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万物复苏的春天，也是倍思故人的时节，飘飞的清明雨犹如思念的泪，带着对亲人无尽的怀想，融入春天。本期《丽州儿女》刊发对两位先人的追忆文章，一位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烈士，一位是原厦门大学教授、著名理论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胡培兆先生。
    怀念刘英烈士的文章，一篇出自永康市文史工作者，一篇出自刘英的遗腹子刘锡荣先生。刘英烈士虽不是永康人，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永康度过的，他最后也长眠于永康方岩山下，永远融入了丽州大地。青山埋忠骨，方岩山何其有幸！
    胡培兆先生满腹经纶、著作等身，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今年元月2日，在外奔波忙碌一生的胡老师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在美丽的画眉岩山腰，与他的祖父母、父母和哥哥永远地相守在了一起。
    一寸相思千万绪，两处春愁几多情。愿忠魂在他们热爱的丽州大地上安息！

    刘英，江西瑞金人，出生于1905年11月26日。曾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红十军团（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军挺进师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和特派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七大代表等。刘英同志自1935年1月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至1942年5月18日英勇牺牲在永康方岩马头山麓，约7年零4个月时间，他的生命与浙江紧紧连在一起，牺牲时年仅37岁，是牺牲在永康、长眠在永康、新中国成立前我省最后一任中共省委书记。

    为了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笔者征得刘英烈士遗属刘小英、刘锡荣、詹黛薇等同意，根据浙江省党史资料、《刘英纪念文集》及知情人士的回忆史料和历史档案中有关记载，将刘英烈士生命最后90天英勇不屈的战斗生活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叛徒出卖 刘英被捕

    刘英的警卫员李小金，因生活腐败及贪污问题，组织上察觉后准备处置他，他伺机逃跑，投靠国民党天台县党部。天台县中统常驻调查员葛其潭把消息通报给驻永康方岩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刘怡生，刘怡生派情报股长陈家壁率叛徒陈芳汀、胡得才，由李小金引至永嘉县，再会同杨法震等人，于1942年2月8日傍晚埋伏在刘英住处附近。

刘英和夫人丁魁梅

    刘英当时在温州恒丰盐店的住处是保密的，叛徒只知道大概位置，并不知道详细地址。这天，刘英外出回来经过街口时，正巧被李小金看见，叛徒上前一把就抱住了刘英，埋伏在周边的陈家壁等敌特蜂拥而上，把刘英捆绑起来。

    刘英同志不幸被捕之事，惊动了与其生活在一起住在附近的战友、妻子丁魁梅。丁魁梅当时正怀着身孕，惊变之下，她沉着冷静，临危不惧，携带党的所有机密文件，立即机智地撤离了已暴露的省委机关。她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回到上海，将浙江省委的机密文件交给了组织，并向组织汇报了党内出了叛徒以及浙江省委机关被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的情况。

    之后，因李小金出卖，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周义群及正在温州向省委汇报工作的衢属特委组织部长兼江山县委书记姚祖培也不幸落入国民党顽固派手中，与刘英一起被关进了永嘉县警察局看守所。

    深陷狱中 坚持战斗

    1942年2月18日，国民党顽固派刘怡生带领80余人的武装及便衣特务，从方岩驱车驶往青田，然后分乘两艘船前往温州押解刘英。2月20日，中统局浙江省雇了三艘船，将刘英、周义群、姚祖培分别押上三条木船，当晚从温州到青田，22日傍晚抵丽水，再从丽水改乘汽车，23日中午到达方岩。刘英首次关押的地点是国民党政府省警察大队临时监狱（方岩万成庙内）。

    1993年1月，时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魏桥先生，曾专门撰写碑文，题为《民国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遗址碑记》，一开头即清楚地交代了万成庙的出处：“永康方岩鸡鸣峰峰岩如削，绝壁千尺，东南山洞中有万成庙。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筹备编修浙江省志，设立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在此办公，可谓乱世不忘修史。今立碑于此，愿方志事业承前启发，世代相传。”该碑记由永康市方志前辈、永康县志主编应宝容书，刻石立碑于万成庙原址，历经28 年风雨磨砺，遗址至今尚存。

    应宝容1992年参与永康刘英、张贵卿、胡斗南、金丁亥等烈士陵园筹备工作时，与橙麓村村民、曾与刘英同志同监关押的程兆修有过一段交往，后根据党史资料和程兆修老人的回忆，撰写了一篇《刘英在方岩狱中》，收于《丽海钩沉》一书中。为了忠实呈现刘英刚到永康方岩狱中前十余天对敌斗争的生活，现摘录原文如下：

    不两天，牢头把一个人推进来，刘英侧目一看，只见那人农民模样，就走过去亲切地问他：“年兄，看你是个穷人，为什么坐牢？”原来这个人叫程兆修，是靠抬轿过活的当地农民。警察嫌他把轿放在路中央，他要抬走又不让他抬走。他一怒之下，把警察摔倒了，于是就被关到这里来了。刘英问他“坐多少日子”？兆修告诉他四天。刘英就安慰他：“好讲，好讲，四天一下子就过去了。”吃饭时，刘英看到兆修没有吃，就主动叫兆修吃。有时买来香烟也整包掰开撒在桌子上给大家抽。程兆修他们看到刘英受了刑伤，还是那么豪爽乐观，非常钦佩。

    一次，有个胖子坐了黄包车来见刘英。一到，就在牢房附近摆了酒席，请刘英“赴宴”。刘英到了席前，见胖子面带三分笑，心想，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就抢先质问胖子：“你是哪部分的？”

    “我是省政府的厅长！”

    “厅长先生，要审我吗？”

    “不，咱们初次见面，随便聊聊！”

    “要审我，就是你们的省主席黄绍竑来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没有审我的资格！”

    “放屁！”胖子蓦地拍案大叫，“我枪毙你都有资格，你部下有多少人？”胖子的脸气得像猪肝。

    “哈哈，口气倒大，告诉你，我的部下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刘英背过脸不理胖子。胖子无可奈何，只得草草结束这堂审讯。

    同狱的难友听完这场审讯，对刘英更加尊敬了。只要刘英同志一开口，大家就围拢来听刘英讲革命道理。大家无不感到与刘英在一起，日子过得特别快。

    “年兄，你进来几天啦？”有一天，刘英同志突然问兆修，兆修答不出来。刘英笑眯眯地说：“七天了呢！你是四天班房呀！”

    给刘英一说，程兆修急起来了。忙问刘英：“怎么办呢？”

    “去闹，去向牢头闹，牢头替你报上去就好了。”

    “去闹？加重‘罪名’怎么办？”程兆修不敢闹，但他很相信刘英，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老老实实地等吗？哈，不用说四天，就是四十天、四百天也不会出去。你放心，只管去闹，期满不放，他们也是犯法的。”

    兆修听了刘英的话，果真去闹了。闹了一场后，牢头打了个电话，就把兆修放出去了。兆修多么想回去再同刘英同志会一会面啊，可是牢头不给兆修回去了。

    以上是刘英同志在狱中真实斗争生活的一个片段。

    刘英同志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像在浙南革命根据地那样与战友并肩战斗，但他没有一刻忘记革命、忘记人民。据敌伪资料档案记载，国民党顽固派后来为了防止他逃跑，在橙麓村程洪昌旅社楼上，专门制作了一个四面都用木柱栅结构严实的木笼子，将刘英转移到当时国民党省消防队和省警察大队侦辑队的驻地。刘英同志被关押在这里后，还被锁上了一副很重的脚镣，笼内摆放木床、木椅、三屉桌，木笼外挂桅灯一盏，看守任务由警察大队侦缉队承担，审讯和饮食均由中统局负责，不让任何人接触他。

    刘英在狱中穿的是长袍，神态自然，一身正气凛然。在关押期间，国民党曾从重庆派来一个特派员，找刘英谈话。刘英对那人说：“政治问题，你我都没有资格谈，请你的中央向我的中央去谈，我们要谈的话只能谈谈目前的生活问题。”据史料记载，中统局主任刘怡生也来找过刘英，说是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有电报来，要刘英表明态度。刘英说：“态度早已表明，还说什么呢？”拒绝透露党的任何机密。刘怡生只好将刘英的籍贯、年龄、出生、文化程度等作为谈话笔录，连同他的照片呈上了事。

    刘英被关押期间，仍不忘锻炼身体，每天打太极拳。他一刻也不忘记党的工作，秘密地做看守（年轻警察）的政治思想工作。受刘英的影响，看守鲁荣甫、任庚荣还帮刘英传递过消息。关押在程氏宗祠的中共衢属特委书记张贵卿，因组织部长姚祖培叛变而被捕。在去医务室寿山坑口治病的路上，他向关押刘英的窗口喊话。刘英得知张也被捕，曾托看守带信给张贵卿，嘱咐大家坚定立场，注意事态发展，并向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们问好。

    坚持信仰 英勇就义

    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从重庆发来急电：饬速处决刘英。刘怡生接电后，派陈家壁监刑，由省警察大队侦辑队执行。

    陈家壁带行动员单银昌等人同去，于5月18日天未亮时（当天清晨下小雨）从程洪昌旅社楼上将刘英同志提出，骗说日寇侵扰浙东，必须马上撤离方岩。出了牢房后，往方岩汽车站后面的山路走。山路越来越窄，来到程氏宗祠附近的山坡时，刘英同志心知有异，严厉地说：“有什么事，不妨直说，何必如此！”陈家壁怕刘英继续开口说话，急忙开枪，接着单银昌和侦辑队也陆续开枪，刘英同志慷慨就义。随后张贵卿也壮烈牺牲。

刘英当年穿过的衣服及用过的皮包和马灯

    1942年夏天，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作时事报告，其中讲到：刘英被国民党抓去，他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已遭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1945年6月初，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进入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议程。在华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代表团团长陈毅提议推荐几位在华东工作的领导同志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他激昂地说：“如果刘英健在，我将力保他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刘英虽已牺牲3年，但陈毅还记着他的优秀品质和对党的贡献。毛主席也曾深情地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会永远纪念他。

    重修烈士墓 英灵耀方岩

    刘英、张贵卿牺牲后，橙麓村的老百姓程修禄、黄荣法在就近山坡上挖了个坑，因一时找不到棺木，只好先把两具遗体土埋了。

    1943年夏，曾与张贵卿关押在一处的同牢难友程绍庭，考虑到将来党组织和家属会寻找刘英、张贵卿的下落，怕年久日长难辨认，就去坟上栽了一株扁柏树作为标志。

    1950年夏天，永康已解放，在程绍庭陪同下，县人民政府派员找到了刘英、张贵卿的墓地。1952年冬，永康县人民政府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款人民币800万元（折现币800元），决定建造刘英、张贵卿烈士墓。在区、乡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在舟山木坦定制了两具石棺，雇派溪村下店的吕守毅（俗名蓬头老毛）来择遗骸，然后择日重新落棺安葬。墓的式样由当时县工商联主委、民主人士童友虞设计，泥水匠系本县柏岩人黄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