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当年的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只有毛泽东与董必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站在毛泽东旁，举世瞩目。

    一、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

    董必武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志向远大，不为功名，愿意为改造社会、拯救人民献力。

    1903年5、6月间，董必武先后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的科举考试，榜上有名、荣中秀才。家人为之高兴。乡亲为之欢欣，并按习俗在县城东门放鞭炮迎接。董必武却认为满清社会的秀才，“没什么了不起”。在返回黄安时，他故意避开乡亲邻里，绕道回家，并要父亲拒收礼物，并向亲友、邻里郑重说明，他的所做所为，深得乡亲们的赞扬。

    功名对董必武不算什么，骨气他却十分看重。他反抗社会的不合理，血气方刚、铁骨铮铮。

    在黄州府的应试考场，董必武亲眼所见，一位名叫饶汉莞的考生进场时，因拒绝门卫搜身，被门卫用高跟皮靴猛踢并殴打致死。他无比愤怒，参加了黄州考场风潮，参加封锁龙门、包围贡院的斗争，与省抚台派来的军队针锋相对，是不屈不挠的硬骨头。

    同年8月，董必武到省城武昌应乡试，因路过抚台衙门口，好奇观看，被门口衙役以穿着破旧，“窥探官衙”的罪名，抓住一顿殴打。他认为“一个连看都不能看的政府是注定要灭亡的”，“从此恨死当官人”。他愤而弃考，骨气凛然。

    这一年秋天，董必武弃文习武，“投笔从戎日，潜怀救国心”，报考武昌新办的湖北省普通中学堂（相当陆军中等学校）。他笔试文章得到认可，但面试却因面相黑瘦，又穿着一件老气旧长衫，被考官以“年岁太大”为由，不予录取。他再次骨子里愤然，返回黄安。

    董必武对封建社会的功名不动心，对黑暗压迫势力敢于抗争，体现了一个新青年愤世嫉俗的血性和刚正不阿的骨气。

    二、刘静庵为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

    在满清晚期，在成千上万的青年中， 董必武不仅有骨气，而且有觉悟，较早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参加民主革命实践活动。

    董必武在1905年春夏间，经阮毓崧介绍，报考武昌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被录取。他住在武昌戈马营司衙巷，每天课余必去日知会在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他在那里阅读新书刊和报纸，并结识了刘静庵。刘静庵是革命组织日知会的主要负责人，广集国内外各种进步报纸、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览；并组织星期日演讲会，筹办"江汉公学"、"东游预备科"、"明新公学"等，开展革命教育，宣传反清的民主主义主张。在刘静庵指导下，他读过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刊》，对改革朝政、变法图强主张感到新鲜；读过《猛回头》、《革命军》和《警示钟》，对民主主义思想有所领悟；还读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进步书籍，对清军残暴屠戮人民时间的罪行极为痛恨，对明末烈士史可法、黄淳跃等从容殉国深为敬佩。他对刘静庵的“革命思想颇为赞同”，逐步了解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的主张，摈弃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

    在刘静庵影响下，董必武倾向革命，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1906年，他赞成和同情同学们的革命活动，如宋教仁、田桐等参加的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活动，查光佛等同学参加的日知会活动。是年十二月，萍乡、浏阳、醴陵反清起义失败。学校的革命党人逃离。他一面在校读书，一面密切关注革命党人的动向。1907年 1月，刘静庵不幸被捕入狱，身受酷刑、绝不屈服，被誉为“铁汉”。他得到消息，极为敬仰，以刘静庵为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1909年，学校把原规定的公费学习改为自费、把学制五年改为八年，他敢于出头，不怕开除，被同学们推举为领导人。他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他带领同学们与学校论理，答复不完满，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他的出色表现，赢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三、 把从事革命工作当作职业

    辛亥革命前后，董必武作为那个时期的优秀知识分子，与清王朝功名待遇彻底决裂，以革命工作为职业，成为民主主义革命者。

    1910年10月。他以全校最优异成绩，列为最优等五名之中的第一名。湖广总督瑞澂在给宣统皇帝的奏折中，保奏董必武为“拔贡”（经朝考合格，可任京官、知县等职）。他不求“功名”，毅然返乡教书。

    是年11月，24岁的董必武迎娶了本县高桥区黄家田村的黄俊贞。黄俊贞以嫁给革命青年为荣。婚后生活很贫苦，每天吃两顿饭，还要掺杂白菜、萝卜、红苕、野菜等。他们精神生活很丰富。教学之余，他教妻子革命知识，妻子把丈夫思想转述给好友亲朋。黄俊贞成为他的革命伴侣。

    1911年6月12日，董必武得知，刘静庵在狱中经受酷刑，带着伤痛和未酬之志英勇牺牲，时年36岁。他极其悲痛，决心继承刘静庵遗志，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黄俊贞对此坚决支持。

    在革命大潮来临之时，董必武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准备应对严峻考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汉爆发。武昌起义第三天，董必武闻讯，愤然剪去头上辫子，表示和清廷势不两立。黄俊贞首先支持丈夫，成为董家第一个放脚剪发的女人。当天他告别妻子及亲人，连夜赶到武汉，投身辛亥革命。

    董必武到达武昌，在革命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战斗在最前线。10月16日以后，清军反扑汉口，革命军展开汉口保卫战。他在刘家庙的第一粮台，专办运输粮秣械弹等接济事宜，动员市民群众向前线起义部队送饭送水，支援起义军在刘家庙、三道桥等地的作战。11月下旬，革命军失守汉口、汉阳，退守武昌。他和潘怡如等战友随军行动，日夜不停地安抚武昌城内外的军民，协助巩固沿江一带的战线。他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亲眼看见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民族精神和伟大力量。他后来回忆：“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员，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是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革命者虽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自然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董必武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民主精神从政议政。

    是年12月，武昌军政府改组，经同邑刘兰松推荐，董必武和张国恩、姚汝婴等到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期间，他和张国恩等参加了同盟会，重建同盟会湖北支部，并被推选为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部评议员。他还以理财部特派员的身份赴黄冈为军政府筹募了捐款。在调查黄冈知事贪污案中，他认真取证和核查，他证实黄冈知事把钱都用在建立革命队伍开支上，使诬告案得到公平处理。

    辛亥革命是董必武一生最值得回忆的经历。他说“从那时起，我就始终把从事革命工作当做职业了。”

    四、中国非实行民主不可

    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董必武毫不畏惧，坚定站在孙中山民主力量一边，与封建专制进行了坚决斗争。

    1912年4月，袁世凯上台后，武汉军政府改为湖北军政府，所属各部均改为司，理财部改称财政司。一批旧官僚进入财政司，排挤民主力量。董必武被派往一地方税局任职，因缺乏民主，他拒绝赴任。9月，他被任命为军政府财务司总务科（课）科长，以民主思想理政。

    是年12月，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湖北省议会举行第一次选举。董必武本人没有参加竞选，但是推行民主选举。在黄安南、北、中三个选区，他组织领导黄安地区竞选，使革命党人张国恩、赵光弼和一个黄姓革命军人等当选为省议会议员。

    湖北军政府倒向袁世凯，在湖北培植亲信、扼杀民主、杀害革命党人。一批旧官僚在年底进入湖北军政府。1913年2月，董必武被湖北军政府借故调离，委任为宜昌川盐局协理，对此他极为不满。3月25日，他借母亲病故返黄安奔丧，干脆请假回家探亲。他得知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后，拒绝赴任，以示愤怒。他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深恶痛绝，同时对黎元洪的助纣为虐十分反感。他认为“中国非实行民主不可”。成为“最坚决拥护反对袁世凯的分子”。

    袁世凯登台后，政治上大搞独裁、专制统治；经济上出卖中国利益、大量借债；军事上打压孙中山民主势力。为反击袁世凯的暴行，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董必武积极参与策动湖北军队的反袁活动，配合全国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武装进攻下，讨袁战争失败，孙中山等人流亡国外。黎元洪屠杀数千革命党人，詹大悲等也被迫逃往日本。董必武只能暂避一时，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教英文，准备再战。

    五、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的共和梦被粉碎。董必武认为失败原因是，革命党内缺乏人才。他决心到日本留学，寻找革命人才，重走救国路。

    1914年1月，董必武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他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寻求革命。

    是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就任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召开成立大会，公布《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章规定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董必武和张国恩对这一章程进行了多次研读，希望参加这一组织。

    经居正介绍，董必武和张国恩一起谒见孙中山。他在1938年3月11日的回忆中还记得：“先生着现在所谓中山装的青衣服，容貌美秀而文静，如我们平素所看的像片一样”。孙中山用革命真理的力量征服了他。孙中山说：“中国革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他特别鼓励他们两位“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在孙中山的引导下，他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坚定紧跟孙中山干革命的信念，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六、以谋民族和人民幸福“为心”

    董必武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革命活动，目的是为了谋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为此，他不怕坐牢，更不怕掉脑袋。

    1914年年秋，孙中山推进反封建专制革命，在东京讨论制定《革命方略》，并发布了《告同胞书》，号令讨袁。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招全国反对。为策动军队反袁，6月孙中山派遣董必武回国行动。他在上海与潘怡如取得联系；商量策反计划；到武汉后，因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甚严，便潜回黄安从事革命活动。是年夏，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往于黄安与武汉之间，策动反袁。在驻扎武昌南湖的炮兵团长李愈友处，他见到在四川省武胜县当知事的友人姚汝婴的来信，当即和张国恩联名去信，揭露北洋军阀“衮衮诸公”的反动统治，申诉人民“沉郁惨淡”，被压榨的“不能出痛苦之声”；他们指出，若“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筞。”他们表示要以谋民族和人民幸福“为心”，采取“我尽所以善之”的态度，下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为重新改造中国而奋斗。为此，他被黄安县当局逮捕，罪名是在日本奉孙中山之命回鄂策动李愈友起事反袁。他在黄安坐牢三个月，做好杀头的后事准备。在妻子黄俊贞及家人的周旋下，由陈逵九等具保获释。

    出狱后，董必武于是年9月读到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名《新青年》），通过这本杂志他认识了陈独秀，坚定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继续反袁。是年冬他再次被捕，在黄安坐牢，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被释放。他继续赴武汉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湖北省议会恢复后，詹大悲被省议会以多数票推选为议长，他被推荐为秘书长。军阀王占元唆使顽固派议员，阻扰反对詹的议员资格，专制占上风，使詹大悲议长不能就职。董必武不甘心，开始第二次日本之行。

    七、孙中山的路子不对头

    从1917至1919年，是董必武思想转变重要时期。

    1917年2月11日 董必武赴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毕业考试。在日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4月，他由日本返回武汉，和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成为湖北有名的律师。

    在8月董必武皆姚汝婴赴四川途中，他面对三峡美丽景色和逆水行舟险阻，激发对国家前途的感慨。时逢段祺瑞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廖仲恺等发动护法运动，他们到成都后响应护法运动，设法与孙中山取得联系以参加护法运动。1918年春他在成都得知俄国十月革命消息后，非常高兴，写信给在日本的友人，索取资料，为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作准备。1918年3月，董必武接到任务，去利川县蔡济民的部队工作，共谋护法斗争。他的工作使这支武装得到统一。蔡济民部队三千人为保卫孙中山组建的广东政府而战，沉重打击北洋军阀。在利川期间，他经常在县教堂中借阅英文报纸，阅读报上有关十月革命的新闻，对十月革命的胜利深感敬佩，人民革命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
1919年1月中旬，董必武赴四川万县筹集护法战争军饷。1月27日靖国军杨春芳、唐克明两部勾结川军方化南部，夜袭蔡济民军总司令部并枪杀蔡济民。他得知消息返回利川，处理蔡济民善后事宜。在了解到谋害蔡济民的密电及真相后，他被公推为鄂西靖国军代表赴武昌转上海，向社会及孙中山报告这一突发事件及请求严惩凶犯。他于2月中旬抵达武昌，21日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他抵达上海，首先致孙中山的一封亲笔信，想“面陈一切，并请示办法。”并就蔡案向各方申诉。5月17日，他和苏成章、姚汝婴等十人联名再次在报纸上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上海孙总裁及云南、四川等联军总司令部呼吁，要求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他晋见了孙中山，会见了章太炎等人士，报告了蔡济民情况。此事，孙中山因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而无能为力；虽就蔡济民被害一事，多次致函致电护法将领，得到的是口头声讨，并无行动；章太炎等人虽慷慨陈词，却没有实力；有实力的四川、湖北等地方势力则力求自保，不肯出力。此时他对孙中山依靠和利用军阀的策略产生怀疑。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五四运动的爆发，《新青年》和《新潮》杂志风行全国，与陈潭秋的思想交流，董必武深受影响。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饶有兴味地研究了有关凡尔赛会议的问题。”开始考虑是否能找到革命的新策略和新方法。

    恰好李汉俊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深受河上肇影响、读过不少马列著作的李汉俊，向董必武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还把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给董必武，使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董必武确认在部队中秘密工作是无用的。需要的倒是为人民运动奠定基础。按孙中山做法，做军界领导人的工作，可是他们没有革命的觉悟而经常叛变。他的结论是：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或多或少地是一个军阀主义的运动，尽管也得到了普通士兵的有力支持。他确认革命要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在实践中，董必武认识到，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俄国道路，由此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八、私立武汉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

    董必武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认为办报纸、办学校是唤醒群众、接近群众最有效的方法。

    1919年秋，董必武回到武汉，首先考虑的是办报，终因资金困难没有办成。他就和陈潭秋等商量，决定办一所中学。他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说: 私立武汉中学“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董必武对于诸如校址校舍确定、办校经费筹集、教师聘用、办学章程拟定等一系列难题，倾注大量心血，一一解决。如，在办学经费上，大家商议由创办人募集解决。董必武的同学、同乡雷大同从广东回家路过武昌，赞同董必武办学，愿出资 120元; 其他创办人各捐 20元。为凑足20元，董必武于数九寒天典当了自己身上的皮袍。没有校舍，就利用属于政府教育局的两间房。一些教师，不仅没有薪水，甚至还要筹款支持学校。为谋取所需资金，他还在一所女子中学任课。

    学校领导由董事会负责。大家推选董必武任董事长，他不同意，认为自己是当地著名的革命党人，出任董事长不利于办学，他提议董事长一职由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出任，校长由中华大学教授刘觉民担任。

    董必武实际主持教务。他坚持招生不分性别，实行男女同校；坚持讲授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使该校成为第一所讲授白话文的学校。对于办学目的，他曾说: “我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他特别重视讲义的编选和讲授，选用一些时事题目作文章，强调学校应帮助学生阅读报纸书刊，启发学生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该校学生谢甫生后来回忆说: 当董老在课堂上以铿锵的语调朗诵秋瑾的爱国诗篇时，充分表达了这位女英雄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当时他在教育界已颇有名气，讲课又受欢迎，常被湖北女子师范、湖北省立中学和一些政府办的学校聘请去授课。董必武还邀约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讲学。如聘任黄负生、刘子通、钱介磐、陈荫林、李汉俊等人来校执教。他和陈潭秋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经常主动找学生们谈心，引导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学生们都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导师和学习的榜样。他还从恽代英的利群书社及其他渠道引进《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提供给师生们阅读; 他与陈潭秋一起指导学生们创办《武汉中学周刊》，为学生们编写《政治问题》读本，让学生们发表反帝爱国文章。

    董必武使武汉中学成了革命大熔炉，许多师生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武汉中学，不仅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而且成了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他们经常聚集在这里，研究商讨工作。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也常在这里畅谈读书的心得体会，后来他们大都成了共产党员。武汉中学中有5人参加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黄麻起义中，指挥部的 10 名成员里有4名是该校的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