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是我军兵团方阵中建制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才3个月，兵团部就奉命改建空军领导机关。更为特殊的是，这个兵团所属的3个军历经沧桑，竟都完整保留到现在。可谓天上地下，各建奇功。

    创建人民空军是共产党人多年的梦想。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军由于没有空军，没有制空权，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随着中国革命和战争形势的发展，加上在抗日战争后适时组建东北航校的前期准备，组建空军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刘亚楼

    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重视空军组建工作。在谈到组建空军人选时，周恩来问：“主席认为由谁来组建空军呢？”对于空军这个技术性很强的特殊军种领头者的人选，毛泽东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最后他锁定了刚上任的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

    毛泽东说：“让刘亚楼来干！”周恩来会心地笑了，“我也是这个意思……”原来他们心目中的人选同是刘亚楼。

    毛泽东说：“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很不错，回国后又兼任过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的最合适人选。”“好，那就这样定吧！”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了未来新中国空军司令员的不二人选。

    按照毛主席1949年7月10日给周恩来的信中的设想：“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26日，中央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发去专电，请他向斯大林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作战部队，参加渡海战斗，解放台湾起见，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拟向苏联订购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

    兵团组建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对于野战军下辖兵团，给东北的次序是第12至17兵团。当时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平津战役即将展开，东北我军战事繁忙，无暇整编，当时仅有已编好的第1、2兵团（无建制隶属部队）在1948年12月改番号为第12、13兵团，其余兵团尚未编成。

    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我军自2月起开始休整。此间除2月下旬萧劲光带12兵团部和第40军、43军等部奉命先遣南下外，其余各军仍布置在平、津地区休整。为之后南下作战需要和落实中央统一部队番号的规定，林彪、罗荣桓开始考虑四野的12个军（第38军至第49军）如何编组为4个兵团及各兵团领导班子配备。

    1949年4月上旬，四野大军开始陆续南下进军。5月1日，各部南下途中，北平第四野战军命令（战字第34号）：“成立4个兵团部（原有12、13兵团部，新成立14、15兵团部），每个兵团辖3个军，兵团一级之主要干部配备予以公布。”其中，第14兵团下辖第39、41、42军（6月21日，正式划入14兵团建制），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委员，黄永胜为第一副司令员，刘震为第二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吴法宪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5月4日，又发布战字第39号命令：决以热河整训司令部为基础，组成14兵团指挥机构。这个热河整训司令部是1948年11月刚成立的，基础薄弱，缺少干部，又分出了供给、警卫一部分给了15兵团。

    ◆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

    14兵团番号有了，指挥关系也明确了，只是指挥中枢——兵团部还很不健全。但这并不影响兵团司令员刘亚楼的雄心壮志，作为全军各野战军里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刘亚楼名震天下，一封封电报里的“林、罗、刘”早就说明了他的地位和影响。刘亚楼是福建武平人，红军时期曾担任过红1师师长。抗战早期，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抗战胜利时随苏联红军回国，给林彪当参谋长，为组建适应战争需要的高效率的司令部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他积极协助林彪、罗荣桓等总部首长部署和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刘亚楼思维敏捷、办事果断、能参善谋，一生风云际会、潇洒干练、锋芒毕露，是我军一位有独立性格、有较强能力、有突出贡献的高级将领，深受中央领导和四野首长的信任。林彪曾称赞：“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现在，他也十分渴望从总部到一线部队带兵打仗，在向中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征程中建功立业。此前，他奉命统一指挥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发起天津战役，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敌13万余人，足见其组织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和他搭档的兵团政委是莫文骅，广西南宁人，百色起义红7军出身，红军时期任过红8军团宣传部长，抗战时期任过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担任主力4纵的政委。莫文骅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第14兵团政委莫文骅。

    至于刘亚楼的两个副手：黄永胜和刘震，也是大名鼎鼎，战功赫赫，他们能打善建，闻战则喜，分别从45军军长和39军军长的位置上提拔起来。1955年授衔，14兵团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刘亚楼、黄永胜、刘震3名上将，莫文骅、吴法宪、吴克华、吴瑞林等10名中将，少将则更多。

    14兵团麾下的3个军，各有来头，都非一般。39军军长刘震（兼）、政委吴信泉，下辖第115、116、117、152师。该军前身是红15军团、八路军344旅、新四军第3师、东野2纵，历史较老，战斗力有基础，攻击力强，各部队均善于野战，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所属116师是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最有朝气，突击力最强，战斗经验丰富，以“猛打、猛冲、猛追”著称。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下辖第121、122、123、154师。该军前身是抗战时期胶东八路军组成的山东解放军第6师和第5师一部到东北发展起来的东野4纵，部队作战决心很顽强，不怕伤亡不叫苦，执行命令坚决，善于打阵地战，也能打运动战，在防御战斗中有顽强的战斗力。特别是塔山阻击战斗，享誉军内，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所属121师，战斗作风猛，动作快，能打运动战，有突击精神，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下辖第124、125、126、155师。该军前身是1948年3月由辽东军区3个独立师组建成立的东野5纵，这是各战略区野战纵队中唯一的“5纵”，部队战斗历史短，无红军基础，八路军成分亦少，但有朝气，游击经验丰富，能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

    在这3个军中，39军和41军都是主力军，原来东野的12个纵队中也只有5个（即1、2、3、4、6纵）是主力，一下子给了俩，可见林彪对刘亚楼的厚爱。即使是战斗力有一定差距的42军，也刚刚打下了安阳，这可是四野战史上最后一场攻坚战，对该军锻炼不小。一想到这，刘亚楼充满了自信，这个刚组建的14兵团还是大有作为的。

1949年空军初建时的领导班子，左起：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萧华、副司令员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参谋长王秉璋

    浴血殷都

    1949年3月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已解放，仅余豫北安阳（守敌1.4万人）和新乡（守敌2万人）。这两座城是平汉铁路必经之地，特别是安阳，还是豫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守军由当地惯匪、逃亡地主、特务散兵等组成，成分复杂，政治上极为反动，战术上狡猾多诈，凶狠顽固。其城防比较坚固，筑有200多个暗堡和500多个据点，各点之间以露天交通壕连贯，壕内筑有暗堡，火力组织甚为严密。

    之前，四野南下先遣兵团经过安阳时，本想打掉它，但因重任在身，从旁边绕了过去。而今，四野主力部队70万人即将从平津地区分三路南下，岂能容忍仍被国民党军盘踞的安阳、新乡这两块绊脚石挡在大军前进的路上！

    1949年3月27日，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在北平参加四野前委会议，接受了中央军委命其攻打安阳，掩护主力部队南下的任务。四野首长强调，地头蛇、父子兵和惯匪最难打，部队一定要扎实做好攻坚准备。42军成军较晚，以前也参加过攻打鞍山、辽阳、营口等攻坚战斗，具有一定的攻坚作战经验。但在攻坚能力上与主力部队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4月1日，42军部队从河北涿县出发，14日进至冀南磁县、成安一带待命，此地距安阳还有60公里。军长吴瑞林同4位师长研究确定了“大包围、小突击”的作战方案，决定采取远距离奔袭作战的战术，防敌突围，争取将安阳外围之敌歼灭一部或大部。4月16日15时，各师开始行动。125、126、155师都顺利完成了任务，形成了对安阳的合围，但124师负责的对安阳城西北面的包围中，371团攻打广益纱厂、高楼庄等处之敌时，因轻敌不讲战术侦察，盲目前进，遭敌反击致使部队混乱，损失200余人。

    4月18日起，42军以“四面攻击、各个歼敌、逐步压缩、逼近城墙”的作战方针，为攻城作战扫清障碍，控制有利阵地。124师未吸取教训，再次攻击广益纱厂、高楼庄仍未成功，又伤亡数百人，严重影响了作战进程，军首长大为恼火，令其暂时停止外围作战，深刻检讨。至4月22日，第42军官兵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猛烈攻击，快速推进，安阳外围据点基本被夺取，各师逼近城墙和四关。27日，42军再接再厉，向四关发起进攻，彻底肃清外围之敌。124师371团第三次攻打高楼庄，终于克敌。安阳城东、西、北关全部为我控制，围城部队全线逼近护城河。

    从4月28日起，42军各师、团一方面对守敌发起政治攻势，一方面集中人力、工具，在有组织的火力掩护下，昼夜不停地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并准备各种炮弹1.5万发，各种枪弹80万发，黄色炸药10吨，各种工具4万多件。

    124师和125师各加强一个炮兵团，担任主攻，由城西面并肩突破；126师担任助攻，由北门附近突破；155师及友军部队布于东关至南关地区担任佯攻，伺机登城并堵击突围之敌。

    5月5日18时，部队集中炮火开始轰击，城上城下硝烟弥漫、一片火海。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跨过护城河展开清除城外火力战斗，为工兵爆破、突击队登城扫清障碍。125师进攻非常有章法，至午夜将400公斤炸药装填进城墙根下构筑的药室。而124师此时又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该师因集中掌握了较多的火炮（60余门），以为靠火炮就可打开口子，不需要麻烦而危险的炸药爆破，于是就猛烈轰击城墙，发起强攻，遭敌猛烈反击，迟迟不能完成埋设炸药任务。

    ◆安阳战役时我军炮兵准备射击。

    打开殷都大门的是126师，5月6日凌晨2时，该师就已运送了1250公斤炸药，因突击队距离城墙根太近，炸药量太大，恐伤及自己，于是42军又命该师撤回一些，在15名官兵搬运炸药时，一名战士不慎将炸药碰响。只听震天撼地一声巨响，随着冲天的滚滚浓烟，城墙被撕开一个上宽23米，下宽9米，斜坡为55度的大豁口。15名勇士的生命和鲜血，打开了殷都古城的大门，此时是5月6日5时15分。突击队376团2营4连闻爆炸声一跃而起，呐喊着向大豁口扑去。抢占突破口后，猛烈地向两翼发展，用冲锋枪、手榴弹等粉碎了守军的疯狂反扑，一举攻入城内。

    吴瑞林见突破口已被炸开，立即发出了总攻的信号。霎时间，安阳城内、外炮声隆隆，火光闪闪，杀声震天。125师于5时45分经爆破突入城内，124师也于6时入城。安阳守军全面溃乱，解放军乘胜展开纵深战斗，经两个多小时激战，5月6日8时，全歼了城内守军。

    安阳被攻破，震撼了新乡，守敌已无力孤军奋战，遂宣布投降并接受和平改编。从此，整个华北彻底解放，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孤立据点，打通了平汉铁路，扫除了四野南下进军的两大障碍。

    南下华中

    1949年４月中、下旬，41军和39军分从北平和大兴地区出发南下，一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蜿蜒数十里，浩浩荡荡。此时，刘亚楼和莫文骅正在天津着手组建14兵团部。5月上旬，刘亚楼因处理原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移交工作和为14兵团部“招兵买马”暂留北平，莫文骅和吴法宪带领兵团机关从天津出发，沿平汉铁路向南进军，追撵已进至豫南的39军和进至豫北的41军、42军。

    6月初，42军过黄河后奉命留在河南，军部及125、126、155师进到豫西和豫东南地区剿匪，124师则因安阳战役损失较大，教训深刻，在洛阳整训。39军和41军均已到达汉水北岸之云梦、安陆、应山一带集结待命，莫文骅带兵团部也赶了上来。

    7月初，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14兵团部带41军从汉口渡江进入武汉，41军向南继续前进，沿粤汉铁路追击敌人。39军向西追击，于7月底抵达沙市，前卫115师渡过长江，进至石门、澧县。8月5日，向南的41军进抵长沙以北的金井地区。

    马上要与白崇禧集团展开决战了，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没有南下，他在北平干什么呢？其实刘亚楼也很着急，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但由于辽沈、平津两次大决战的过度劳累紧张，肝病复发，刘亚楼未及南下就被送到苏联去休养。他不会想到，回国后他再不能统领虎狼之师横扫中南，而是有了一个新的岗位，可谓壮志另酬。

    组建空军领导机关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作出了“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判断，同时认为今后最大的军事行动就是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在于空军和海军。于是，在1949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成立人民空军提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东北老航校情况汇报后，决定先组建军委航空局，各军区组建航空处，为正式建立空军创造条件，由常乾坤任航空局局长，王弼任政委。当时，有两位老总对空军这个新建军种很感兴趣，都争着表示想当空军司令，毛泽东笑而不语。知人善任的毛泽东从将星闪耀的我军将领中筛选出了第四野战军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除了看中刘亚楼集指挥、谋略、行政于一身的全才外，毛泽东深知组建空军离不开苏联“老大哥”帮忙。而刘亚楼曾经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俄语说的不错，卫国战争时期还在苏军干到少校，而且，他还兼任过“东北老航校”的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

    为加快组建空军的步伐，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周恩来即着手主持建立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11日，他召见刚从苏联休养回来待命的刘亚楼，就建立空军问题进行交谈，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接到这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后，刘亚楼立即与军委航空局常乾坤、王弼等同志研究，迅速拟定了方案，建议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同时提出了一些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

    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野及华中局，提出：“决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人选以刘亚楼任司令员最合适”，“空军司令部即调14兵团司令部（司政供卫）再加入空军人员组成”，“13、14兵团可合为一个兵团，黄永胜调任13兵团副司令员，即由该兵团指挥5个军进入广西作战”。8月1日，军委又电令催促：“请即令其开来北平待编。”遵照军委电示，四野于8月5日发布战字第75号命令：“着14兵团直属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随即，四野指定14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廷一、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平水，带领兵团机关及直属队2515人于8月19日由武汉乘火车抵达北平南苑。10月下旬，14兵团部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兵团番号自然取消。

    在14兵团部北上之前，刘亚楼奉命于8月1日启程赴莫斯科商谈苏联帮助新中国建立空军的问题，两个月后与苏方签订了援建空军协议书，包括购买飞机、油料、派遣专家等，10月16日返回北京。与此同时，国内各军区、各野战军也开始选调飞行学员、机械学员和军政干部，作为建立空军之骨干。此后，又从陆军抽调大批部队改建为空军各兵种部队。

1950年代，毛主席和刘亚楼在北京南苑机场

    刘亚楼向毛泽东汇报空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