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负责湖北支部的筹建工作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党的发起组指导下成立的。董必武说: “1920年，李汉俊—那位曾作过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自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打算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议此事。我决定参加，并负责湖北支部的筹建工作。”李汉俊帮助董必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1920年5月发起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

    董必武接受此项任务后，与志同道合的好友陈潭秋、张国恩等人酝酿筹备。这时，陈独秀派了刘伯垂去武汉，要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筹建武汉党组织。刘伯垂来到武汉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分别找到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秘密商讨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问题。

    1920年秋，由刘伯垂主持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参加会议的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还发展了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入党。在成立会上，大家传阅、讨论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听取了他介绍的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研究了武汉党组织的具体工作安排。经刘伯垂提议，同志们推选包惠僧任支部书记。会议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 5 号作为党的机关，门口挂“刘芬( 即刘伯垂) 律师事务所”牌子，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对内主要是组织大家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党员的读物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马克思传略》等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杂志。支部规定党员应按照严格要求过好组织生活。党的组织生活有时在抚院街董必武寓所，有时在多公祠 5号机关。每次支部组织生活会，都要求讨论国内外时事，做工作报告或读书心得报告。

    党组织成立后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充分酝酿，由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发起于 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武汉中学教务处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会议的有18人。董必武说: “我的最进步的10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董必武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涌来”，鼓励青年们“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应当去同现存的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他告诫青年们: “不应当说我们人少，说我们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我们可以举出五四运动为例，这个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最后他引用了《国际歌》的歌词“不要把我们看得一文不值”来鼓励青年们增强信心、昂扬斗志，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会议根据董必武等人的提议宣布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和主要任务是研究、实践社会主义。在青年团的第二次大会上，董必武还给他们讲授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董必武等教师的大力支持下，青年团员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了反对旧教育、旧制度的学潮。

    二是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董必武虽然没有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一直在武汉中学教师的岗位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培养革命人才。1920 年 9 月，董必武接待了来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原打算请他办一所英文补习学校，作为宣传工作阵地，由于困难很多，没有办成。李大钊、恽代英、李汉俊来武汉时，董必武邀请他们到武汉中学来讲演。支持恽代英、黄负生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并为该刊撰写评论。

    三是组织妇女读书会。同时，董必武还常给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讲课;董必武等人通过这些活动，把先进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

    四是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武汉党组织的建立，为被黑暗笼罩的荆楚大地点燃了革命火炬，武汉“成了重要的共产主义堡垒”，湖北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董必武很重视工人运动。当时，党组织已派党员、团员“到纱厂去，到铁路上去，到码头上去。经过同乡或亲戚的关系找工人谈话，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董必武回忆说: 武汉中学“第二部的附近有个湖北纱厂，我们到工厂去办夜校，做工人的工作，组织工会”，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和陈潭秋一起还主持并发表讲话的五四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吸引了许多学生、青年工人和近郊农民，使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开展起来。  

    十、参加党的“一大”并承担文件的起草工作

    1921年6月，武汉党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通知，大家公推董必武、陈潭秋为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与其他地区代表一道去完成开天辟地的神圣使命。会上董必武参加了同张国焘、李达起草、供大会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经过充分讨论，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在会议上报告了武汉小组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在讨论关于孙中山的态度时，他反对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混为一谈的说法，他指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有原则的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大会期间，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汇报了“一大”召开情况。

    十一、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

    为了开创建党后的新局面中共一大闭幕后，1921年8月初董必武与陈潭秋返回武昌，在多公祠5号向全体党员传达了大会通过的党纲、决议，并研究部署了武汉党组织的成立及工作的开展。

    是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通告，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为执行委员，负责财务。此时，他回到武汉不久，接到已在鄂西的好友詹大悲、彭巨川、潘正道的来信，邀请他参加攻打湖北督军王占元之役。这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决心打倒北洋军阀、出师北伐的重要步骤。孙中山特派詹大悲、彭巨川协助川军总司令刘湘，率兵援助鄂西军总司令潘正道，攻打作恶多端的王占元。

    董必武接函后，同中共武汉地区党支部负责人陈潭秋商议，取得一致意见: 决定要为党“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董必武说: “那时，四川的一些军队中有一种反对军阀的倾向，于是我到那里去拓展这一运动。”他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启程前往四川，在巫山遇到鄂西军总司令潘正道和詹大悲，他们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协同援鄂军由四川出师至巫山，于是董必武随该部指挥作战。到 9 月下旬，由于弹尽粮绝，所部撤退，董必武于危难之际出任鄂西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王守愚任参谋长，率军在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不久，潘正道因交涉饷械问题去重庆找刘湘，詹大悲去广东向孙中山汇报情况，该军工作由董必武、王守愚、潘怡如轮流负责。由于四川军阀和吴佩孚相互勾结，致使他们无法在鄂西立足。董必武为党争取军队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国共两党党员合作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军事行动，为早期国共两党党员的合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1922年5月，董必武奉党指示回到武汉。在武汉，董必武仍以教书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工作。由于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艰辛开拓，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到 1923年初，党员人数达 50 名，武汉党组织领导的罢工斗争达 20 余次。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揭开了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新篇章。

    1956年董必武曾用《庄子》中的一句话“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为上海“一大”纪念馆题词，意思是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一番伟大事业。这一富有哲理的题词，也是他艰辛革命及建党活动的概括和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