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到清末民初，中国屡屡败于西方列强，面临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追求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成为近代百年中国的历史主题。罗荣桓同志，就出生于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听闻、目睹、切身感受到落后挨打的国家处境后，他几经思考和探索，最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为百姓谋幸福”的不凡征程。但是这一初心的形成，有两个方面：一是初心之识，即了解到国家的亡国危急，而表现出救国之心和探索之行；二是初心之择，即历经思考和探索后，在对比中笃定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领导者和指引。下面，我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罗荣桓初心的形成。

    1902年11月，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于衡东县）。这正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第二年，中国已经沦落到近代历史的谷底。这个时期，由于救国的紧迫性，无论私塾还是稍后的新学堂，都关注起时局的变化，各种救国的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私塾、学堂形成了关注、宣传危局与救亡之术的重要舆论场。罗荣桓同志懂得危局在即，形成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与他的求学经历密不可分。

    1910年，8岁的罗荣桓被送到私塾求学，这成为他耳闻国事的开始。辛亥鼎革之后，传统《三字经》因应国势的变化而修改，增添了“同光后，宣统弱；我中国，地日削”等内容。罗荣桓读到这些文字后，逐渐了解到中国江河日下的颓势。这时他年岁尚小，且私塾教育注重传统知识的传递，所以他对时局严峻性的认识比较浅显。进入罗氏岳英小学之后，学科门类及知识范围的扩大，校长罗炳文对爱国主义思想的有意灌输，使罗荣桓对国家遭受的侵略有了更形象的认识。在地理课上，他发现中国地形宛如一片时时遭受蚕食的桑叶；有时又像一块糕饼，列强正环伺于周围，随时准备扑将上来，豆剖瓜分。国难思良将，时局如斯，使他情不自禁想起了古往今来的那些奋起于危难之际的忠志之士，苏武、班超、祖逖、岳飞，乃至为维新变法慷慨就义的谭嗣同等，都成为他非常仰慕的对象。思想精神上，他倾慕良将救国；读书作文上，他在《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文中，颂扬大禹，以之自勉自励，为救国救民做一番事业。这样，在学校和罗炳文校长的影响下，罗荣桓在毕业时，虽然年仅十五岁，但已经开始关心起了国家大事。这是他初心之识的重要开端。

    1919年夏，罗荣桓进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前身即谊群补习学校）。这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反帝反封建宣传此起彼伏，这使他进一步感到救国的时代脉搏。同时，救国思潮多如牛毛。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立足于渐进改造中国的温和思潮，风行一时。这些救国思潮启发了罗荣桓，开阔了他的视野，成为他救国的尝试手段。同时，他又参与驱张等运动，因而在救国救民问题上，已越出书本上的认知和感观，开始起而行，呈现出参与性和探索性的特点。这是他为救国救民对各种思潮进行思考、甄别的重要开端，表现出相当的行动自觉。

    1919年12月，张敬尧悍然镇压学生和工人举行的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引发了长沙各界联合驱张的运动。罗荣桓积极投入到抵制日货和驱张的罢课行动，第一次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礼。因为长沙新思潮和学生社团的影响，罗荣桓开始自觉地组织社团，开展进步活动。1921年暑假，他模仿长沙学生联合会，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在南湾街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他被公推为会长。这个联合会有一个十六字宗旨，即“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宗旨表明，罗荣桓希望从改造社会着手，来实现救国的目标。这个初步，甚至初浅的想法，虽然并未能结出胜利花果，但是它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乡村改造运动，都有立足于社会的考量，都是一种救国的改良手段。这是罗荣桓为实现救国救民目标进行的第一次探索尝试。

    同时，罗荣桓还尝试教育救国。在他的倡导下，土梦学友联合会，效仿长沙的平民补习学校，决定大力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为此，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教室，创办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程。罗荣桓更是亲自担任算术教师。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受到了当地农民的欢迎。

    这些尝试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制约，都没能继续坚持下去，与积重难返的国难相比更是显得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触及当时制度的瓶颈，难以收到救国的效果。其价值在于锻炼了罗荣桓的社会活动能力，为大革命时期南湾地区的农民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罗荣桓的探索，不仅仅在于尝试什么思潮，还在于对一些思潮是否利于救国作出甄别。1923年下半年，罗荣桓来到北京，那时的军阀，常常打出“联省自治”之名，阴行“割据”之实。湖南反动政客易家樾向罗荣桓等学生大肆鼓吹、兜售“联省自治”主张，企图为赵恒惕割据湖南张目，罗荣桓等学生深知“联省自治”于军阀大利，于国家大害，因而群起反对，骂走了易家樾。对于这种不切实际的救国主张，罗荣桓等保持了高度的警惕。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北京，鼓吹用仁爱来消除“人世间愁苦不平之气”。参与欢迎泰戈尔晚会的罗荣桓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仅仅凭借“东方文明”的仁爱，是不能富国强兵和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两件事例说明，在救国救民的时代大潮下，罗荣桓的探索，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这种既探索，又甄别的精神，源自罗荣桓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这种赤诚之心越是强烈，罗荣桓对国难和危国之事，就越发敏感，甚至无法安静下来读书。

    1924年夏，罗荣桓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预科。1925年清明节后，罗荣桓和同学到学校后面的汇泉山散步，欣赏樱花。满山的游人，竟然多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携带留声机、照相机和美味佳肴来到山上，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尽情欢乐，俨然山东就是他们的国土。相反，路上却见不到几个中国人，即使有，也是很寒碜地避在路旁。鲜明的对比，极大刺激了罗荣桓的民族自尊心。樱花虽美，却让他们感到盛气凌人，公园虽坐落在中国国土，但罗荣桓等学生却仿佛身在异国他乡。他心情沉闷，步伐沉重，毅然表示，“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樱花了。”

    与欣赏樱花相比，更让他们敏感的是参观日本军舰。日本主力舰队“比睿”号访问青岛，邀请青大师生登舰参观，以炫耀武力。罗荣桓与同学登舰后，看到穿得笔挺的水兵不时向中国人投射出鄙夷的目光。整个参观过程，他们真切地感到了中日海军的巨大差距，无不感到沉闷、压抑。这场参观引发了他们的议论纷纷。有的摇头皱眉说，“看看那日本军舰，在中国领水到处游弋，如入无人之境。国家前途实在是不堪设想。”罗荣桓也感慨道：“中国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应当有强大的海军。”但是，如何才能有强大的海军？罗荣桓却答不出来。海军依赖强大的工业，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于是，他们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尝试。

    他们组织了一个“三民实业社”，以入股的形式，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还聘请了一位技师，负责筹办。该社很快生产出了纱布、药棉、墨水、肥皂、蜡烛等日用品。罗荣桓喜笑颜开，立即给南湾老家寄送了一大包肥皂，并要求家人不要再叫它洋碱，应叫它肥皂，是我们中国自己制造的肥皂。产品虽小，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罗荣桓对产品名称的取舍，所流露出的真挚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救国情怀。然而，在民族资本都难以与实力雄厚的外国垄断资本一较高下的大时代下，他们兴办起来的小小手工作坊，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不到一年，“三民实业社”就维持不下了，入股的本钱也没能收回。

    自从在岳英小学，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后，罗荣桓为了救国强国，进行了不少尝试和探索：19岁时组织“土梦学友联合会”，从事社会改造和教育救国；22岁时组织“三民实业社”，立志实业救国；期间，又对“联省自治”和泰戈尔的“仁爱”思潮进行甄别。这些探索虽然开拓了他的视野、锻炼了他的才能，但是没有能够成为他笃定的救国良药和方向。只有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特别是“五卅运动”的开展，五四时期“内除国贼，外争国权”的诉求一变而为“扫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喊出了国人久积于心却又言难表达的想法，革命的时代大潮才使罗荣桓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救国的希望和力量所在。他救国救民的初心才终于有了坚定的思想指引归属。

    “五卅运动”爆发后，青岛大学学生积极响应反日活动，组织学生会罢课，罗荣桓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他毅然肩负起了讲演和演剧组的工作，白天带领着讲演队到街头巷尾散发传单、小报，演讲“青沪惨案”情况，募集救济金，慰问死难者家属，晚上又参加演剧队的工作。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表现出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出色的组织工作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和尊敬。运动结束后，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成为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话题，在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走不通的情况下，“五卅运动”潜移默化地为他注入了点滴的革命血液。

    罗荣桓与同学反复讨论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原本想要当建筑师、实现科学救国的他却说：“现在看起来，首先要跟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经过数次探索的他，已经认识到不能再用以往温和的改良手段，去实现救国救民的目标，而要采取搏斗的方式。加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五卅等群众运动中，组织群众，释放出巨大的社会力量，使他耳目一新，他因而对革命及革命的指导者政党产生了兴趣。他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把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有必要的。”