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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董必武早年革命活动传略——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021-07-05 15:06:00
作者:莫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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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当年的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只有毛泽东与董必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站在毛泽东旁,举世瞩目。

    一、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

    董必武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志向远大,不为功名,愿意为改造社会、拯救人民献力。

    1903年5、6月间,董必武先后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的科举考试,榜上有名、荣中秀才。家人为之高兴。乡亲为之欢欣,并按习俗在县城东门放鞭炮迎接。董必武却认为满清社会的秀才,“没什么了不起”。在返回黄安时,他故意避开乡亲邻里,绕道回家,并要父亲拒收礼物,并向亲友、邻里郑重说明,他的所做所为,深得乡亲们的赞扬。

    功名对董必武不算什么,骨气他却十分看重。他反抗社会的不合理,血气方刚、铁骨铮铮。

    在黄州府的应试考场,董必武亲眼所见,一位名叫饶汉莞的考生进场时,因拒绝门卫搜身,被门卫用高跟皮靴猛踢并殴打致死。他无比愤怒,参加了黄州考场风潮,参加封锁龙门、包围贡院的斗争,与省抚台派来的军队针锋相对,是不屈不挠的硬骨头。

    同年8月,董必武到省城武昌应乡试,因路过抚台衙门口,好奇观看,被门口衙役以穿着破旧,“窥探官衙”的罪名,抓住一顿殴打。他认为“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从此恨死当官人”。他愤而弃考,骨气凛然。

    这一年秋天,董必武弃文习武,“投笔从戎日,潜怀救国心”,报考武昌新办的湖北省普通中学堂(相当陆军中等学校)。他笔试文章得到认可,但面试却因面相黑瘦,又穿着一件老气旧长衫,被考官以“年岁太大”为由,不予录取。他再次骨子里愤然,返回黄安。

    董必武对封建社会的功名不动心,对黑暗压迫势力敢于抗争,体现了一个新青年愤世嫉俗的血性和刚正不阿的骨气。

    二、刘静庵为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

    在满清晚期,在成千上万的青年中, 董必武不仅有骨气,而且有觉悟,较早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参加民主革命实践活动。

    董必武在1905年春夏间,经阮毓崧介绍,报考武昌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被录取。他住在武昌戈马营司衙巷,每天课余必去日知会在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他在那里阅读新书刊和报纸,并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是革命组织日知会的主要负责人,广集国内外各种进步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览;并组织星期日演讲会,筹办"江汉公学"、"东游预备科"、"明新公学"等,开展革命教育,宣传反清的民主主义主张。在刘静庵指导下,他读过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刊》,对改革朝政、变法图强主张感到新鲜;读过《猛回头》、《革命军》和《警示钟》,对民主主义思想有所领悟;还读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进步书籍,对清军残暴屠戮人民时间的罪行极为痛恨,对明末烈士史可法、黄淳跃等从容殉国深为敬佩。他对刘静庵的“革命思想颇为赞同”,逐步了解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主张,摈弃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

    在刘静庵影响下,董必武倾向革命,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1906年,他赞成和同情同学们的革命活动,如宋教仁、田桐等参加的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活动,查光佛等同学参加的日知会活动。是年十二月,萍乡、浏阳、醴陵反清起义失败。学校的革命党人逃离。他一面在校读书,一面密切关注革命党人的动向。1907年 1月,刘静庵不幸被捕入狱,身受酷刑、绝不屈服,被誉为“铁汉”。他得到消息,极为敬仰,以刘静庵为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1909年,学校把原规定的公费学习改为自费、把学制五年改为八年,他敢于出头,不怕开除,被同学们推举为领导人。他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他带领同学们与学校论理,答复不完满,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他的出色表现,赢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三、 把从事革命工作当作职业

    辛亥革命前后,董必武作为那个时期的优秀知识分子,与清王朝功名待遇彻底决裂,以革命工作为职业,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

    1910年10月。他以全校最优异成绩,列为最优等五名之中的第一名。湖广总督瑞澂在给宣统皇帝的奏折中,保奏董必武为“拔贡”(经朝考合格,可任京官、知县等职)。他不求“功名”,毅然返乡教书。

    是年11月,24岁的董必武迎娶了本县高桥区黄家田村的黄俊贞。黄俊贞以嫁给革命青年为荣。婚后生活很贫苦,每天吃两顿饭,还要掺杂白菜、萝卜、红苕、野菜等。他们精神生活很丰富。教学之余,他教妻子革命知识,妻子把丈夫思想转述给好友亲朋。黄俊贞成为他的革命伴侣。

    1911年6月12日,董必武得知,刘静庵在狱中经受酷刑,带着伤痛和未酬之志英勇牺牲,时年36岁。他极其悲痛,决心继承刘静庵遗志,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黄俊贞对此坚决支持。

    在革命大潮来临之时,董必武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准备应对严峻考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武昌起义第三天,董必武闻讯,愤然剪去头上辫子,表示和清廷势不两立。黄俊贞首先支持丈夫,成为董家第一个放脚剪发的女人。当天他告别妻子及亲人,连夜赶到武汉,投身辛亥革命。

    董必武到达武昌,在革命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战斗在最前线。10月16日以后,清军反扑汉口,革命军展开汉口保卫战。他在刘家庙的第一粮台,专办运输粮秣械弹等接济事宜,动员市民群众向前线起义部队送饭送水,支援起义军在刘家庙、三道桥等地的作战。11月下旬,革命军失守汉口、汉阳,退守武昌。他和潘怡如等战友随军行动,日夜不停地安抚武昌城内外的军民,协助巩固沿江一带的战线。他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亲眼看见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民族精神和伟大力量。他后来回忆:“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员,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是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革命者虽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自然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董必武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民主精神从政议政。

    是年12月,武昌军政府改组,经同邑刘兰松推荐,董必武和张国恩、姚汝婴等到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期间,他和张国恩等参加了同盟会,重建同盟会湖北支部,并被推选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评议员。他还以理财部特派员的身份赴黄冈为军政府筹募了捐款。在调查黄冈知事贪污案中,他认真取证和核查,他证实黄冈知事把钱都用在建立革命队伍开支上,使诬告案得到公平处理。

    辛亥革命是董必武一生最值得回忆的经历。他说“从那时起,我就始终把从事革命工作当做职业了。”

    四、中国非实行民主不可

    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董必武毫不畏惧,坚定站在孙中山民主力量一边,与封建专制进行了坚决斗争。

    1912年4月,袁世凯上台后,武汉军政府改为湖北军政府,所属各部均改为司,理财部改称财政司。一批旧官僚进入财政司,排挤民主力量。董必武被派往一地方税局任职,因缺乏民主,他拒绝赴任。9月,他被任命为军政府财务司总务科(课)科长,以民主思想理政。

    是年12月,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湖北省议会举行第一次选举。董必武本人没有参加竞选,但是推行民主选举。在黄安南、北、中三个选区,他组织领导黄安地区竞选,使革命党人张国恩、赵光弼和一个黄姓革命军人等当选为省议会议员。

    湖北军政府倒向袁世凯,在湖北培植亲信、扼杀民主、杀害革命党人。一批旧官僚在年底进入湖北军政府。1913年2月,董必武被湖北军政府借故调离,委任为宜昌川盐局协理,对此他极为不满。3月25日,他借母亲病故返黄安奔丧,干脆请假回家探亲。他得知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后,拒绝赴任,以示愤怒。他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深恶痛绝,同时对黎元洪的助纣为虐十分反感。他认为“中国非实行民主不可”。成为“最坚决拥护反对袁世凯的分子”。

    袁世凯登台后,政治上大搞独裁、专制统治;经济上出卖中国利益、大量借债;军事上打压孙中山民主势力。为反击袁世凯的暴行,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董必武积极参与策动湖北军队的反袁活动,配合全国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武装进攻下,讨袁战争失败,孙中山等人流亡国外。黎元洪屠杀数千革命党人,詹大悲等也被迫逃往日本。董必武只能暂避一时,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教英文,准备再战。

    五、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的共和梦被粉碎。董必武认为失败原因是,革命党内缺乏人才。他决心到日本留学,寻找革命人才,重走救国路。

    1914年1月,董必武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他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寻求革命。

    是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就任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召开成立大会,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章规定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董必武和张国恩对这一章程进行了多次研读,希望参加这一组织。

    经居正介绍,董必武和张国恩一起谒见孙中山。他在1938年3月11日的回忆中还记得:“先生着现在所谓中山装的青衣服,容貌美秀而文静,如我们平素所看的像片一样”。孙中山用革命真理的力量征服了他。孙中山说:“中国革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他特别鼓励他们两位“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在孙中山的引导下,他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坚定紧跟孙中山干革命的信念,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六、以谋民族和人民幸福“为心”

    董必武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革命活动,目的是为了谋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为此,他不怕坐牢,更不怕掉脑袋。

    1914年年秋,孙中山推进反封建专制革命,在东京讨论制定《革命方略》,并发布了《告同胞书》,号令讨袁。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招全国反对。为策动军队反袁,6月孙中山派遣董必武回国行动。他在上海与潘怡如取得联系;商量策反计划;到武汉后,因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甚严,便潜回黄安从事革命活动。是年夏,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往于黄安与武汉之间,策动反袁。在驻扎武昌南湖的炮兵团长李愈友处,他见到在四川省武胜县当知事的友人姚汝婴的来信,当即和张国恩联名去信,揭露北洋军阀“衮衮诸公”的反动统治,申诉人民“沉郁惨淡”,被压榨的“不能出痛苦之声”;他们指出,若“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筞。”他们表示要以谋民族和人民幸福“为心”,采取“我尽所以善之”的态度,下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为重新改造中国而奋斗。为此,他被黄安县当局逮捕,罪名是在日本奉孙中山之命回鄂策动李愈友起事反袁。他在黄安坐牢三个月,做好杀头的后事准备。在妻子黄俊贞及家人的周旋下,由陈逵九等具保获释。

    出狱后,董必武于是年9月读到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名《新青年》),通过这本杂志他认识了陈独秀,坚定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继续反袁。是年冬他再次被捕,在黄安坐牢,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被释放。他继续赴武汉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湖北省议会恢复后,詹大悲被省议会以多数票推选为议长,他被推荐为秘书长。军阀王占元唆使顽固派议员,阻扰反对詹的议员资格,专制占上风,使詹大悲议长不能就职。董必武不甘心,开始第二次日本之行。

    七、孙中山的路子不对头

    从1917至1919年,是董必武思想转变重要时期。

    1917年2月11日 董必武赴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毕业考试。在日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4月,他由日本返回武汉,和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成为湖北有名的律师。

    在8月董必武皆姚汝婴赴四川途中,他面对三峡美丽景色和逆水行舟险阻,激发对国家前途的感慨。时逢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廖仲恺等发动护法运动,他们到成都后响应护法运动,设法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以参加护法运动。1918年春他在成都得知俄国十月革命消息后,非常高兴,写信给在日本的友人,索取资料,为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作准备。1918年3月,董必武接到任务,去利川县蔡济民的部队工作,共谋护法斗争。他的工作使这支武装得到统一。蔡济民部队三千人为保卫孙中山组建的广东政府而战,沉重打击北洋军阀。在利川期间,他经常在县教堂中借阅英文报纸,阅读报上有关十月革命的新闻,对十月革命的胜利深感敬佩,人民革命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
1919年1月中旬,董必武赴四川万县筹集护法战争军饷。1月27日靖国军杨春芳、唐克明两部勾结川军方化南部,夜袭蔡济民军总司令部并枪杀蔡济民。他得知消息返回利川,处理蔡济民善后事宜。在了解到谋害蔡济民的密电及真相后,他被公推为鄂西靖国军代表赴武昌转上海,向社会及孙中山报告这一突发事件及请求严惩凶犯。他于2月中旬抵达武昌,21日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他抵达上海,首先致孙中山的一封亲笔信,想“面陈一切,并请示办法。”并就蔡案向各方申诉。5月17日,他和苏成章、姚汝婴等十人联名再次在报纸上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上海孙总裁及云南、四川等联军总司令部呼吁,要求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他晋见了孙中山,会见了章太炎等人士,报告了蔡济民情况。此事,孙中山因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而无能为力;虽就蔡济民被害一事,多次致函致电护法将领,得到的是口头声讨,并无行动;章太炎等人虽慷慨陈词,却没有实力;有实力的四川、湖北等地方势力则力求自保,不肯出力。此时他对孙中山依靠和利用军阀的策略产生怀疑。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五四运动的爆发,《新青年》和《新潮》杂志风行全国,与陈潭秋的思想交流,董必武深受影响。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饶有兴味地研究了有关凡尔赛会议的问题。”开始考虑是否能找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

    恰好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深受河上肇影响、读过不少马列著作的李汉俊,向董必武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还把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给董必武,使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董必武确认在部队中秘密工作是无用的。需要的倒是为人民运动奠定基础。按孙中山做法,做军界领导人的工作,可是他们没有革命的觉悟而经常叛变。他的结论是: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或多或少地是一个军阀主义的运动,尽管也得到了普通士兵的有力支持。他确认革命要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在实践中,董必武认识到,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俄国道路,由此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八、私立武汉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

    董必武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认为办报纸、办学校是唤醒群众、接近群众最有效的方法。

    1919年秋,董必武回到武汉,首先考虑的是办报,终因资金困难没有办成。他就和陈潭秋等商量,决定办一所中学。他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说: 私立武汉中学“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董必武对于诸如校址校舍确定、办校经费筹集、教师聘用、办学章程拟定等一系列难题,倾注大量心血,一一解决。如,在办学经费上,大家商议由创办人募集解决。董必武的同学、同乡雷大同从广东回家路过武昌,赞同董必武办学,愿出资 120元; 其他创办人各捐 20元。为凑足20元,董必武于数九寒天典当了自己身上的皮袍。没有校舍,就利用属于政府教育局的两间房。一些教师,不仅没有薪水,甚至还要筹款支持学校。为谋取所需资金,他还在一所女子中学任课。

    学校领导由董事会负责。大家推选董必武任董事长,他不同意,认为自己是当地著名的革命党人,出任董事长不利于办学,他提议董事长一职由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出任,校长由中华大学教授刘觉民担任。

    董必武实际主持教务。他坚持招生不分性别,实行男女同校;坚持讲授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使该校成为第一所讲授白话文的学校。对于办学目的,他曾说: “我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他特别重视讲义的编选和讲授,选用一些时事题目作文章,强调学校应帮助学生阅读报纸书刊,启发学生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该校学生谢甫生后来回忆说: 当董老在课堂上以铿锵的语调朗诵秋瑾的爱国诗篇时,充分表达了这位女英雄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当时他在教育界已颇有名气,讲课又受欢迎,常被湖北女子师范、湖北省立中学和一些政府办的学校聘请去授课。董必武还邀约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讲学。如聘任黄负生、刘子通、钱介磐、陈荫林、李汉俊等人来校执教。他和陈潭秋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经常主动找学生们谈心,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学生们都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导师和学习的榜样。他还从恽代英的利群书社及其他渠道引进《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提供给师生们阅读; 他与陈潭秋一起指导学生们创办《武汉中学周刊》,为学生们编写《政治问题》读本,让学生们发表反帝爱国文章。

    董必武使武汉中学成了革命大熔炉,许多师生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武汉中学,不仅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而且成了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他们经常聚集在这里,研究商讨工作。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也常在这里畅谈读书的心得体会,后来他们大都成了共产党员。武汉中学中有5人参加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中,指挥部的 10 名成员里有4名是该校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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