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适逢尉健行同志诞辰90周年，距离他离开我们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回想起在健行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脑海，诸多往事奔来眼底，无限思念涌上心头。

    健行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从1986年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开始，到1987年同健行同志一起奉调组建国家监察部，再到199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一直在健行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他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也经常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大事难事、面对了许多困难挑战。在我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好领导、好同志，也是一位好老师、好兄长、好朋友。

    回忆与健行同志交往的点点滴滴，谨撷取其中的吉光片羽，以志纪念，并寄托我们的哀思。

    一 

    我和健行同志的第一次交往，是在1985年。当时我在兵器工业部任干部司司长，随部领导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健行同志汇报兵器工业系统的干部工作。那时他50多岁，年富力强，但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领导干部。他在听取汇报后，亲切地问起我的工作经历，当听说我来自大三线国防工业企业，便饶有兴致地向我了解厂里的生产情况、产品工艺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健行同志早年曾在国有企业工作20多年，1983年又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对企业工作格外有感情，他对经济工作的熟悉也让我深感佩服。

    第一次与健行同志有比较深入的交流，是在我调到中组部工作之前。1986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中组部谈话。我来到中组部，几位副部长和陈野苹、曾志同志等中组部老领导先后与我谈话。最后，工作人员把我引领到健行同志办公室。健行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非常详细地了解我的个人情况和学习工作经历，询问兵器工业系统干部队伍状况和工作情况，并就当时的一些热点问题让我谈谈看法。我向他如实地汇报，坦陈己见，他非常专注地倾听，时不时地插几句话，引导着谈话的进程。谈话既严肃，又很轻松。后来我才知道，这次谈话，实际上是选拔我担任中组部副部长任职人选的一次考察。健行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后，深感选好用好干部关系重大，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比选”的方法：一个岗位一般要物色三名以上备选人，对备选人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根据考察情况提出选任意见，报中央审定。请一定范围的领导同志与备选人谈话并提出意见，也是考察的一项内容。

    我调到中组部后，直接在健行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两点感触很深。一是健行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他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决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结合当时干部工作实际，领导全国组织系统一手抓干部工作、组织工作的拨乱反正，一手抓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力度，选拔了一大批符合“四化”方针要求、奋发有为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二是健行同志非常注重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干部选拔任用事项和组织工作的其他重要事项都坚持集体研究讨论决定，从不独断专行。这种民主作风，他保持了一生。

    二 

    为加强对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纠举和惩处违纪违法行为，提高行政效能，经国务院提议，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作出决定：为了恢复并确立国家行政监察体制，加强国家监察工作，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1987年5月底，中央决定调健行同志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纪委第一纪检室主任刘鸣九同志、国家计委副主任徐青同志和我任监察部副部长，组成监察部第一任领导班子。健行同志愉快地服从中央决定，立即带领我们紧锣密鼓地做好筹组监察部的各项工作。1987年7月1日，监察部正式对外办公。

    监察部组建之初，可谓筚路蓝缕，条件比较艰苦。办公地点一再搬迁，先是租用河北省保定市驻京办的一些房间办公，1987年9月又租用解放军防化兵招待所作为办公地，人员多起来后办公地方不够，一部分同志只能在北极寺总参干休所租用的几层宿舍楼办公。直到1991年5月搬到海淀区皂君庙4号，才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监察部的办公经费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别无其他来源，工作条件差，生活也艰苦。健行同志要求严，不允许用行政经费补贴食堂，食堂全靠部机关干部职工交伙食费运转，基本上每顿饭都是馒头米饭、青菜豆腐，一个月也难得吃一次鱼、肉。健行同志带着班子其他成员与大家一起吃食堂，经常是打了饭菜随便找一张桌子坐下，一边吃饭，一边与周围的干部职工聊起来。健行同志常常教育我们，虽然条件艰苦，任务艰巨繁重，但越是艰难困苦，越能磨炼人，这样的工作也更有意义，更加光荣。

    监察机关一边组建，一边开展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按照国务院的部署检查对外经济合同签订和执行中的问题，尤其是查处对外经济活动中贪污、索贿受贿、出卖或泄露经济情报以及失职渎职的问题。健行同志对此高度重视，先后4次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和推动这项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清理对外经济合同171万份，监察机关立案查处214件典型案件，处理了一批违纪违法人员，为国家挽回大笔经济损失。此后，按照中央的部署，监察机关又先后参与全国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整顿公司、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等工作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大检查。随着内设机构越来越健全，信访举报、查办案件、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执法监察、法规制度建设、宣传教育和干部培训等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局面迅速打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承前启后关键时期，健行同志作为行政监察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团结带领监察部领导班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提出了明确的工作思路，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升华。健行同志指出，行政监察工作要增强全局观念，正确把握定位，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保护改革、支持改革，为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按照中央的要求，他领导确立了以廉政监察为重点、全面开展监察业务的工作方针。健行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展以反贪污贿赂为重点的反腐败斗争，以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经济监督部门、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为重点，严肃查处国家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案件，发现、堵塞工作中和制度上的漏洞，促进和加强廉政建设。他高度重视执法监察工作，要求各级监察机关从执法监察入手全面履行监察职能。他辩证地分析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加强监督是否有利于扩大改革开放，如何正确处理办案与建设、治标与治本、外部监督与内部管理制约、效能监察与廉政监察的关系等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澄清各种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为行政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健行同志带领广大监察干部，对行政监察工作规律进行深入思考，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行政监察机关在恢复组建后的5年时间里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在创新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进一步理顺关系、形成合力，更好地发挥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1993年初，党中央决定，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这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改革举措。1992年10月，健行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直接承担起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的重任。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既有人员机构的融合，又有工作任务的整合，困难挑战纷至沓来。健行同志带领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紧密联系实际，就合署办公后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工作格局、工作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后首要任务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为重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全党的努力实践，我们党探索总结了一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效途径。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健行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3年8月，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健行同志根据中央部署，明确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重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指出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必须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抓，从而系统作出三项工作格局部署。

    健行同志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放在反腐败斗争三项工作格局的第一项，强调对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做到关口前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项举措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在健行同志领导下，中央纪委结合实际，针对带有普遍性苗头性、群众和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提出一系列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具体规定。1993年8月至1997年1月，经中央批准，先后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作出了“31个不准”的规定，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作出了“四条规定”。1997年3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相对稳定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各级党委和纪委加强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查处了一大批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典型案件，取得了显著成效。

    健行同志非常重视查办案件工作。他一再强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是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是严肃党纪、政纪的中心环节，是同腐败分子最直接、最激烈的较量，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他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敢于办案，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严肃执纪，重要问题线索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能讲情面、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善于办案，注意斗争策略，讲究工作方法，减少办案阻力，提高办案效率。他反复强调，惩处腐败分子要突出重点，加大对领导干部和重点领域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在中央纪委的领导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突出重点，严惩职务性腐败，彻查团伙性腐败，大力查办党政机关和经济、金融、司法、组织人事等领域的腐败案件，形成了清除党内腐败分子的强大声势。据统计，在他任中央纪委书记的10年中，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立案163万多件，结案155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5万多人，其中开除党籍25.9万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7528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49291人，厅（局）级干部4095人，省（部）级干部176人。通过查办案件，严肃惩处了腐败分子，有力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健行同志提出，要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维护政治稳定的高度来认识纠风工作。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从群众意见大、严重干扰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又有条件在短期内取得阶段性效果的问题入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抓，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专项治理，切实抓出成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1993年开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的方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先后开展清理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公路“三乱”、治理中小学校乱收费、清理整顿药品市场、减轻企业负担、遏制公款出国（境）旅游、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等多项全国性专项治理，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同时，督促有关部门加大行风建设力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在全国普遍推行民主评议行风工作，把纠风工作与树立职业道德、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文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部门和行业风气逐步好转。

    实践证明，提出反腐败斗争三项工作格局并以此为主线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国情实际，基本涵盖了反腐败的主要内容，针对性和操作性强，实现了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

    四 

    健行同志始终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查找问题发生的原因，深入思考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在1993年8月召开的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健行同志明确提出，反腐败必须加强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要从宏观着眼，研究消极腐败现象的来龙去脉，从源头抓起，抓法规、政策、体制、制度、管理、监督机制等关系全局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之后又进一步强调，要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发展民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按照这些要求，中央纪委监察部指导协助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查找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制度规定上的漏洞，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先后在全国推行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级以上城市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推行“三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措施，实行会计委派、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从人、财、权各方面加强了监督制约。

    1998年7月，党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是事关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胡锦涛同志任组长，健行同志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健行同志协助胡锦涛同志，带领我们迅速组建中央清理工作机构，协调各省区市和公安、检察、法院、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扎实开展普查，摸清底数，经反复调研论证，制定了实施方案以及10多个配套文件，严格组织落实。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共撤销企业19458户，移交企业6494户，解除挂靠关系企业5615户。在这项工作中，健行同志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具体谋划，靠前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几位老同志反映当前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的来信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认真研究原因，提出解决措施。健行同志亲自组织调查研究，深入分析思考，向中央呈报有关报告，从改革、教育、监督多个方面提出预防腐败的措施，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认真予以落实。2000年12月，十五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从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三个方面重点部署治本抓源头工作，结合教育、监督、法制方面的工作，形成源头治理的系统措施。与此同时，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巡视试点等工作也开展起来，对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