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今天进入第三天…在湘西不起眼的通道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在召开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会议，史称“通道会议”…”①。

    八十七年前，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为了民族救亡，北上抗日，被逼踏上了艰难的远征。他们在血战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蒋介石的部队士气正旺，尾追甚急！在前有重兵围阻，后有狼兵穷追险境下，翻越老山界，从桂、湘边界来到了湘、桂、黔三省交界太平山下的通道县。他们在这里迎来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大考。

    通道，通道。红军下一步通往何处？道在何方？正处于年青成长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们，在这里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

    八十六年过去了。后人在苦苦思寻着与“通道转兵”会议有关的那山、那水、那人、那事到底在哪里？这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又给当下正在进行的党史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一、神秘的牙屯堡

    通道城——位于湘西南端通道县太平山下的牙屯堡镇。这里是真正意义上通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通道，是地地道道通往湘、桂、黔三省的一个通道。

    宋时，周士隆派人前往观察山川地势，发现牙屯堡正南约15公里处，有座与广西三江县交界的佛子坳关隘，主峰名叫“将军坡”，有将军坐守三关之意。关隘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坐守三省雄关之势。因此，早在清乾隆二十五年前，就在牙屯堡设“三省雄关衙府”和建有“三省雄关牌坊”并且建有“兵屯堡垒”军事设施，派兵把守。

    从这里向东可退到湖南绥宁、城步；向北可以进军湘西靖县、会同、洪江；向西则可以挺进贵州黎平、锦平；向南可退回广西三江、龙胜。这里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地，历史上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和“北据楚疆，南守越土”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据史料记载，“衙府”建于清代，是中央政府设置在接边地区，集行政、司法、治安管理等职能为一体的，三省边区合署自治机构，握有先斩后揍杀生权。府衙占地约十亩，府内有建筑八栋。四周围墙，墙厚三尺，墙高丈余。府衙门前九级台阶，宽两丈，正门两旁有石狮，衙门上方有“三省雄关衙门”六个大字，门前有卫兵把守。这座官府城池威严无比，影响很大。

    这里是三省交界之地。在外寨村口，至今还保存着两块古石碑，一块是清乾隆二十五年（距今260年）所立的“永定章程”石碑，碑文中有“称名雄关三省”地名来源重要信息；另一块是“断案章程”四方石碑。两块古石碑上均刻有“通道縣”三字。从碑文内容中得知：外寨村（也包括牙屯堡）所在地域，就是湘、桂、黔“三省”交通战略要塞之地。

    解放前，牙屯堡是个总地名，外寨是一个附属村。1951年8月以前，两村却分别隶属湘、黔两省管辖。村中一条“丁”字型街道穿城而过，街东是外寨为湖南通道县管辖，住着侗族；街西是牙屯堡为贵州黎平洪州分县管辖，住着汉族。

    这条街至今仍被人们神秘的称为“两省街”、“中英街”；村的西边有条河叫“吴总河”亦称“黎平河”，沿河而下50华里就是本县的通道老县城县溪；正南约10公里就是广西三江县林溪乡。

    故此，牙屯堡和外寨所在地，或叫“雄关三省”或叫“脚踏三省”或叫“鸡鸣三省”。

    民国时期，这里东邻湖南绥宁蓉江乡芙蓉、金殿、芋头；西贵州飞地的黄柏和本县播阳至贵州黎平洪州分县②；北邻本县的土溪乡；南靠广西三江和本县的独坡乡。

    解放前，与外寨一街之隔的牙屯堡，属贵州洪州分县飞地管辖，1951年划入通道县；1956年置牙屯堡乡，1996年5月合并团头乡为牙屯堡镇；2018年，外寨、牙屯堡、头所三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称名牙屯堡村。

    牙屯堡镇（俗称雄关镇）也因上述复杂的历史沿革而得名！

    当年红军长征所经地带，大多都是省区之间“三不管”的地带。牙屯堡这个“一脚踏三省”或叫“三不管”地带，正好处在湘、桂、黔三省交界复杂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上。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时，就是利用这一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矛盾关系，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历史遗迹。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著《红军长征史》第71页记载：“12月12日，中共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非常会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它为‘飞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第127页记载：“…12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场设在城外一个农民家的厢房里，因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所以不能在正堂里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时逢一个喜庆的日子。也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要从这里转弯。”

    又据（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17页记载：1984年4月18日，党史学家孙日昆采访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颕超，在谈到我党历史上的那次秘密而短暂的会议时，邓颕超亲自转告他说：“会议在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举行，周恩来在通道城主持召开了中革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家的厢房里举行，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

    周恩来回忆所指的“城外”，指的是“三省雄关衙府”之外；“一家农民的厢房”，指的是通道县外寨“土豪”吴文用三面土砖围墙老屋；“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指的是吴文用和他的新娘粟再栾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在举行结婚酒宴。

    十二月十二日的通道会议，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它与后来的12月18日贵州黎平会议、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贵州瓮安猴场会议，以及1月15日在遵义“柏公馆”举行的遵议会议，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通道会议是为后面三个重要会议胜利召开，奠定坚实基础。遵议会议是当时最重要的会议，四个会议共同完成了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攸关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重大任务。中国革命历史从这里开始了伟大转折！

    二、神奇的电令与路线

    田自保，生于1944年，1981年到通道县党史办工作，2004退休，2010年去世，享年66岁。生前研究红军长征过通道历史30年。

    他一生最得意的研究成果，是1984至1985两进中央档案馆，征集到了中央红军长征，进出通道的36份行军电令史料③。其中最神奇的“万万火急”西进电令，被他视为最珍贵的史料。因为这份电令填补了党史上一度认为“通道会议”是唯一一个没有召开时间和地点、没有会议程序和会议记录的历史“空白”，也为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认知。

    这份电令，实际上是一个精炼了通道会议时间、地点、决议、成果的综合性史料，是直接反映当时通道会议精神的历史性文献，实质是通道转兵。

    会议时间是十二月十二日；会议地点是牙屯堡外寨“一个农民的厢房里”；会议主题是“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会议决议是停止北上，改为西进贵州；会议规格是中革军委紧急扩大会议；参会人员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德等七人。会议主持是周恩来。

    会议由毛泽东发起，经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从翻越老山界进入广西龙胜、湖南绥宁、通道行进途中，以“担架上计谋”、“马背上的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找那个指挥员谈”，并经在绥宁、通道境内三处宿营，多次反复蹉商后形成共识，决定在通道“以开个会的形式，用党内民主集中制方式，来解决当前红军去向问题”。毛泽东不是形式上列席，而是主观上的出席了“通道会议”。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及进占黎平的部署④

    （万万火急）

    各军团、纵队首长（五、八军团互相抄送）：

    A.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继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但未证实。
    B.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如下：
    （一）一军团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战黎平；如尚在牙屯堡，则应进至洪州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须于12时前全部（离）开牙屯堡。其十五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部队加强侦察警戒。在十五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
    （二）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明日应以主力进至牙屯堡、团头、头所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其先头团或师应进至播阳所、黄垢地域，侦察部队则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三军团在长安堡、黄土塘地域应留下后卫部队，向陇城、林溪警戒，以保证主力通过。
    （三）军委一、二纵队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
    （四）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
    C.各军团依实际情况得变更其前进位置，但须严格遵守前进的主要路线及其分界线，以免障碍运动，并将部署电告。
    军委  十二日十九时半

    电令是通道会议后，十二月十三日军委关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的行动部署。电令首先通报了当时各军团敌我双方所面临的军事态势、军事情报、行军路线、所到地点和方位。然后部署全军进占黎平必须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和军纪铁侓。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中革军委野战司令部二局，破译了一份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密电，内容为在通道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军事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的军事情报。情报等级为“火急”。在得知湘敌十五、六倍合围红军，军情万分紧急情况下，于是，催生了以下电令指示：

    电令A点：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通报了这一敌情：“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继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也通报通道县北面有强敌：“主力向通道进逼”；南面有“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

    电文中提到了原通道境内的两个地名：右路的通道；左路的团头。两地中间地带的距离，在扣除缓冲间距外，也就是20公里地带。

    这就表明了处于中路行进的中央一、二纵队及军团直属部队，是在两地之间地带——牙屯堡地域，不是向北，而是向西转兵了。

    通道，即指紧靠靖县的通道县城县溪镇，地理位置在通道县北面。当时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正从北面的靖县向南面的通道压过来；

    团头，即指与广西三江县林溪乡交界的原通道县团头乡，地理位置在原通道县南面，当时桂敌拟从南面的林溪乡向北面的通道压过来。

    两地之间直线距离约为60华里。在扣除缓冲间距外，中央红军要在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的狭窄地带，转兵西进贵州抢占黎平城。这是一着险棋，是险像环生、绝处逢生的军事行动！

    电文虽然没有直接表明随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和随中央纵队（第二纵队）进入原通道县的具体位置，但从进入通道的宿营地、行军日期、所指地点、地理位置、当地文物、回忆记录等史料分析，以及电文中的B点和C点内容看，就知道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及中央领导，是继续西进，而不是北上。

    当时军情万分紧急，红军为了尽快跳出敌包围圈，西进的速度飞快，已经远远超出电文所指的地点。事实上中央一、二纵队及中央直属机关，以相继快速的于十二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分别西移到了牙屯堡、外寨一带地域宿营整休了。

    电令B点：是军委给左、中、右三路各军团下达行动任务。以确保中央一、二纵队及军团直属，在西进贵州和抢占黎平城任务的顺利完成的“规定动作”。

    B1：给右翼护卫下达任务指令：“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部署”、“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其十五师……” “应进至新厂、岩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                                                          
    B2:给左翼护卫下达任务指令：“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
    B3：给军委一、二纵队下达西进任务指令：“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
    B4：给五、八军团下达任务指令：“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这是明显的后卫变前卫，并且要赶（快）进（至）敌重兵压境的右翼土溪、元线地域，并指示：“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

    根据《朱德电令五、八军团行动部署》（1934年12月9日和10日）电令得知。这一部署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距牙屯堡以北约40华里，距靖县边界以南约50华里的土溪、元线地域，再增设两道防线，以确保中央一、二纵队及军团直属部队西进贵州，确保抢占黎平城军事行动的绝对顺利。

    电令电文中四次提到“牙屯堡”这个地名，也提到了以牙屯堡为中心，周围五公里范围内（如陇城、林溪、长安堡、黄土塘、团头、元线、播阳所、黄垢、洪州等）的地名。这一地带的这些地名，正是军委纵队和随中央纵队及军团直属所经地带。

    与这份神奇电令有关的，还有以下电令、电报史料：

    一军团（林聂并报朱）十二月十一来电：“一、九军团十一日继续西进之部署”。第（四）点：“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及一师今日经双江进到黎平六十里之牙屯堡宿营”⑤、一、九军团十二行动部署：乙、…“军团直属队后分部由金殿进到播阳所（四十五里），一师由牙屯堡进到洪洲河（五十里）；丙：据调查由金殿往到播阳所、洪洲到黎平共一百一十五里，牙屯堡往洪洲所到黎平二百里，由金殿往通道到黎平一百八十五里。”⑥；

    国民党胡羽高著《共匪西窜记》第七编：共匪西窜湘西受创之经过记载：“通道县长蒋嘯凡筱电：…有赤匪千余，分向四乡及牙屯堡方面逃窜…”、“…元日在岩门铺倒水界临口下乡、菁芜州…陶章两师，由牙屯堡双江口向湘黔边境追击”、“…追剿军总司令键筱亥电：十二月十一日，朱毛主匪窜菁芜州牙屯堡……匪先头分两（路）溃窜抵菁芜州牙屯堡”；

    1934年12月15日苏州日报载：“残匪现分二路逃窜，大股窜至下乡一带，一部至广南长安堡、双江口，窜抵牙屯堡…”

    敌我双方电文也多次提到“牙屯堡”这个地名！

    另据：《通道转兵史料汇编》第234页：“十二月十二日，中央一、二纵队分别从以上两地西进到芙容和金殿宿营。十二月十三日，中央一、二纵队从芙容、金殿出发，经牙屯堡、地阳坪进入播阳陈团、上寨等地，当晚宿营于播阳。…”

    又据时任一军团一师政委赖传珠（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赖传珠日记》第8页）：“…十一日：12时出发到达牙屯堡宿营（40里）。十二日：6时由牙屯堡出发…”。

    综合上述史料，足以证明：十二月十一、十二日两日，牙屯堡地带是军委一纵和中央二纵及军团直属宿营整休的重要地带。

    通道会议后，因十二日晚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了这份西进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抢占黎平城，打开入黔通道，而此前确定的北上靖州路线，在第二天（13日）上午，部队并未北上，而是西进播阳，直指贵州黎平方向，实施转兵了。

    三、神秘的吴文用老屋

    近年来社会上关于通道会议会址问题争得很凶，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即：

    牙屯堡外寨吴文用家老屋说；
    原绥宁县蓉江乡木林庵说；
    播阳白衣观说；
    通道（老县城）县溪镇恭城书院说。

    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后“红色旅游”兴盛的时期，关于“通道转兵会议会址”争论火热，各执一词，互不让步！如今中央又要建设红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了，加上党史教育活动的当下，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变得更加激烈了。

    关于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具体地点，各自争执的主要理由分别是：

    播阳白衣观说——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等人的长征日记都记载：军委一、二纵队1934年12月13日在播阳宿营。于是有转兵会议是在播阳所的白衣观召开说。

    芙蓉木林庵说——中共湖南省党史研究员夏远生认为：由于通道会议是一次临时动议而召集的紧急会议，前提条件是会议参加者能够相对集中、便于召集。而中央一、二纵队及中共中央负责人于十二日会集在芙蓉，有开会具备的条件。于是就有了芙蓉木林庵通道会议会址之一，而且是最有可能的一个会址说。
县溪镇的恭城书院说——是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逢先知、金冲及主编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一卷本记载：“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和陆定一在《长征大事记》里写道：（1934年）12月12日，晴，一军团主力经长古到新都，二师在通道县溪镇休整和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说，通道会议在山边的一座独立房子里召开的……因此，就有了通道会议是在通道县城（县溪镇），并且是在恭城书院召开说。

    通过十几年争论，县溪镇的恭城书院说首先被否定。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年只有一军团一部和九军团经过县溪，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其他部队没有进到县溪，因此不可能在县溪镇开会。

    从近几十年来所有最新解秘的官方史料、亲历者日记、回忆录、民间留传下来的故事及历史遗迹看，都找不到当年中央一纵、二纵及军团直属，从广西龙胜县的龙坪村、广南寨进入湖南通道流源、辰口后，由南向北进到老县城县溪的相关史料，特别是进到恭城书院开会的相关史料。

    历史就是历史。将史实上没有进到老县城县溪，牵强说成进到县溪，就造成这一重要线路的首头尾不能相连，就严重阻碍了当地政府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红色基因的传承利用工作。如“黎平会议纪念馆”的党史专家杨祖华所写《翘檐旧事》一书，在“通道会议会址”是否写在老县城县溪恭城书院问题上，就很犯纠结。因为中央一纵、二纵及军团直属机关的中央领导，确实没有进到县溪。

    时任毛主席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毛主席长征没有进通道城，离城还有四五十里路”（摘自1984年5月3日，刘毅辉、田自保在武汉小洪山将军楼18栋访陈老谈话记录，已经本人审阅 资料存通道县党史办）。时任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官伍修权也说: “一纵队是指挥机关，二纵队是随军委行动机关，我没有过县溪浮桥，在通道老县城召开通道会议是不可能的”（摘自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红军长征在怀化》第127页 1983年12月19日采访伍修权记录稿）。长征时担任红一军团十五师政委并从县溪路过的肖华将军，1976年2月26日，在关于中央红军进军贵州及黎平会议等问题给中共黎平县委宣传部的回信中说：“据我所知，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通道县城的只有一军团的第二师、第十五师和九军团主力，其他部队都没有进到通道县城。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第三、第五、第八军团大部分经播阳、洪州、中潮等地到黎平的。”（摘自田自保《也谈通道会议会址》一文第6页）。

    可见，把县溪恭城书院作为转兵会议会址，只是当地政府为了有意挖掘历史，打造“红色旅游”文化，想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暂用‘通道’”二字加以打造而已。事实上也是如此，强制认定并对外开放的“通道转兵纪念馆”里所有展板上，都没有具体标明当年中央军委及红章纵队、红星纵队到过县溪的线路图片及文字资料，也没有相对应的相关史料。原来馆中陈展与牙屯堡地域有直接关系的亲历者回忆、重要史料、历史文物、红色故事等，近年也被逐渐谈化取消或被其他史料所取代。

    其实，官方认定县溪恭城书院作为会议会址，是因1996年时还没有调查清楚，又要举办纪念活动了，迫于形势需要才急忙定下的。定后的八年内，因民间争得很凶，通道县党史办向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以文字资料作了汇报和反映， 2004年8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还复信通道县史志办：“暂用‘通道’而不具体点到某地，这样既不违背历史，又有利于安定团结”⑦.从那时起也只是“暂用‘通道’而没有看到上级党史部门的论定行文。

    靖县治地渠阳镇距通道县溪镇40公里，其最南端的横江桥镇距县溪镇仅20公里。靖县1959年曾与通道县合治，县治迁入县溪。1961年复置靖县，治地渠阳镇。这一历史说明什么呢？通道县溪距靖县很近！近到可听到敌炮声，近到敌可在半小时内，从阵地上向南杀过来合围红军主力。

    将县溪恭城书院作为会议会址，是很不现实的，其主要原因是距敌几十万大军阵地太近了，是敌炮火复盖范围。从另外一角度看，是对当年中央集体领导的不敬。当年参加“通道转兵”会议的中央领导人，都是“科班出身”的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在三万多红军将士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要跳出敌人包围圈，甩开强敌，化险为夷，他们会犯低级的军事指挥错误，由南到北，舍近求远多走上百公里，到县溪恭城书院去开会？

    当时敌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数十万国民党兵，并且是半月前刚刚在湘江战役最能打，士气正旺的湘军，早已抢先在通道以北的靖县构筑工事，进入阵地张网以待，一个比湘江战役更凶险的危局（口袋阵）在等着红军降临。从靖县横江桥镇到通道县溪镇仅20公里，在县溪北面约10公里处，还有江口界和凶涌的渠水河两道天然屏障。假如一旦发现红军主力，敌军向南推进，老城县溪就在山地榴弹炮19千米有效射程内。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一旦发生交战，红军的命运如何，可想而知。

    假设中革军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是在县溪恭城书院召开“通道会议”，那么第二天，周恩来要从县溪爬山涉水，向南行走50至60华里，到渠水河畔牙屯堡的周家祠堂，向红一军团一师肖锋部亲自指挥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朱德总司令也从县溪赶到牙屯堡的茶林山上，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民族政策报告？军事顾问李德也跑到牙屯堡的十二盘山去摔马？他们都是“通道会议”的参与者，在军情万分紧急情况下，显然不可能从县溪赶到牙屯堡去工作？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

    在通道流源村杨昌斌房子楼下的红军长征展馆墙上，有一张中央一纵从广西龙坪到流源，再从流源到县溪的行进线路图，是不真实的，也是为了打造通道“红色旅游”的需要，县某部门要求画的。不能自圆其说！

    播阳白衣观，芙蓉木林庵虽是中央红军一、二纵队所到和宿营过的地方，都有可能是转兵会议召开地，但会址之说，也先后被否定。理由是两地迄今为止，都拿不出详实的证据史料！包括诸多长征日记、亲历者回忆录，电令电报史料等也多是一些含糊其辞的、大概性、推理性。

    推翻播阳白衣观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军委一、二纵队到达播阳宿营的时间是1934年12月13日，而西进电令是“12月12日19时半”发出的。从行进时间上没有先发转兵电令，然后再召开转兵会议这种本末倒置的逻辑，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推翻芙蓉木林庵说的理由更加充分：首先这一说法是个弥天大谎！就1934年的《中国分省地图》来看，当时的芙蓉隶属于湖南省绥宁县容江乡。

    其次根据江泽民题词《铁流万里》第6卷154页：“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逗留一天，中央军委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地点是在城外一户农民的厢房里，当时这家人正在办喜事，红军首长给他们送了一份不薄的贺礼，因此受到了主人的殷勤款待，‘会议伙食’还是不错的”。根据邓颖超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⑧。

    再次，根据《康克清回忆录》第76页：“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

    如果转兵会议是在芙蓉木林庵内召开的，那就是“绥宁转兵”，从而否定了长征亲历者周恩来及夫人邓颖超的“通道会议”和“通道城外”的说法了。

    三是木林庵是建在山上一座冷浸的庵堂。这一带的侗汉苗瑶等少数民族，从来没有到庵堂、道观、书院结婚办酒、举行婚礼的习俗，在木林庵（也包括县溪恭城书院和白衣观）开会说，显得很荒唐、很牵强、很不附合情理。

    四是从地理地标上看，康克清回忆的“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其地理位置落在牙屯堡外寨，比芙容木林庵更确切。

    五是从当年发生的“民夫送红”、行军日记、红色故事、红军幸存者、牺牲淹埋无名烈士墓等资料看，都集中的这一条线上（如芋头村民杨再能两次“送红”当向导，翻越太平山到外寨牙屯堡），从则面也佐证了这一路线与会址相印证；

    六是33年后的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按解放军编制组队，搞大串联时，他们高举“沿着毛主席长征的路线走！”的旗帜，也是走的这条路线。当年每天几百人的队伍，在翻越太平山后到牙屯堡公社食堂就餐。红军幸存者红一军团战士吴光明，在牙屯堡公社食堂做饭，还给他们讲述红军长征在牙屯堡外寨宿营的故事。时任公社书记吴安元，还组织串联队伍到牙屯堡“万丈冲林场”，造“红军长征纪念林”。

    七是从文物史证、历史疆界、流传故事、领导人工作过的地点看，都难找到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是在芙蓉木林庵内召开的。

    其实，最初产生转兵会议会址争议的，只有牙屯堡外寨吴文用家老屋，芙蓉的木林庵和播阳所的白衣观三个地方。县溪镇恭城书院之说，是在芙蓉木林庵和播阳白衣观两地相继被否定后，通道县从“打造红色旅游”的角度考虑，才提出来的。

    揍巧的是1996年牙屯堡外寨，将数十年收集的相关证据史料，报送到通道县党史办后，被当年7月4日的一场特大“洪灾”毁了。外寨因“拿不出可靠证据”了，随后就被否决了，并被人以假乱真，假上加假，加以利用了。

    时间到了2007年后，通道县为了打造“红色旅游”、争取“百万游客进侗乡”，在“一书一电影”（指《通道转兵》一书及电影）成功杀青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政府部门、个别党史专家、官方媒体等也信以为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

    其实，在网络时代只要百度搜索，点击“牙屯堡外寨与通道转兵”等，海量彼有争议的文章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