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在党内大家还是习惯地尊称他为“董老”，这不仅是因为他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还是因为他那不怒而威的学者威严，更是因为他那令人高山仰止的传奇人生。

    他从一位晚清秀才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13人，牺牲的牺牲、脱党的脱党、叛变的叛变，硕果仅存，只有毛主席和董老两人，他们都先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主席，应该说当之无愧，实至名归！董老是跨越国共两党皆为高官的精英，是我党教育事业、政法事业和纪检事业的奠基人，是克服艰难险阻参加长征的“五老”之一，是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人。仅这些功绩，足以让董老青史留名。

    但我今天要缅怀和歌颂的是董老鲜为人知的另一大功绩，就是他还是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有“谍王”之称。

    大家知道，我党隐蔽战线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周恩来同志。论资历和年龄董老长于周恩来同志，但董老兢兢业业辅佐周恩来同志，伴随周恩来同志左右，甘当无名英雄。在研究我党情报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始终离不开董老伟岸的背影和神秘的侧影。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7年3月，董老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战斗在武汉、重庆、南京等地，主管统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核心要害部门布下的闲棋冷子，大多是董老参与策划或者亲手经营的。比如被称为“隐形将军”的韩练成；比如我党“情报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比如被称为国民党“红色作战厅长”的郭汝瑰；比如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红色女特工沈安娜，都受到过董老的耳提面命。董老不仅赋予他们神圣的使命，而且千方百计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以致于这些关键的“冷子”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脍炙人口的莱芜战役。解放军仅用三天时间就把盘踞在莱芜的5万多国民党军队歼灭，并活捉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省主席和第二绥靖区司令的王耀武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骂道：“5万多人，不知不觉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其实，他不知道，莱芜战役所以能速战速决，除了归功于毛主席统帅部署有方，华东野战军集体领导得力，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之外，还另有玄机。由周恩来、董必武亲自布局的，曾任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同志在莱芜战役的关键时刻，使用“缓兵之计”，使李仙洲错失了突围的最佳时机；又使用“空城之计”，放弃指挥，使国民党部队群龙无首，结果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之下，一败涂地。战后，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总结说：“莱芜战役的首功，当属恩来同志和董老”。

    董老长期在敌占区工作，在白色恐怖中积累和创建了许多情报工作的经验和工作方法、联络方法。特别是他对情工人员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至理名言，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董老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

    今天，我们纪念董老，就是要学习他对党无限忠诚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要学习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些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最后，我借用董老写给我党隐蔽战线另一位杰出领导人李克农部长的诗句，作为我这次发言的结束语：“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这两句诗，不也正是董老能谋善断、用间如神的真实写照吗？

    附件：《董必武麾下的四大超级间谍》

    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曾说过：“有了党，就有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党的胜利而胜利。

    中共隐蔽战线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布局与指挥的，董必武是其最得力的助手。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7年3月，董必武与周恩来一起战斗在武汉、重庆、南京等地，主管统一战线与隐蔽战线的工作。后来，周恩来返回延安，南方局就由董必武主持。他安插得力人员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的核心机要部门及其负责人身边，建立起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斩获颇丰，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董必武在中共情报工作中最得意的，就是培养和领导了四名杰出的情报人员，后来也成为其麾下四员心腹大将，他们分别是：熊向晖、沈安娜、郭汝瑰和韩练成。他们四个人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周旋于各种势力和考量之间，可以说是游走于刀尖和悬崖的边缘，获取了国民党高层的大量核心机密，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工作立下了不朽之功。

    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中共隐蔽战线著名的“后三杰”，即陈忠经、熊向晖、申健都是受周恩来和董必武直接领导的谍报人员。

    1936年，被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他参加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于思想激进、表现积极，他成为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同年12月，熊向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和北平、天津的其它大学一起被疏散到湖南长沙。同年底，长沙方面准备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让蒋南翔推荐一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蒋南翔推荐了熊向晖。

    1937年12月底，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武昌。31日，服务团被告知等候胡宗南的“传见”，实际就是面试。果然，符合条件并有所准备的熊向晖被胡宗南一眼看中。当天夜里，熊向晖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周恩来和蒋南翔都不在，董必武接待了他。当得知熊向晖已获得胡宗南的好感时，董必武很高兴。

    对熊向晖今后的工作安排，董必武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要求熊向晖注意克服自身急躁、骄傲的毛病，要甘守寂寞，做一颗“闲棋冷子”。他让熊向晖记住三点：一是不要急于找党，不要离开胡宗南的部队；二是要隐藏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也要忍耐；三是在国民党内要宁亢勿卑，但不宜过亢。最后，董必武送给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董必武传达的周恩来的意见，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看法。这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和周密长远的安排，对熊向晖长期潜伏与情报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出所料，深得偏爱的熊向晖很快就担任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先签收，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代为起草。这样的身份和条件让熊向晖有机会接触到国民党高层最核心的机密，其掌握的情报具有更高的价值和可信度。

    抗战初期，胡宗南抗日态度比较积极，所以熊向晖这枚“棋子”就一直“闲”着没有被起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的加剧，“三人小组”也渐渐活跃起来。他们搜集大量情报资料，有西安各党政军民机关调查详表、防止异党活动方案、胡宗南特务系统概况、电报密码、蒋胡的战略动向、胡宗南军队的战斗序列、编制、番号、主官姓名、装备、人数、驻地、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等，其中有两份情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熊向晖获取了国民党第八战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并迅速传递给了党中央。当时，延安只有一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卫团戍守，情况万分紧急。党中央得知这份作战计划后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由朱德给胡宗南和蒋介石发电报，抗议他们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胡宗南进攻边区的企图与计划。

    本来胡宗南是要“攻其不备”，“闪击”延安的，却没想到进攻计划被公之于众，毫无“奇”可言；而且共产党又严阵以待，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胡宗南只好放弃了计划，下令收兵。进攻延安的计划最终落空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于无形之中。

    另一次是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向延安发起进攻，熊向晖及时上报了敌人的计划。党中央获知情报后，知己知彼，才有了后来的西北解放军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处的连战连捷。

    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情报部对西安情报系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情报对中央工作有很大帮助，称赞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全国的模范，还说：“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按住蒋介石“脉搏”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

    沈安娜也是董必武安插在国民党心脏的谍报人员。

    沈安娜原名沈婉，毕业于上海炳勋速记学校，后被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录用为速记员，为党做情报工作。

    1937年7月，抗战爆发。沈安娜辗转来到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热情接待了她，对她说：“你过去做过情报工作，又有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关系，现在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利用这层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然而此时的沈安娜却更想去延安，她急切盼望着离开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机关，投身光明的圣地。沈安娜向董必武表达了这种心情。董必武听后苦口婆心地开导说：“你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远着想。党需要长期潜伏，你就要坚守岗位。”沈安娜恳求道：“能不能让我去延安学习一年？就一年！”董必武坚决地说：“一天也不行。你只要去了延安，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可能回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了！”最终，沈安娜听从了董必武的安排，从此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

    1938年，沈安娜利用关系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写得一手好字，她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利用当速记员的机会，沈安娜获取了许多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并及时地传递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其中包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草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原件，以及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反共清党文件等。这些重要的情报为我党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沈安娜将国民党“党团会”商定的谈判方案通过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丈夫华明之送出，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从而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解放战争时期，沈安娜从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取和搜集的军事战略情报，都是通过华明之转交给党组织的。

    沈安娜在蒋介石身边长达11年之久，从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她提供的情报往往是准确和真实性极高的核心机密，这为党中央制定各种应对的政策和方案起到了参考作用。沈安娜夫妇的情报工作也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高度赞扬，他们夫妇俩被人们称为“按住国民党脉搏的人”。1979年12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时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了。”

    “红色作战厅厅长”——郭汝瑰

    被人们称为“红色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是董必武联络的重要情报人员。郭汝瑰，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5期毕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郭汝瑰赴日本留学，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从日本回国后，郭汝瑰考入陆军大学，成了“天子门生”。而后，郭汝瑰进入陈诚的十八军。“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战成名。郭汝瑰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因此受到陈诚的青睐，并最终成为蒋介石心中的“军界精英”，在国民党军队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然而，在艰苦的抗战时期，郭汝瑰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阶层的腐败与黑暗。在直接掌管部队前，郭汝瑰认为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失败的主要是因为军队装备落后和在指挥上的失误。可是，当他到国民党军的暂五师接任师长后，他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样谎报人数吃空缺，谎报伤亡、逃亡骗补给的做法在国民党军队中十分普遍。1943年，郭汝瑰奉调从前线返回战时陪都重庆。在重庆，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达官显贵，整日看他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与前线将士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形成强烈的反差。颓败不堪的现实让这位爱国将领感到彻骨的心寒。这种日积月累的不满成了郭汝瑰寻找中共党组织的直接动机。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经任逖猷介绍见到了任廉儒。当时，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领导。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5年之后，终于找到地下党，郭汝瑰激动不已。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两次与董必武会见，他提出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转达董必武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的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对要小，你留在国统区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任廉儒还告知，今后他与郭汝瑰单线联系。郭汝瑰也表示：“只要党能容纳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的“官运”顺畅。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利用职务之便，郭汝瑰把一份份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机密情报传给任廉儒，由任送给中共地下党，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郭汝瑰传送的军事情报，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台湾一家报纸曾不无幽默地发表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讲道：“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