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李汉俊（1890—1927）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和《共产党》月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他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劳动界》，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劳动大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向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他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任代理书记；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支持武汉等多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青年才俊加入共产党。他与李达一起筹备组织中共“一大”的召开，并将会址安排在其兄李书城家，遇到密探袭扰之后，沉着应对，化险为夷。1922年脱党后从事教育及革命工作。

    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1890年4月，李汉俊出生于湖北潜江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6岁进入私塾，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汉俊年幼时曾听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

    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华民族饱受摧残。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这对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带来了很大的优势。

    1848年，以《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的红日跃出了地平线。这个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体系，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下，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开始传播。李汉俊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李汉俊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和《共产党》月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李汉俊还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刊》等报刊上发表了69篇译文（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就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校对。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到困难，李汉俊热情相助。李达在“译者附言”里致谢道：“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的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的援助。”

    李汉俊在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具体运用于中国实际。李汉俊很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我们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我们只要有了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随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了。”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理，李汉俊着重强调，马克思是“活的东西”不能死死地“抱着”，但决不能以此而自由“伸缩”。马克思主义自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到中国要成为什么呢？”“这就要靠我们中国人底努力了。我们努力的结果，或者能够造出什么来。”这再一次表明，李汉俊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尽力找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历史的时空结合点。

    李汉俊和李达一样，还翻译和撰写了许多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的文章。如《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苏维埃共和国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劳农制度研究》等，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

    1919年春，董必武由鄂赴沪，与张国恩同住渔阳里路南，结识了李汉俊。李汉俊向董必武、张国恩等介绍了十月革命，将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日文书籍和杂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黎明》、《改造》、《新潮》等一一作了介绍。董阅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称李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二）与陈独秀共同发起创办《劳动界》，向劳动大众普及马克思主义

    1918年岁末，李汉俊回国，入住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从事写作与翻译工作，并创办了《劳动界》。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劳动大众处在被压迫的最底层，有着天然的造反精神，但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那么工人运动只能处在自发阶段，而无法彻底解放自己。中国的劳动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没有文化，因此要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他们当中，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这个意义上讲，1920年8月15日，由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的《劳动界》是我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刊物，受到了劳动大众与广大读者的欢迎。《劳动界》周刊的发刊词来自李汉俊的手笔《为什么要印这个刊报》。

    《李达自传》说：“组织工人的工作，是由李汉俊主持的。”李汉俊在主编《劳动界》期间，经常深入工厂开展情况调查，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以一种执着的忘我精神使刊物成为党组织团结工人群众的纽带。李汉俊精心编辑，组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劳动大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向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该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宣传：

    第一，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如他们以船坚炮利与鸦片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中国政府签定各种不平等条约，公开掠夺中国各种经济作物与战略原料等。第二，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通过剩余价值学说，解释工人受剥削的秘密。第三，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第四，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第五，指出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工人阶级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此外，李汉俊还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怎么样的进化》、《五一》等多篇文章，宣扬社会主义革命，反映劳苦大众的痛苦。他翻译的小说《人力车夫》，描写的是上海一个终日劳累的人力车夫阿二，有病无钱治疗，只能拼命干活而累死的悲惨故事，作品无情地鞭挞了黑暗的社会。这部作品可以说是第一部反映我国人力车夫悲惨遭遇的小说。

    三）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任代理书记；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生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举行会议，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陈、李均表赞同。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任首任书记。当陈独秀被陈炯明聘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一职后，便辞去书记一职，同年12月至1921年2月，由李汉俊代理书记，这期间，李汉俊负责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全面工作。

    党组织成立之后，陈独秀和李汉俊等人立即展开组织与宣传活动。首先，他们吸收了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李中、袁振英等人参加共产党。
1920年8月22日，李汉俊、陈独秀、俞秀松等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第一任书记。他们还在渔阳里6号成立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中共早期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所党（团）校。李汉俊担任外语教员，教授英语、法语和唯物史观。学校输送了二三十名团员到苏俄学习，他们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多位近代中国叱诧风云的人物。

    四）支持武汉等多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包括茅盾在内的多位青年才俊加入共产党

    1921年12月李汉俊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帮助各地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从1920年8月至1921年春成立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他们的性质相同，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湖北的董必武和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来。

    董必武曾回忆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由此，武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李汉俊和陈独秀委派的刘伯垂的指导帮助下，成为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全国第二个地方性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此外，李汉俊还支持毛泽东等人组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山东的王尽美在李汉俊支持下创建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李汉俊曾介绍多人参加共产党，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其中一位年轻人名叫沈德鸿。他出身于浙江桐乡县乌镇，其父沈永锡16岁就中了秀才，为人正直，具有进步思想，是“维新派”。1916年夏，沈德鸿从北京到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谋生，先后担任《学生杂志》《小说月报》的编辑。这位年轻人因在新文学中暂露头角，引起了李汉俊、陈独秀的注意。他们邀请他参加宣传新文化运动。通过交往，这位年轻人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李汉俊便发展他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1922年夏天，张国焘以中央局组织主任的身份来到武汉，见到了在武汉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责问李汉俊：“你为什么尽介绍一些大知识分子进入到党内来？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岂不是要变成知识分子的党了吗？”李汉俊对张国焘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反驳说：“知识分子信仰了共产主义，会对革命有更大的帮助，马克思列宁都是大知识分子，你能说他们代表不了工人阶级吗？”

    张国焘无言以对。李汉俊介绍的这位年轻人后来以“茅盾”“沈雁冰”的名字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

    五）与李达共同筹备组织中共“一大”会议，会址安排在其胞兄李书城的寓所，会议接近尾声时出现密探，沉着应付化险为夷

    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在极其黑暗的反动军阀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来负责组织召开“一大”会议的。严格遵守秘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1921年6月初，时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达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之后，倾向于中共“一大”会议在李汉俊家召开比较稳妥，并委托其夫人王会悟具体落实。之所以安排在李汉俊家，主要考虑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1912年曾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总统府军事秘书兼陆军顾问，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堪称国民党元老，有崇高威望。李达认为，有这样一个特殊关系，加上李汉俊是发起建党者之一，故在李书城将军公馆内开会相对安全一些。李汉俊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在其兄家开会的安排，并承担了相应的准备工作。

    1920年6月初，李汉俊与李达一起会见到上海商议成立共产党全国性组织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征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意见之后，李汉俊与李达分别给国内除上海外的五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函，通知他们于七月中下旬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顺利召开。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位密探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以找错了地方为由又匆忙离去。担任会务和安保工作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发现这一可疑情况之后，立即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汇报。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警惕性很高，立即宣布休会，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

    李汉俊考虑自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又懂法语，同时也为了掩护同志们，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应付，与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陈公博。

    十几分钟后，一群法国巡捕、警探蜂拥而至。一个巡捕用法语问道：“你们开什么会？”“我们在编辑新时代丛书，不是开会！“李汉俊以房主人的身份镇静地用法语回答。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北京大学教授。”“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也是北京大学教授，趁暑假之便来上海谈谈。”

    巡捕问不出什么破绽，便瞪起眼睛，指着书架问道：“你们家为什么藏这么多社会主义的书籍？”

    李汉俊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要看。”

    巡捕见搜不到什么东西，只好悻悻地走了，但他们却在李公馆四周布下了暗探，继续监视房子周围的情况。

    当时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其中一篇《我与中国共产党》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在注意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由于李汉俊的睿智机敏，泰然自若地用法语与巡捕周旋，因此使我们党免遭了一场劫难。

    六）脱党后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

    1922年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分歧回到武昌，从事教学工作。然而，他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三尺讲台上，而是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他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武汉星期评论》上发表妇女解放的文章，推动了湖北女师学潮。

    1923年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李汉俊以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罢工的领导工作。1月30日，李汉俊与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赴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6日回到武汉后，李汉俊以省工团的名义组织2000多名代表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坚持罢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李汉俊支持林祥谦等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使这场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敌人杀害林祥谦后，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在党内同志帮助下，李汉俊到北京其兄李书城处暂避。同年秋，武汉形势稍有缓和，他立即返汉，继续执教武昌高师。他主讲的“唯物史观”给学生的思想影响极大，促使一部分学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党的二大、三大上李汉俊均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自动脱党。

    1926年，李汉俊与董必武作为湖北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代表赶到长沙，向北伐军递送武昌敌军军事情报，迎接北伐军并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遭杀害。1933年，北京人民将李汉俊的灵柩移葬至西山的万安公墓，不久，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后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86年，潜江人民为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在潜江袁桥为李汉俊建立了墓碑和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