县仅有24万人，在中央苏区5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不仅向红军部队输送了近5万青壮年，还支援了红军谷子25万担。

    “每人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告诉人们，这是苏区群众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贡献。苏区广大群众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号召，自觉投身节省粮食运动中去。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红薯芋头当主粮，将家中的粮食大部或全部交给政府，运往前线支援红军作战。如长汀赤田区下江乡妇女主任，其丈夫和哥哥都在当红军，当借谷运动动员大会一召开，她就自告奋勇认借60担谷子给红军。会上，她告诉大家：“今年，我家收割谷子30多担，我全部交给红军。不够的，我将家里一头一百多斤重的肉猪卖掉，买回谷子送给红军。家里粮食不够，就用杂粮野菜充饥，只要红军哥哥吃饱饭，多消灭敌人，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人民的利益，就是再饥再饿，我也情愿”。正是因为苏区有千千万万个像妇女主任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红军才能吃饱肚子打胜仗。

    1934年9月11日，《红色中华》刊登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据金库报告∶四月份收 30375.122元；五月份收16718.758元；六月份收18712.447元；七月份收2089.833元 。共87896.208元。

    这是根据金库收到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实际数字并不止此，而且要超过很远，举个例子：

    邮务工人在这几个月内缴还工资达7000元，邮总局没把他马上送交金库（八月内才送到4000多元，又邮务工人以前交邮政工会的节省款数目还没弄清），又总卫生部各院五月节省及捐助款15166.225元，六月份8172.206元（退回公债在外），都没有列入金库的收账。

    保卫局报告∶ 三月至六月节省共钱4693.732元（节省衣服在外），而已在金库收账的只336.968元。

    瑞金直属县报告∶自四月份节省以来收到节省款2565.348元，而在金库收账的只352.601元。

    粤赣审计分会报告∶ 二月至六月节省款1805.689元，又群众节省款1398.154元，而在金库收账的只1992.79元。

    总供给部各部队节省金额统计∶ 四月份970元，五月份5403元，六月份2135.256元，而金库五月至七月收总供给部的账只386.124元。

    江西审计分会统计∶二月至六月全省各项节省款20152.015元，而金库四月至七月收入江西各项节省款却有30678.358元，这是统计没有确实。

    又国家企业机关（经济部所管的）的节省，据国民经济部会计局报告∶ 共计有4072.623元（没说何时起至何时止），但这一统计是不确实的，比如金库曾收到中央印厂节省款322.7元，而会计局的统计，都没有印厂的名字。

    苏区群众性的节省运动，由于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节省，依靠和发动群众，军政、军民共同节省，以及把节省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结合起来，把节省运动与统一财政、裁减工作人员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积累了经验。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对于今天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之梦，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辈当效之！

    为了信仰什么都可以奉献

    2018年1月6日，我应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摄制组邀请，在江西瑞金拍摄一个红色收藏家寻找苏区文物的外景。这个外景地叫下肖，位于瑞金市西南部，离市区大约3公里，现在叫沙州坝乡大布村。下肖是当年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也是当年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在地。许多苏区政府要员和红军高级指挥员曾在这里居住过，包括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以及毛泽覃和夫人贺怡等。

    在下肖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大厅右边，有一排用土坯砌成的房子，裸露着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墙缝，很适合拍摄演示勾墙情景的外景，导演和摄影师都非常满意。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就在此拍摄。

    我抬手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上午9点20分。两架摄像机刚刚架好，导演交代我们如何演绎勾墙时的情形，并叫我们先试演一下看看。谁料想，这一试演不要紧，真让在场的人都看傻了眼。竟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勾墙寻找苏区文物的故事，让演习变成了真实的故事！

    江崇茂先生先用铁钩子试钩了两下，在伸进第三个墙缝时，他自言自语道：“还真是有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纸团从墙缝里钩了出来，转身拿给我，让我展开看看是什么东西。我接过小纸团，小心翼翼地吹去了表面的灰尘，慢慢将它展开。这一展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是一张苏区通行证（图3）。我赶紧右手扶好雨伞，左手拿着通行证，欣喜地向两台摄像机和在场人员展示。在场的人也激动万分，一时间欢腾的声音盖过了雨声，满心的喜悦驱走了身上的寒冷。紧接着江崇茂又勾出一个用布缝制的五角星（图4）。五角星的一面还写有一些字，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模糊了。我轻轻拍打着去掉粘在上面的灰尘，然后不停地转动角度辨认，好一会儿才看清是“送夫当红军”五个字，中间有一个装饰成牡丹花形状的“光荣”两个字。

图3   胡春秀的通行证

    待拍摄工作结束后，我拿着苏区通行证和“送夫当红军”的布章，询问在旁边看热闹的老人。他们认真看了看通行证，告诉我通行证所写的持证人是胡春秀，家住山淇，欲往县城去，时间是1931年5月12日。据老人介绍，这周围住的都是姓胡的人。胡春秀是这里嫁到山淇去的。山淇位于瑞金市的东北部，即现在的叶坪乡山岐行政村，离市区大约7公里。通行证上还盖有两个椭圆形红色印章，只有一个能看得清楚印文，是“瑞东区云集乡苏维埃政府收发处”几个字。从地图上看，山淇、云集、县城、下肖刚好处在一条直线上，相距大约10公里。据他们分析，应该是胡春秀送完丈夫当红军之后，带着这个苏维埃政府发给她的“送夫当红军”的证章和通行证就回娘家了，并且把这两件东西塞到娘家的墙缝里，这一藏就是80多年，光阴似箭，斗转星移，留下了这些文物见证当年轰轰烈烈的行动。

图4   “送夫当红军”红布章

    这个“送夫当红军”布章是这一段历史的缩影。小小的红布章，折射了苏区人的思想境界，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精神！

    1934年5月30日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一幅瑞金八兄弟当红军的图画，记录了瑞金下肖区杨荣显老人8个儿子先后当红军的真实事迹。杨荣显生了8个儿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的第二天，杨荣显就高高兴兴地把两个儿子送到红军部队，不幸的是不到三个月两个儿子便战死沙场，杨荣显便成了烈属。他对前来慰问的区干部说：“我家一共有八个儿子，最小的也有十二岁了。光荣牺牲了两个我不悲伤，他们没有给我杨家丢脸，是真正的铁血男儿，如果共产党红军需要，我准备把身边的六个儿子也送上前线去！”杨荣显并没有说空话，不久，他又送了四个儿子去参加红军。结果，在激烈的战斗中，四个儿子又战死沙场。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杨荣显又把剩下的两个儿子一起送上了前线。“扩红”干部叫杨老留下一个儿子照顾家庭。他却说：“不要紧，要上都上。”不料，两个儿子也分别在广昌战役和宁都黄陂战场壮烈牺牲。杨老心中哀痛不止，但他说从不后悔，为了革命他的儿子就是人民的儿子，人民需要他们在哪里，他们就应该去哪里！

    1934年深秋，在杨荣显老人弥留之际，毛泽东带着儿子毛毛，去看望老人，并嘱咐毛毛叫杨荣显老人为“爷爷”，老人就这样无怨无悔，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无怨无悔，安祥地离开了人世。

    看一看这红土地，有多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可以把最亲爱的人都贡献出来。想一想他们无畏的勇气，坚定的信仰，生活在幸福年代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毛泽东坚守信仰的故事                               

    2015年元旦期间，经过几次波折，各种艰辛不表，最后我非常荣幸地收到了两张残破的苏区布告，再经过文物修复公司的精心修复，这两件珍贵文物才得已恢复本来的模样。

    这其中有一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图5），这张布告类似于我们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布告。拿回这张布告，粗看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号布告差不多，但仔细一比较，才发现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由张闻天担任。

图5  “二苏大”第一号布告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即毛泽东既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既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又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双肩挑”，一个人任两个职务。

    “二苏大”改变了这种做法，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同志担任。同时，人民委员会不再设副主席。

    “二苏大”的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为什么只有主席张闻天一人，没有其他副主席？就像现在国务院只有总理，没有一个副总理，让人很费解，也似乎不符合常理。

    其实，这里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在上海。自从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在反对右倾的同时又走上了“左”倾的道路。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幻想通过短时间内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迅速夺取全国的胜利。毛泽东的想法则与他们不同，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这就使得在农村领导农民群众闹革命的毛泽东，与在上海大城市工作的中央领导发生了思想碰撞。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朱德会师后，建立了第一支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山区，所经之处，横扫千军如卷席。短短几年间，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带领根据地军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可是，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却总是指责毛泽东这也不是那也不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至于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时，把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撤销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