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1日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明信片，正面是毛主席和少年儿童队员在一起，背面注明“少年儿童队向毛主席献礼”。

    明信片中，给毛主席递上大红信封的女少年儿童队员是我，那年我十一岁。

    这张明信片，我珍藏了近七十年。它，伴随我走过学生时代、文革动乱、东北十年的再教育、改革开放，直到退休。

    明信片记录的是1951年6月1日的难忘时刻，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1年6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儿童节。那天，八一学校安排李敏、董良羽、叶燕燕、雷蓉蓉、宋勤、左太北、范耀荣七名同学，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新中国少年儿童的情况。

    北京的六月，晴空万里，绿树成荫，百花盛开。

    我们在校长办公室集合。个个身着白衬衫、蓝裤子、棕色牛筋底的圆头皮鞋，安静地坐在长条靠背椅上，等候出发。会议桌上摆放着：大红信封，里面是八一学校全体同学给毛主席的信；大镜框，上面贴着八一学校师生学习和生活的照片；和采自校园的鲜花。这些由全校师生精心准备的礼物，将由我们敬献给毛主席。我们的心万分激动，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烁着兴奋的光。

    集合前，我认真整理了自己的仪表。当年，军队和政府部门实行供给制，学校为每位同学提供生活和学习的全部用品。校服只有大中小号之分，发给我的裤子拖到地面，衬衫袖子长过手指。我把两条裤角和两个袖口折了个边，自我感觉精神多了。没想到，后来在和毛主席合影中，我发现两条裤腿和两个袖子一边长一边短，袜子还露出一大截。我的头发是班上年长的大姐姐剪的，参差不齐，我特意别上了两个黑色的新发卡。

    八一学校的校址在北京西单李阁老胡同20号，与中南海红墙仅一条府右街之隔。中南海是毛主席办公地方，在我心里中南海又近又很远。

    边振远老师带着我们乘坐汽车，从中南海新华门来到丰泽园门前。

    丰泽园面临风光旖旎的中南海的南海。进了大门，正面是颐年堂，我们沿着东侧的长廊向菊香书屋走去。李敏和叶燕燕在前面带路，董良羽和左太北抬着大镜框，宋勤和范耀荣手捧鲜花跟随其后，我小心翼翼地握着大红信封走在后面。

    信很轻，但在我的心里，这封信可重啦，因为它承载着全体少年儿童的心意。

    从菊香书屋的大门望去，毛主席身着灰色中山装，已经站在院子里，笑眯眯地迎接我们这群孩子。

    我睁大双眼望着毛主席。人们天天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现在，毛主席竟然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惊喜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眼前的毛主席，可比学校礼堂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更加高大魁梧和蔼亲切。

    我手捧大红信封，向毛主席面前迈进一大步，右手高举过头，庄重的敬了一个少年儿童队队礼，大声报告：毛主席，这是八一学校全体同学给您的信。我双手恭恭敬敬地递上大红信封，毛主席笑了，高兴地接过信。

    这一历史瞬间，凝固在1952年4月1日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明信片上——“少年儿童队向毛主席献礼”。

    据说，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第一张以毛主席和少年儿童为题材的明信片。

    毛主席接过信，用大大的手握住我的手，他那慈祥的目光，使我沐浴在温暖和荣光中，一时间完全忘了该说什么，耳边只听到，侯波阿姨手中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响。瞬间，我被定格在毛主席身边，双眼笑眯成一条线。

    此刻的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突然感到自己肩上有了责任，要做一名优秀少年儿童队员，为新中国努力奋斗。

    这一瞬间，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我们兴奋地簇拥在毛主席身边合影。照片中李敏没带红领巾，她已是光荣的共青团员。她四岁去了苏联，1949年回国。之后，插班到我们四年级二班。她总是笑眯眯的，话不多，学习努力，谦虚谨慎，从不以父亲是毛主席而自傲。

    合影后，毛主席向四合院北屋方向走去，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孩子们，坐下说说你们的情况。” 毛主席在北屋房檐下的藤椅上坐下，我们围坐在两边的藤椅上。 四合院里弥漫着淡淡的叶香和南海飘来的湿润空气。

    这是一座古朴宁静典雅的中式院落，方砖铺地，灰墙青瓦，檐下彩绘依旧，门窗油漆已脱落褪色，明亮的玻璃窗敞开，纱窗紧紧关闭，屋廊上的遮阳竹帘半卷，卷帘的麻绳绑在红柱上。

    廊子上摆放着大小不等的绿色植物，我说不出它们的名字。院子的东北角是一道山墙，墙面上印着流水和日晒的痕迹。院中几棵苍劲挺拔的柏树，树皮斑驳，它们都历经了百年沧桑。

    我们面前摆放着一个方形藤桌。桌上铺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台布，上面放着两瓶白开水，一盘苹果。对着毛主席的桌面上，放着一盒香烟、一个烟灰缸。毛主席休闲地靠坐在藤椅里，双臂放在藤椅把手上，左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右腿翘在左腿上。此时，映入我眼帘的是，毛主席穿的粗线袜和发旧的黑皮鞋。我不由自主地低头看着我们穿的皮鞋，可比毛主席的皮鞋新的多。

    毛主席微笑地用湖南话询问我们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之后，又一一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李敏当了湖南话的翻译。

    突然，我醒悟到：这里是毛主席的家，我们是在毛主席家做客。

    当毛主席慈祥的目光望向我时，我立即报上父亲的姓名和我的姓名、年龄和年级。

    “哪儿人呐？”毛主席笑着问道。

    “我爸爸是山西人。”犹豫片刻，我轻声回答，并腼腆地低下头。回答中特别强调了“爸爸”两个字，但毛主席似乎没注意这个细节，只听到“山西”两个字。

    “山西是个好地方。那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太行山、吕梁山，是抗日根据地。山西的牺盟会和新军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你父亲不是决死纵队的吗？”毛主席的湖南乡音，厚重又亲切。

    我望着毛主席慈祥和蔼的面容，听着毛主席讲述着山西，面颊微微发热，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纠结”。

    接着毛主席说到：派雷任民去广州接收港九国民党机构。我急忙回答：父亲去了广州，已经回北京，他不告诉我去做什么。毛主席一边听，一边微笑着。

    多年来，我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以往，籍贯都是填写四川。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我随父母从延安撤退，过黄河经山西，来到河北涉县阳邑镇木井村，入学行知小学。

    在行军路上，满眼望去都是黄土高原、贫瘠沟壑、穷山浑水，心里真怀念四川富庶的青山、绿水、稻香。因之，多年来我都以四川成都人自居，只告诉别人，我爸爸是山西人。

    毛主席的一席话，让我重新认识了山西。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民族危亡时，山西太行山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铜墙铁壁；山西的老百姓用生命掩护子弟兵；山西的小米养育了我们这一代小八路……

    后来，父亲经常开玩笑说：“你见毛主席的最大收获，是知道了山西是个好地方，承认自己是山西人。”

    毛主席的一席话，让我了解山西，爱上山西。此后，我都自豪地说：我是山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