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署办公。此后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领导班子。1934年初，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到高峰。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二苏大”召开前夕的1月15日至18日，博古突然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地点就在瑞金沙州坝。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各苏区省委的代表。会议听取了博古、陈云、张闻天的报告，讨论了3个问题：（1）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2）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3）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中强调指出：全党必须再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非常奇怪的是，毛泽东当时就在瑞金，可博古却不让他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提出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反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具有戏剧性的是，六届五中全会批了毛泽东后，过了3天，博古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二苏大”。2月1日，大会通过了由175人组成的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75只手高高举起，通过了由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可是，在安排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时，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苏大”后，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是由毛泽东兼任的，副主席由项英、张国焘兼任。“二苏大”毛泽东被正式拿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权，博古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并且不设副主席，毛泽东就这样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人民委员会又没有其他副主席，一个人独揽大权，统管11个部委，这就有利于博古的控制与指挥，便利于“左”倾路线的贯彻。为了排挤毛泽东，“二苏大”后，博古甚至还以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为借口，准备将毛、周二人弄到苏联去“养病”，以便自己独揽乾坤。但最终由于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博古也只好作罢。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中央成立了统一指挥的最高权力机关——“三人小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全权负责。在讨论人员去留时，开始准备叫毛泽东不参加长征，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游击战争。后来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下，博古与李德才勉强同意。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当人们读到这段“左”倾路线给苏区带来严重危害的心酸历史，就义愤填膺，同时也产生许多遐想。如果毛泽东有完全的话语权，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反蒋，红军需要长征吗？如果毛泽东有军事指挥权，他的战略思想能够得到顺利贯彻落实，湘江战役会这么惨烈吗？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遭受过种种责难，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睿智处事，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1927年9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的护送下，从安源出发，奔赴铜鼓，亲自领导秋收起义。9月8日在进入浏阳张坊镇七溪村时，被张坊团防局的团丁抓住。团丁要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此时，毛泽东同志一边同团丁闲聊，一边盘算如何脱险。恰好，押解他的团丁中有一人是湘潭人，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他们是雇佣兵。毛泽东就同他们说，枪毙了我对你们也没有好处，不如给你们几块银圆，把我释放。开始押送人同意释放，但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此路不通之后，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脱。来到一岔路口，终于找到了机会。此处是铜鼓与浏阳交界的“月形湾”，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于是，毛泽东急中生智，与潘心源使了眼色，猛然从衣袋里抓出一把银圆（后来据考证是4个大洋）往路边一甩，潘心源往安源方向跑，毛泽东则往左拐，朝铜鼓方向的山上飞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扣押毛泽东和潘心源的人手足无措，由银元散落的方向在安源那边，所以团丁先是追赶潘心源，继而又纷纷抢夺路边草丛中的银元，当反应过来时，毛泽东已不知去向。毛泽东利用一个拐弯处跳进路边的水沟里，借着沟边的茅草、灌木作掩护，整个身子躺在水沟里，一直躲到傍晚才从水沟里爬起来。这时，正好山上下来一位打柴人，这位打柴人名叫陈惟德，是铜鼓纸业工会的一名会员。在陈惟德的帮助下，毛泽东于9月10日到达铜鼓县城肖家祠，次日在铜鼓大沙洲阅兵，发动了著名的秋收暴动。这就是毛泽东“一脚踏二省，四元定乾坤”的故事。

    1929年2月1日，红四军在寻乌县吉潭镇的圳下村，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的袭击。这次是红四军上从井冈山下来以后遭到最严重的一次打击，牺牲了1600多位红军战士，包括朱德总司令的夫人伍若兰。所幸的是，当时毛泽东住在村前的小庙里，并没有住在红四军军部。敌军首先进攻的是军部，实际上敌人已经经过了这个小庙，却没有发现里面住着毛泽东。

    1929年8月21日，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来到永定县的金丰大山养病。由于毛泽东来历习惯每到一处就深入调查研究，结果被国民党永定县金丰民团团总胡通南获知。当时虽然人们称他为杨先生，民团也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人，但他们知道肯定是红军的一个大官。于是组织民团进行“围剿”。患病中的毛泽东身体十分虚弱，走不动，当地游击队员陈添裕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杨先生。可是两个人抬着担架前行太慢，追来的民团又将逼近，情况危急万分，陈添裕把枪往前胸一横，为了防止敌人的追踪，俯下身子把杨先生双手一拉，大声地同其他队友说“你们掩护我前进”，便背着毛泽东死命地往前奔去……事情也真巧合，“围剿”的民团实际上已经离毛泽东他们相当近了，民团头目骑的马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跪下去，把人从马背上甩了下来，民团头目从地上爬起来后一想，不对！马失前蹄不是个好兆头，继续追有可能挨冷枪打死，调转马头回去了。毛泽东由此又躲过了一劫。

    1932年，毛泽东住在瑞金叶坪中央政府所在地，由于叛徒出卖居住地点被暴露了，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想炸死毛泽东和在这里居住的中央领导。那一天，毛泽东正在房间里看书，一颗炸弹从房子的东北角落下来，而且距离非常近。可很奇怪的事是，这颗炸弹没有落下来而挂在了树杈上，也没有爆炸，所以毛泽东安然无恙。现在这颗炸弹还悬挂在那里，不信，你可以到瑞金去看看。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信仰坚定，能化险为夷，力挽狂澜的伟人！

    结束语

    最后，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跳崖幸存的故事。韩伟是三十四师一00团团长。在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主力部队全部过江后，当时殿后的红三十四师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包围了。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韩伟率领一○○团余部约300人，掩护师部突围后，再向柳木青方向转移。可没走多远，便遭到千余名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韩伟只好指挥部队边打边撤，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血溅山河，战士们几乎都牺牲了。面对一拨又一拨来势汹汹的敌人，后面又是陡峭的悬崖，无路可退的韩伟，举目眺望已经转移的大部队，眼含热泪毫无畏惧地往崖下纵身一越 ……

    没曾想跳崖之后，他落在一棵大树上，经过树枝的缓冲，摔在草丛里，并没有死。遍体鳞伤的他，又饥又渴，用尽全身力气爬到山脚下一间房屋前。还好，屋里有一位老伯。老伯停下手里的活出门查看，知道韩伟是逃出敌人虎口的红军，赶紧煮了南瓜汤和红薯给他吃，后又将他安置在屋后山林中休息。第二天天亮后，韩伟不顾虚弱的躯体，把自己的牛皮挎包留给老伯做纪念，便踏上了寻找部队的道路。费尽周折，韩伟终于到达延安，找到了主力部队，找到了毛泽东（韩伟曾经当过毛泽东的警卫排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韩伟历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8年，韩伟将军曾经对儿子说：“湘江战役，我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住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

    1992年4月8日，韩伟将军作为红军三十四师最后的幸存者，走完了人生的旅途。遵照将军的临终遗嘱，1992年8月，韩伟的儿子韩京京，专程从北京将父亲的骨灰送到闽西革命公墓安放，韩伟将军终于回到了他灵魂的故乡——闽西！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龙岩市档案馆荣誉研究馆员，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