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在这场疫情中，有一支队伍以低调而平和的姿态参与了战斗，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就是以国家中医医疗队为首的中医队伍。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的父亲崔月犁曾经领导过整支中医队伍。他主管中医工作9年，并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原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19年，为振兴中医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他在卫生部任职期间，筹建了两个重要的中医机构——国家中医管理局（后改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后改称中华中医药学会）。这两个机构的诞生，在管理上和学术上为中医开辟了自主发展的空间。这里重点讲一讲国家中医管理局的诞生过程。

    ■“文革”结束后，中医现状不容乐观■

    1978年，父亲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到部里不久，江一真部长问我父亲是不是对中医有兴趣，可不可以分管中医，这样我父亲就接手了中医管理工作。

    父亲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调查全国的中医现状。现状不容乐观。在调查中，他发现中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度下降。中医人数从1959年的36万多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被拆散，那里的老中医被打成“牛鬼蛇神”遣送回了老家。“文革”前，全国共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医院，到1978年只剩下171所。而现存的中医医院里，绝大部分是以西医为主，西医当家。他在视察时，甚至看到某中医院内竟然挂着西医科的牌子。由此，父亲得出的结论是，传统中医在“文革”中遭受了两方面的破坏：一是中医理论和实践被当作封建残余批判，二是侥幸生存下来的中医正在被严重西化。社会上歧视中医由来已久，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在中国医学界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演变为“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中国还要不要保留中医？中医药学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是否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些都是他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如何对待中医，当时业内人士有两种意见。一种代表中医界人士，认为中医被忽视、被西化是普遍现象，并尖锐地质问：“中医医院是姓中还是姓西？中医医院里是中医学当家还是西医学当家？”另一种意见代表卫生界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士，认为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传统中医等于倒退。

    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中，父亲选择了继承和发展中医。他的决策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医在广大农村是老百姓喜爱并能承受的医疗服务形式，中国的防病治病离不开中医；二是中医在世界传统医学中是理论体系最完整、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医学，是中国特有的医学资源。1979年，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传统医学，我们已经没有了。传统医学是21世纪的医学，到了21世纪将被各国所承认、所重视。”这对父亲的触动很大。父亲说：“你们取消了汉医（传至日本的中医被称为‘汉医’）。接受你们的教训，我们中国必须重视中医。我们要培养大批真正懂中医的人才。”父亲在国外考察时还了解到，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完整的传统医学；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主要在农村；南美印第安人的传统医学有很多迷信和巫术“跳大神”的成分，并没有理论体系。只有中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医学，成了世界医学界独一无二的风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工作一直由卫生部管理。1952年，卫生部医政司设立中医科作为全国中医行政管理机构，1953年中医科升格为中医处，1954年升格为中医司。无论怎样更名、升格，很长时间里中医处（司）只有8人，后来才陆续增加到15人。与卫生部500多人的编制相比，中医司的编制很少。而卫生部的医政司、妇幼司、防疫司、科教司等业务司局都是为西医服务的。从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不但中医药技术人员减少了1/3，而且中医司的工作方向也严重偏离中医，只为中西医结合服务，中医逐渐被中西医结合取代。1975年7月，卫生部成立了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取代了中医司。2006年，原国家中医管理局副局长田景福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当时卫生部大院里十七八个司局，管中医的只有中医司一个司。显而易见，卫生部行政部门在对待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摆在了从属地位。

    ■“衡阳会议”使中医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发生扭转■

    1978年9月，情况出现了转机。转机源于卫生部写给中央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9月7日，邓小平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24日，中共中央以批转卫生部报告的形式发布〔1978〕56号文件，要求有步骤地把中医这件大事办好，提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在分配经费时要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在此形势下，中医司于1978年10月被恢复。

    1982年5月，父亲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任命公布前，他在部里是分管医学高等教育和中医的副部长。4月底，他刚刚主持召开了中医现代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全国中医医院、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由于此会在湖南衡阳召开，人们习惯称它“衡阳会议”。“衡阳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为中医发展创造条件，对中医界影响巨大。

    国医大师、广州中医学院原副院长邓铁涛曾说，“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指出中医的发展方向不是被西医改造，不能被中西医结合代替，而是要在中医医院与中医学院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会议指出，中医是卫生工作的短板，要从财政和政策上摆正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中医应该和西医一样得到重视。这次会议的提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中医置于西医方式管理的模式，提出了中医发展的关键是必须以完整继承、保留中医的医学体系为前提。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行政部门第一次对中医的地位和发展方向的扭转。

    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参加卫生部党组会议，让他有机会在党组会议上反映中医的问题。当时吕炳奎向我父亲建议：“中医应当独立发展，必须要独立发展。中国人应当有这个气魄。”父亲对他的建议十分重视。“衡阳会议”后，父亲便开始探究如何才能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位置上。田景福回忆，在他担任中医司司长期间，我父亲曾多次和他探讨这个问题，提出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是中医药能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必须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培养一批党性强、热爱中医管理事业的干部，发挥组织保障作用；二是中医药队伍要自强不息，要练内功，不断提高医疗水平。二者缺一不可。后来，父亲领导建立的两个机构——国家中医管理局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目的就是通过其凝聚全国中医力量，发现和培养中医人才，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中医自主发展的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中医界的支持。从此，在国家层面建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被提上日程。

    国家中医管理局的成立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在父亲领导下，卫生部中医司全体干部和全国中医界人士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件事。

    “衡阳会议”召开后，父亲责成卫生部中医司为成立中医管理局准备相应的文件。邓铁涛回忆，崔部长当时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他和中医学会的常务理事研究了一个方案，先建立一个副部级的局，专门来管理中医事业。方案中说明了中医管理局只是机构的调整与合并，并不增加开支。这个想法提出后，正赶上国家机构缩编，因此被搁置了。

    ■国家中医管理局的诞生■

    1984年3月，徐向前元帅到广州疗养，在那里突然高烧不退，西医会诊后也没能退烧。徐帅的夫人坚持要邓铁涛试试，这样把抗生素停了，用了邓铁涛的药，没用几服烧就退了。徐帅问邓有什么要求，邓说：希望您关心一下中医。邓铁涛托徐帅给中共中央带去一封信，信中谈到广东省的中医越来越少，再过10年就没中医了。经过徐帅转递，这封信很快被胡耀邦批示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无独有偶，由浙江名医何任发起，联合山东张灿玾、湖北李金庸等10名著名专家上书国务院，提出管理制度的缺陷制约了中医药发展的问题，恳切希望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

    1985年，卫生部党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问题，6次向国务院打报告反映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5次讨论中医问题。后来卫生部起草了更详细的文件，其中不仅提到建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问题，还提到国家对中医专项拨款的问题。文件于1986年1月3日被送到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